https://tfai.openmuseum.tw/muse/exhibition/6df28e692719afd82ecc8f8017ce3baf
前言
1960年代，发生许多台湾电影史上的大事，举凡两年前才度过一甲子生日的金马奖创立、
1963年《梁山伯与祝英台》在台票房炫风、1964年中影推出《蚵女》打响健康写实路线等
，这些都是台湾电影史上绕不开的重大节点。然而有一件大事，不能说完全不被提及，但
往往是简单带过，相关资料甚少，那就是1964年台湾首次主办国际影展——第11届亚洲影
展。
亚洲影展（简称亚展），就是至今还存在的亚太影展。尽管如今亚太影展的声势江河日下
，甚至多次因资金不足停办，不过在50、60年代，它曾被誉为“亚洲的奥斯卡”或“亚洲
的坎城影展”，是当时最重要的泛亚洲电影产业组织。
一场电影业界活动，放在彼时冷战脉络下，有何值得回望之处？对于当时财力有限、电影
制作尚在起步的台湾来说，为何会扛起主办大任？又如何因应首次主办国际影展的挑战？
而举办国际影展，对于当时也正在蜕变中的台湾电影产业，可能有何影响？
面对有限的现存资料，本展览试图汇整政府档案、文献、报章书籍等四散遗痕，梳理亚洲
影展自1953年成立至1964年台湾主办的来龙去脉。在台湾与亚洲影展之间，绵亘一条情绪
跌宕、峰回路转的情节线，从不得不参加的吊诡情境，并因《养女湖》事件变成奇耻大辱
，直到随着主办一事化为国家骄傲，最终却又因突如其来的神冈空难，让期待殒坠为叹息
，并在台湾电影史留下“假如空难没发生，台湾电影产业会如何发展”的未解悬念。
亚洲影展如何开始？
六十多年前的影展是影迷飨宴、高峰会、盟国橱窗？
在正式介绍亚洲影展之前，先来厘清六十多年前的“影展”与今日的差异。
影展大致分为“竞赛”和“观摩”两类。竞赛影展主要为电影业界切磋、交流与交易的平
台；观摩影展则服务观众，让影迷欣赏各国作品。大家熟悉的坎城、柏林、威尼斯等国际
影展以竞赛为主，现场一般观众不多。而台湾的金马影展则两者兼具，竞赛部筹办金马奖
的竞赛和颁奖典礼，影展部则负责规划影展内容。
亚洲影展基本上是纯竞赛性质，可视为“亚洲各地电影大咖的联盟高峰会”。特别的是，
不同于大多数影展只在单一城市或国家内举办，亚洲影展采取巡回制，每年由不同的会员
国主办，且不得连续两届由同一个国家承办。作东的举办方式提升了交流的机会，但也让
台湾困扰，那就是每年都要烦恼：“如果下届由亲共国家主办，该怎么办？”
当代影展多是由“策展人”、“选片人”或“影展总监”等角色负责选片，这是受“电影
作者论”观念兴起，电影作为艺术之地位确立后，才渐渐普及的思维。但在此之前的影展
，通常是先确定想邀请哪些国家参展，才发出邀请函，收到影片后再评估是否放映。外交
关系与所属阵营，是不可忽视的一环，影展宛如“展示国家友好关系的橱窗”。不过，若
因此认为过去的影展充满政治和外交，而当代则更尊重文化自由，其实也不尽然。政治与
专业，向来无法一刀两切，而且还有一个不得不考量的“商业”因素。这三者之间的拉扯
，不仅贯穿各大影展史，也影响着亚洲影展与台湾之间的关联。
永田雅一vs亚洲基金会
1953年5月，日本大映公司社长永田雅一与亚洲基金会（The Asia Foundation）的两位美
国官员会面，提出了成立东南亚电影制片人联盟（Motion Picture Producers in
Southeast Asia，FPA，后更名为“亚洲电影制片人联盟”，也曾被译为 “亚洲电影制片
人协会”）和东南亚影展（亚洲影展的最初名称，第4届起更名为亚洲影展）的构想。双
方一拍即合，成为亚洲影展创设契机。
亚洲基金会表面上是美方在亚洲推广文化与教育的非营利组织，实际上则由美国中央情报
局（CIA）资助，旨在透过文化手段削弱反美亲共势力。那么，为什么亚洲基金会会支持
永田雅一创办亚洲影展呢？或许因为他是当时日本电影界少数的反共人士，再加上他制作
的《罗生门》获得了威尼斯金狮奖和奥斯卡荣誉奖（即今最佳国际影片），堪称此时亚洲
电影业界最有权势的高层人物，因此被美方视为建立反共阵线的理想合作对象。
永田是否有坚定的政治立场难以断定，但他无疑很有生意头脑，成立跨区联盟与影展，不
仅有助于大映打通邻近市场，还能进一步进军好莱坞。提议成功后，永田展开环亚游说之
旅，拜访马来西亚／新加坡的邵逸夫、陆运涛等亚洲影业巨头，并吸引了印尼、菲律宾、
泰国等国电影大亨加入。各国参加的动机虽然不同，但都希望达成三个目的：共同制作电
影、提升技术、市场外销。当时，除了日本能驾驭彩色技术之外，亚洲多数国家仍在拍摄
黑白标准银幕，对技术升级的渴望非常强烈，这也是各国加入联盟的主要原因。
台湾与历届亚洲影展纠葛
台湾最初参加缘由
等等，那台湾呢？永田雅一当然没有漏掉台湾。
1953年7月19日，永田来台拜访当时三大公营片厂之一农业教育电影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农教，中央电影公司的前身）总经理李叶，邀请他参加同年11月在马尼拉举办的东南亚电
影制片人联盟第一次章程会议。
此时台湾民营拍台语片风潮未至，公营片厂年产仅两三部剧情片，无论是环境还是技术都
不成熟。李叶有意出席。然而，当时政府以“反共抗俄总动员”为首要任务，反共抗俄总
动员委员会文化组认为该活动与“反共抗俄”无关，只派了两名外交部驻馆人员作为观察
员列席。
没想到在会议上，印尼代表对“东南亚”的定义提出质疑，挑明北韩、缅甸、越南、印度
、巴基斯坦等其他国家，甚至如“有制片前途的共产中国”均应邀请，否则也应排除“自
由中国”参加。此话一出，立即触发台湾政府的反共雷达。参与与否，似乎从电影盛事转
变为政治事件。在场的菲律宾、泰国与会代表均表达希望台湾加入，“以免反共国家在联
盟中感到孤单”。日本更在签署会章时，将未到场的台湾列为7个发起国之一，留下空位
，待回心转意补签。
没有“不参加自由”的自由中国
消息传回，反共抗俄总动员委员会文化组仍决议抵制，认为汉贼不同桌。但从公文往返来
看，新闻局、外交部与负责文化监控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四组，都认为事态严重支持参
与，若不加入共产份子将可能控制组织。就连亚洲基金会台北分会也促请台湾参与，整起
事件显得势在必行。
1954年春季，行政院新闻局集结三大公营片厂农教、中制、台制磋商成立制片人协会，再
邀民营影业与香港在台登记影业会商，最后决定以“阻止共匪入会”为参加目的，推举农
教与香港永华影业为代表，成为东南亚电影制片人联盟发起国之一。
台湾vs亚洲影展——是政治还是不政治？
往后几年，台湾参加亚展除了电影交流，还肩负防堵亲共势力渗入的任务，设法阻挡印尼
主办。
为何如此视印尼为眼中钉？主要源于当时台湾认定印尼总统苏卡诺的立场亲共，以及印尼
屡次提议让缅甸、越南、印度等亲共国加入，甚至积极争取主办！种种行径让台湾政府深
感不安，得出“倘若由印尼主办，后果必然不可想像”判断。查阅50年代的参展报告书，
屡见“恐亲共之印尼争取主办”等警语。荒谬的是，台湾不愿印尼主办，其他会员国多次
提议由台湾主办，但我们总因“考量经济能力与随时准备反攻（大陆）关系”而拼命闪避
。
然而，亚洲影展真的那么政治化吗？
回到东南亚电影制片人联盟首次章程会议，永田雅一与菲律宾代表提出“主题违反民主原
则的影片”不得参展，却遭到印尼反对，香港代表基于当地左右派片厂共存的状况，表达
不管是民主或共产，任何政治与意识形态宣传片都不得参加，提议将裁量权交给评审。香
港的建议获得多数支持。
讽刺的是，台湾派出剧情片《军中芳草》与纪录片《奔向自由》参展，都被评审认定宣传
意味太浓厚，不予评审，成为此提案的首批淘汰者。尽管如此，《军中芳草》乘亚展之便
，得以在日本戏院公开上映，成为首部在日公映的台湾剧情片，仍是美事一桩。
《养女湖》事件：耻辱是重生的开始？
《军中芳草》与《奔向自由》虽遭评审打枪，但未被大肆报导。
到了1957年第4届亚洲影展，中影凭借《锦绣前程》（1956）让香港演员陈燕燕获得最佳
女配角，这是台湾制作的剧情片首次获奖。但国内注目焦点反而是中制厂的《养女湖》（
1957），让台湾电影技不如人的议题彻底炸开。
《中华日报》报导说“《养女湖》已被国际人士列为‘难以忍受’的影片，并纷纷作为谈
论重心，却是不争的事实。据我们得自东京友人的航信，听说《养女湖》已被亚洲各国的
裁判员，评为艺术和技术水准最劣的影片，在参加比赛的45部亚洲各国影片中，获得最低
的分数，各国裁判员并对此片之竟能获选参加国际性影展，感到极度的诧异。”《自立晚
报》接着补刀追究责任，甚至揶揄该片将荣获“最大勇气奖”。
尽管《养女湖》最终未获任何奖项，但这一事件暴露了台湾电影制片实力的不足，无法与
国际影片竞争，让国家颜面尽失，国民自尊心受损。
风波过后，兼任《养女湖》摄影师的中制厂厂长张进德离职。中影总经理李叶提交“目前
我国电影事业之落后原因”报告书，指出台湾人才培养困难、器材购置不易，以及市场狭
小的三大难处。一个月后，政府内部提议合并中影、中制和台制三家制片厂，以提升电影
制片能力。但此计画最终因李叶在“最近一年来电影事业”调查报告中，表明三厂各有其
功能，且隶属不同，难以整合而落幕。
自此，政府祭出更严厉的审片把关，并强烈期盼提升电影制作的品质。以摄制剧情片为主
的中影，无形中被赋予了更沉重的责任与压力，必须在每届亚洲影展拿出“水准像样”剧
情片，力求获奖，为台湾争得一口艺术气。
从开支看台湾参展
拍片花钱，参展也花钱
中影自1959年起，每部参展影片都以大制作，甚至企图挑战彩色片为目标，几乎所有精力
都投入到参展影片。首次获奖的《锦绣前程》据闻拍摄费用高达新台币60万元。在被赋予
重任的情况下，电影的制作成本只有增长、没有减少。《悬崖》（1959）、《天伦泪》（
1960）、《音容劫》（1961）等黑白片的成本都在70万到80万元之间。而同时期一部台语
片的制作费仅约30万元，差异由此可见。
不仅拍片要花钱，参展的开支也相当可观。首先，会员国每年必须缴交超过美金2,500元
（约新台币10万元）作为常年会费以及召开大会和影展等费用；其次，交通、住宿、伙食
、治装和宣传等费用更是一大负担，尤其出国人数一增加，主办地点一远，花费更是惊人
。因此，台湾经常寻找当地华侨或外交驻馆人员担任其中一名影展评审，以期节省开支。
从参展报告书和主计处资料显示，台湾参加每届亚洲影展需花费新台币20万至30万元。李
叶在1954年参加首届影展后，在报告书中表示：“共用去美金三千余元，政府仅拨发美金
数百元，彼个人损失颇大，第二届影展在新加坡举行，彼估计约需美金六千元。故彼认为
我似不必参加该协会为会员，且并不必参加第二届影展。”尽管如此，参加与否不仅关乎
国家颜面，还得防范印尼来乱，因此政府始终要求派员参加。
补助被砍，没钱参展，更没钱办展
这笔庞大的参展费用该从哪里支出呢？第1届至第7届均由政府透过美援补助参展单位美金
5,000元（约新台币20万元）。随着亚洲影展的影响力日益衰微，美方预计停止美援补助
。到1961年第8届时，政府将补助减至美金2,000元，并计划在第9届停止补助，对于新闻
局为中影申请的美金2,000元补助公文，回应为“不再置议”，要求中影自行想办法。
面对如此庞大的开支，中影以参展不仅是国家参与国际文化的象征，还能防止共匪渗透。
如果突然放弃参加，势必引起亚洲各国对台湾的误解等理由，再次请示上级同意，终于获
得政府以“其他补助费”额外动支美金2,000元。
拍片和参展都需要钱，举办一场国际性影展的费用更是惊人。1954年首届主办国日本总共
花费了美金4万多元；第3届在香港举办时，花费港币约1万4千多元；第4届再次由日本主
办，预算约日币850万元。换算下来，第3、4届主办都花费将近美金2万5千元，也就是说
在1950年代中至末，举办一次亚洲影展大约需要新台币100万元。
对于仍在基础建设重建且高度仰赖美援的台湾来说，这笔费用无疑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因
此在决定下届主办国时，总设法拖延推诿。
不得不接下第10届主办
该来的避不了？！
1962年5月，韩国在汉城举行第9届亚洲影展。此前，新闻曾报导香港、印尼、菲律宾、新
加坡和马来西亚因花费过高却毫无收获，希望不要再举办影展。泰国已连续三届未参加，
印尼也缺席本届影展，亚洲影展至今已略显疲态。中影总经理李洁在出发前收到政府指示
：“我政府财力困难，不宜主动争取主办第十届亚洲影展。”岂料日本却提出下届影展应
由未曾主办过的会员国举行，即台湾或印尼。韩国力主台湾，其他会员国纷纷附和，印尼
又因缺席无法争抢，眼看大局将定，这下该怎么办？
李洁迅速发电报请示，但政府消极回应：“明年亚洲影展以能在日本举行最佳，否则可同
意在我国举办。”然而，要说服日本与其他会员回心转意何其困难，最终台湾还是接下第
10届亚洲影展的主办，甚至负责拍摄亚洲影展十周年的集锦影片。
终告失败的第10届亚展筹备
这是台湾首次筹办国际影展，无论是筹备时程、经费，还是交通与住宿等资源，都面临艰
巨的挑战。
第9届亚洲影展结束后，李洁立刻提出多项急需解决的问题。他以汉城为例，指出影展若
能在交通便利、旅馆设施完善的大城市举行，筹备工作将更省时省力。每届影展大约会有
一、两百位外宾莅临，但台北的交通和旅馆设施尚未完善，台北圆山饭店最富丽堂皇的“
麒麟厅”仍在建设中，根本无法以高规格接待重要贵宾。何况韩国政府还补助美金5万元
来筹办，台湾更需政府全力支持，不仅应尽快决定执行委员会的人选，身为主办国也不能
再像过去只派一部剧情片参展。为了维护国家形象，参展影片的质与量都必须同步提升。
然而，这些问题在之后几次的“亚洲影展辅导小组会议”几乎没有进展。进度迟缓，资金
不见踪影，失败几乎成为定局。
此外，外界对我国参展影片的水准深感忧虑。以制作新闻片为主的台制厂在此际涉足剧情
片，完成了首部彩色电影《吴凤》（1962），被视为最具竞争力的作品（《吴凤》后来并
未参加亚洲影展，推测或应已洽谈在日本上映，无需通过亚洲影展进入邻近市场，因此保
留了首映权，以便抢占欧美更大的市场）。相较之下，负责筹备影展的中影却蜡烛两头烧
：一方面与日本合作的《秦始皇》（1962）和《金门湾风云》（1962）费时耗资，另一方
面，计划与中制厂合拍的《双城复国记》又多番生变，导致时间和经费不足。
事态发展到11月，经中影董事长兼第10届亚洲影展执行委员会主席蔡孟坚多方斡旋，原定
主办第11届的日本同意互换举办，这才将在国内进展龟速的烫手山芋成功甩锅，让台湾换
得一年喘息。中影也赶在12月决定改拍轻成本的《薇薇的周记》参展，暂时解除危机。
筹办第11届亚洲影展
自信满满的新开始！龚弘上任，守住亚展主办权
或许是筹办与制片皆力有未逮，1963年3月下旬中影董事会改组，蔡孟坚和李洁双双下台
，由来自新闻局的沈剑虹和龚弘接任董事长与总经理。龚弘上任后的首要任务便是参加第
10届亚洲影展，并在会议中阻止印尼夺下隔年主办权。
依照与日本的协议，明年亚洲影展理应由台湾主办，然而印尼却临时以台湾旅舍不足为由
争取主办，甚至以参加亚非影展、退出亚洲电影制片人联盟要挟。1963年4月24日《联合
报》记者姚凤磐以一篇专访〈龚弘是怎样打赢了这一仗的〉介绍了事件的经过。龚弘以流
利的英文及高明的谈判技巧，坚守上届决议的法律程序优势，并强调“影展应以艺术为主
，不应被政治意识干扰”，成功瓦解印尼的政治威胁。在休会期间，他更积极与各国代表
沟通，使印尼难以如愿，最终维持原本决议。
龚弘的风光胜仗，背后是否有官方支持呢？龚弘曾透露4月12日赴日前，他在沈剑虹陪同
下晋见行政院长陈诚，并获得指示可以承办。有趣的是，这件事可能在最后一刻才有了转
弯。从“我是否主办第十一届亚洲影展事”的外交部签呈来看，4月6日仍写如无充分准备
，应设法让其他友好国家主办，并且提到沈剑虹与龚弘也持相同看法。直到4月11日，签
呈才批示“审慎考虑，请传至院核示”，并在隔天补充“此事龚弘经理已面报院长，可由
我出面主办”。从这些时间点来看，龚弘应该是在出国前一天才亲自见到院长，压线获准
！因此，官方的态度似乎也并非完全一致。
不过，龚弘在1962年刚办过首届金马奖，有筹备大型活动的经验，对在台北主办影展充满
信心，认为规模绝不输日本。他迅速成立指导小组，决议设立“第11届亚洲影展筹备委员
会”，并列出执行委员会的工作组织图和影展表定日程，还根据各项支出预估所需经费。
同时决定：“（经费）来源除报请政府酌予补助外，其余应由民间团体自行筹措，或可请
政府拨发日片配额一部，及由各戏院影片商等有关团体捐助，由筹备委员会成立财务小组
研讨筹措办法”。
筹委会组织运作：组成、经费、收支平衡
1963年10月12日，筹委会正式成立，通过组织规程，推选龚弘为主席。龚弘早期的访谈曾
提及，筹委会由制片、影片及戏院公会等共14个单位组成，成员不完全来自政府或中影。
如秘书处秘书长由曾留美深造的中央社资深记者张任飞担任。祕书处下设有五个组别：总
务组、接待组、主计组、议事组及新闻组。由于预计将有250至300名各国代表莅临，接待
组成员人数自然最多。
筹委会成立时，经费由原先预定的新台币130万元调整为140万元，其中政府补助80万元，
其余则由专门的筹款小组“财务策员会”筹措。财务策员会由中影总经理李叶担任召集人
，其他委员为台湾省电影制片厂厂长龙芳、国际电影公司总经理夏维堂、明华影业兼东南
影业社的黄铭，及中影台北大世界戏院经理上官业传。
经费支出包含：收寄影片（关费、运费、保险）、评审与公映（场地租金）、会议与宴会
（开闭幕宴会、会议费用、余兴费用）、接待（各交通工具）、宣传（文宣品、新闻纪录
片）、奖品与纪念品、人员设施、行政庶务等。由于各国出席人员会自行负担机票与住宿
费，因此我方最大支出项目为“会议与宴会”，预计约31万5千元。
龚弘盘算过每个会员国缴纳的费用，按规定每个会员需交1,875元美金（约台币7万5千元
），合计近60万元。再加上影展期间举办“亚洲群星大会”与“中国之夜”晚会的门票收
入，票价从30元（约今日900多元）到200元劳誉券（约今日6,000多元）不等，以及台视
购买转播权的收入，应可平衡收支。
地主队不能输！拍好电影，先有好人才
作为地主队，中影该派什么电影参展？1963年4月23日，龚弘结束第10届亚洲影展行程返
台，在机场向记者表示，主办亚洲影展不难，重要的是拍出好电影，拍好电影首先要有好
人才，隐隐说明他很清楚，影展是一时，振兴国片才是一世，拍出值得国人骄傲的电影才
是重点。
因此与影展筹备同时，龚弘邀请李行导演加盟中影，招考演员并开设演技训练班、电影艺
术班，培训电影编导、美工、技术人才。他亦积极准备首部自制彩色寛银幕剧情片《蚵女
》。这部受到了意大利商业化的“玫瑰写实主义”（Rosy neorealism）电影《欲海奇花
》（Bitter Rice，1949）与《河孃泪》（Woman of the River，1954）启发之作，企划
于7月提出，并在10月12日筹委会成立当天正式开拍。到11月底，《蚵女》拍摄进度达七
成，龚弘看完部分毛片后信心大增，以本片为参展代表，并提出了对台湾电影史有深远影
响的“健康写实”制片路线。
1964年2月春节期间，《蚵女》在全台北中南共9家戏院上映，短短映期内票房突破百万元
，更名列该年度的中外十大卖座影片。这对龚弘而言无疑是一剂强心针，也让他对《蚵女
》参展充满信心。
展前风波：周鸿庆事件、联盟矛盾、排挤台语片、《七仙女》不参展
影展日期订于1964年4月15-19日，进展貌似顺利，未料风波纷至。
1963年10月，中国的周鸿庆因公出差日本，却趁机寻求政治庇护，引发台湾与中国的争夺
。日本政府在12月将他遣返回中国，此举导致台日关系恶化，台湾省电影公会甚至在1964
年1月发表声明，决定停映日片。整起事件直至隔年2月日本首相吉田茂来台，台日关系才
得以破冰，但这也影响了亚洲影展的举办，因此决定延后至6月。
接着11月底，菲律宾去函亚洲制片人协会东京本部，表示因经费不足将退出协会。然而，
真正的原因在于菲律宾认为历届影展都由日本主导，仅有助于日本影片打入东南亚市场，
对其他国家的影片进入日本市场毫无帮助。因此，菲律宾制片人协会要求，除非所有获奖
影片能在各会员国无条件发行，否则无意参展。
这项声明无疑是雪上加霜。龚弘动用外交部去函菲律宾，并请永田雅一敦促菲律宾参展，
期盼台湾首次主办亚洲影展能热闹风光。这起事件直到1964年2月才终于出现曙光，菲律
宾愿意派观察员携片与会。龚弘随即规划为期一个月的访问之旅，于3月下旬至4月底期间
前往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越南、菲律宾及香港，以确保各国能组团来
台参加第11届亚洲影展。
1964年5月初，《联合报》报导多家台语片业者向筹委会提出，希望将台语片配成国语版
本参展，却遭全国影剧协会否决。直言：“我们参加亚洲影展之初，就是以国语片为代表
，已是不成文的规章，如果台语片配成国语参加，香港的粤语片自也可以参加，地方性影
片参加国际性的影展，大家都认为不合适。”最终，仅有《最后的裁判》国语版以观摩片
参展放映，导演高仁河成为开幕典礼中少数受邀的台语制片人之一。
最后，还有李翰祥及国联影业的《七仙女》，原本想争取代表我国参展，却因与香港邵氏
的恩怨，以“影片的法律权益问题”而放弃参展，仅国联成员加入代表团。
https://tfai.openmuseum.tw/muse/exhibition/d2f1996f7975ee756a1f57395fa4f89
导言
本展览上集回顾亚洲影展的缘起、台湾为何参展、十年参展状况简述，乃至台湾不得不主
办第10届后，又因执行问题而破局，不过这也让台湾获得较充裕空间，为第11届亚展在台
主办做好准备。跳之前，总要先蹲一下。十年参展的郁闷，如何换来第11届在台主办的丰
硕成果？影展尾声的空难意外，普遍说法是改变港台影史，但影响究竟多大？针对台制厂
部分，从内部公文又透露什么讯息？
亚洲影展终于莅临台北！
行程飘着一股政治味？
好事总多磨，第11届亚洲影展终于在6月13 - 19日隆重登场。
复刻收录于《台湾有影：台影新闻片中的电影》一书的《第十一届亚洲影展特刊》，列有
供外宾参考的行程表。依行程表所示，前两天为非公开活动，6月15日才正式开幕。
活动除了在台北圆山饭店刚完工的麒麟厅召开亚洲电影制片人联盟理事会议、在中山堂举
办开闭幕典礼暨鸡尾酒会、拜会总统与行政院长、与中央银行总裁餐宴兼打高尔夫球之外
；还包含几个隐隐带有政治味的活动，例如前往国民革命忠烈祠向先烈献花、参访才在6
月14日举办竣工典礼的美援指标建设“石门水库”，以及分三路前往包括花莲、台中与军
事重地金门观光。
对比过往各地亚洲影展行程，政宣行程其实不算少见，可一窥影展在各地脉络之处境。
1962年第9届由韩国举办，正值朴正熙发动五一六军事政变的一周年，主办方不顾日本与
香港抱怨会卡到坎城影展，刻意改期至5月，还安排参观国家军事公墓与军事学院，并由
朴正熙担任最佳影片颁奖人。1958年、1961年由菲律宾主办第5届和第8届，也有向菲律宾
国父铜像献花的行程。仅有日本，聚焦在东京现像所了解冲印技术、拜会各大影业与戏院
。香港的行程也比较无政治味，或许是因为港英政府想减少对中国的刺激。香港在1956年
主办第3届后，便提出避免主办的要求。
评审过程
影展的竞赛评比，早在6月15日正式开幕前就已经如火如荼地展开。
由于影片数量庞大，评审们通常会在影展开始前就提前进行审片。第11届亚洲影展的参赛
影片高达46部，其中包括25部剧情片、18部纪录片和3部特别放映的纪录片。评审们在台
北市怀宁街的中国之友社看片和讨论，这次的评审团来自5个国家，共有10位评审，包括
台湾的魏景蒙和余梦燕、香港的熊式一和邝天培、日本的荻昌弘和登川直树、韩国的金恩
雨和刘汉彻，及马来西亚的哈辛哈山和戴淮清。
6月3日，评审首次开会，魏景蒙被推举为主席。自4日开始，评审们每天观看5至6部影片
，直到11日完成为期8天的看片和初步评审。过程中，评审用铅笔记下每部影片的分数，
并将评分密封在纸袋中存放在保险柜内。最后在11日下午的“定评”会议，评审们依据总
体衡量重新评估后，使用钢笔写下最终分数并密封。待18日晚间10点开箱统计，并召回评
审进行预计150分钟的正式决议，此时部分评审已提前离台，由新代表取代，最终结果在
此时才会决定。由于历届亚洲影展常有的“暗盘”谣言，筹委会在评审提议下，配合在保
险柜上贴上了封条。
这届评审过程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审片进入第四天，韩国参展的5部剧情片仍未运抵台
北。据传是因为朴正熙政权试图跟日本关系正常化，引起“六三抗争”反弹，因此宣布戒
严压制民意，导致韩国影业尚未取得影片出口批准，幸好最终有惊无险。
亚洲影展的最高荣誉“金禾奖”（Golden Harvest Award），奖杯每年都有不同的样式。
过去曾有金虎、金龙、金瓶、金牛等不同代表物。第11届的“金翠凤奖”由影迷画家廖未
林设计，奖面是一个浮雕凤凰，寓意东方的美和活力。龚弘解释道：“这个设计灵感来自
1200年前中国的铜镜，唐代是中国文化的辉煌时期，希望这个奖项能反映今日的亚洲影展
。”
“亚洲坎城”降临台北！可是，看得到吗？
参展影片数量以日本10部为最，马来西亚9部次之；韩国有7部，香港、菲律宾和台湾各5
部，泰国则有2部纪录片参展。另外，有2部越南纪录片与澳洲纪录片，以客座身份参与。
日本仅有成濑巳喜男执导的东宝电影《意乱情迷》（Yearning）是黑白片，韩国则有申相
玉执导的彩色宽银幕电影《红巾特攻队》（The Red Scarf），至于香港片全为彩色宽银
幕的作品。台湾同样不逊“色”，包括中影自制的《蚵女》、中影与邵氏合作的《黑森林
》、及台湾邵氏出品，导演潘垒在台以“邵氏外景队”名义拍摄的《情人石》，均为彩色
宽银幕，此外还有2部彩色纪录短片，分别是台制出品的《春江花月夜》与中国生产力中
心与经合会投资业务处合制的《中国的工业》。
这么多精彩的作品，可是大家看得到吗？
影展期间，中影在“大世界戏院”安排放映，招待各界人士观赏。不过，25部参展剧情片
中只有6部公开放映，不到四分之一，非剧情片的公开率也仅有三分之一。当时大概只有
评审们有机会把所有影片看完，各国影人千里迢迢来台，难得的聚会场合让大家互相交流
，却可惜了没有观赏影片的机会。
也因此资深记者黄仁在《联合报》提议，希望亚洲影展效法欧美国际影展，将所有入选影
片公映。除了让评委现场评审，也应邀请当地文化界人士观赏，部分座位还可以售票给影
迷，让大家都有机会交流和批评。这样不仅能达到观摩效果，还能消除影展不公正的流言
，补足评审的有限见识。
亚洲群星大会与中国之夜＝星光大道＋演唱会
不过，60年前最令台湾影迷趋之若鹜的，恐怕不是看片，而是追星！
开幕隔天，连续两晚在南京东路的中华体育馆举办了“亚洲群星大会”和“中国之夜”。
活动前3天就有人开始通宵排队，等天亮抢票。作家张梦瑞回忆：“当时电影票才10元（
甲级戏院），大会门票从20元到100元不等。2万张门票不到一天卖光，50元的票还被黄牛
炒到200元。”为应付这场热潮，公共汽车处还预先在活动当日加开班次载客。
“亚洲群星大会”当天原定于8点半开始，却因会场门口拥挤延迟半小时。主持人是多届
金马奖典礼的司仪丁秉燧，当晚活动分为三大部分：介绍各国影星、马来西亚、韩国与日
本的歌舞秀，最后是香港影星的表演，尽管繁星争辉，不过真正的主角，仍是以《梁山伯
与祝英台》红透半边天的凌波。
张梦瑞生动描述当晚情景：气温高达35度，体育馆里热得观众汗流浃背，甚至有人脱掉衬
衫搧风。凌波在节目中段出场，先唱〈远山含笑〉，掌声如雷，差点把馆顶掀翻。她接着
演唱电影《血手印》的插曲〈郊道〉，观众听得如醉如痴。唱完后，全场几乎瞬间走光，
主办单位急忙请留，但观众异口同声说：“我们只来看凌波！”第二天“中国之夜”由凌
波压轴，观众不断安可，人潮直到凌晨2点才疏运完毕。
《蚵女》勇夺最佳影片
6月19日下午4点，亚洲影展闭幕典礼在台北中山堂热闹举行，由评审主席魏景蒙揭晓得奖
名单。凌波凭借《花木兰》封后，赢得满堂喝彩。韩国空军片《红巾特攻队》则夺得最佳
导演、男主角和剪辑三大奖，导演申相玉两年前以地主身份拿下最佳影片，如今再风度光
上台。
而最大奖——最佳影片金翠凤奖，由中影自力摄制的彩色宽银幕电影《蚵女》夺下，历经
10年陪跑终于扬眉吐气，一扫《养女湖》起蓄积多年的闷气！然而，荣耀背后不乏争议。
杂志《新闻天地》报导，《蚵女》与日片《五番町夕雾楼》评审给分相同，但日本评审却
将奖项“让”给《蚵女》，似乎是考量台日关系，还传出日本代表团长城户四郎当晚召集
团员，表明应以外交大局为重。
真相实难回溯，但亚洲影展确实太“博爱”，奖项数量可谓琳瑯满目，不仅有正式奖项，
甚至不列入竞赛的观摩影片都有奖状！此外，亚展的评审是由各会员国推荐组成，容易让
评审各为其主，进而合纵连横、上下其手。长久下来反而让分奖、乔奖、主场优势等质疑
，成为亚洲影展挥之不去的阴影。
闭幕后的争议
评审擅自更改报名奖项、我国女星举手礼失宜？
颁奖总是“几家欢乐几家愁”。在6月19日的闭幕典礼上，电懋电影《京华春梦》的王引
和林翠分别拿下最佳男女配角，但董事长陆运涛却面露难色，因为他们报名的是男女主角
！陆运涛本想拒领配角奖，但考虑到气氛，决定先暂领配角奖后再退回，还要求制片王植
波提出抗议。但评审主席魏景蒙认为奖项已成定局，无法更改，只能表示遗憾。筹委会主
席龚弘不愿评论，强调筹委会与评审是职权不同的机构。而电懋的竞争对手邵氏跳出来帮
腔，表示评审有权不受申请单位约束。
参照“监察院公报”第498期，魏景蒙曾在6月30日再以英文函件表示这项决定是评审一致
通过，碍难更改。电懋经理林文泰遂向台湾监察院陈情，监察委员经讨论后函送行政院，
要求切实注意改善。直指“评审会主席魏景蒙与各方与会人士，原多熟识，接触频繁，事
前未能谦谨协调，谋求允当，事后又以倔强态度，重启纠纷，有忝厥职尤属显然”。
电懋导演王天林多年后更辛辣爆料，当年中影因筹募经费失利，陆运涛不愿赞助，电懋才
会只拿到了配角。如今真相也难以考证。
另一方面，尽管媒体报导多为正面，但亚洲影展背后似乎还有一双巨大的眼睛在严密监控
。查内政部“关于我国女星行举手礼案”，可见国民党中央党部据其社调报告，认为“我
国女明星在亚洲影展会中举手行礼，予人以轻浮感受，不如日本女星双手覆膝行鞠躬礼，
及韩国女星的跪拜礼之虔诚”，于是发函内政部要求讨论举手礼的合宜性。
内政部随后回复，根据最新的“礼仪规范”手册里，我国人民的相见礼包含鞠躬、握手、
举手和拱手，因此女星的举手礼并未违规。但面对上级的质问，还是委婉表示针对女性在
国际场合的礼仪进行专门规范，将交由“礼仪研究委员会”进一步探讨。
更大的灾难到来：神冈空难
神冈空难
1964年6月20日，第11届亚洲影展闭幕隔天举办了三项参观活动，让各国团圆自由选择。
一组前往金门参观军事防御工程，参加的人数最多，有邵逸夫与其他成员共49人，因此由
龚弘亲自陪同。另一组人则前往花莲，因人数较少，仅由接待人员陪同。
第三组是电懋老板陆运涛指定去台中北沟故宫参观，龚弘从旁协助安排，但这个行程似乎
属于私人安排。一行人从台中返回台北的途中，搭乘的C-46客机于台中市神冈区坠毁，机
上共57人，包括陆运涛夫妇、台制厂厂长龙芳、新闻处处长吴绍璲、联邦影业夏维堂等全
数遇难。影界顿失十多位人才，震撼整个影坛，史称“神冈空难”。
神冈空难之所以特别，在于当时中影与台制厂、邵氏与电懋之间的竞争关系，这次的亚洲
影展和空难似乎成为历史的转捩点，中影与邵氏日后发展更加茁壮，台制厂与电懋却逐渐
下滑。此外，机上的成员组成及事件发生前的脉络，让人不禁猜想，若陆运涛等人没有参
加当日的台中行，或者历史未发生空难，是否会促成什么样的合作，甚至有可能改变港台
影史？
巧合的是，筹委会在3月时原本规划于6月18日参观金门、石门水库与台中故宫，公文显示
直到5月才更改为全体成员先于6月18日参观石门水库，6月20日则自由选择参访金门、台
中故宫及花莲。陆运涛抵台后，6月14日生日当天已先行去花莲游玩避寿，加上金门对当
时的星马较为敏感，又是竞争对手邵氏参加的参观活动，故最后选择了台中行。
空难发生前的脉络，失去星港资源
讨论第11届亚洲影展及神冈空难，很难不提到未上飞机的李翰祥。
1963年，李翰祥脱离邵氏，自组成立“国联影业公司”，接着来台发展。台制厂厂长龙芳
对他寄予厚望，不仅提供摄影棚，还陪他会见总统蒋经国，并开出《西施》的制作计画。
1964年4月，台制与国联签署拍摄《西施》的合约，由省新闻处长吴绍璲出面与李翰祥、
电懋的王植波签约，一切程序平顺，随后便是引领期盼6月亚洲影展到来，以及准备《西
施》开镜。
当陆运涛选择台中行时，可想而知相关合作伙伴自然决定同行；李翰祥之所以未上飞机，
是因为忙于准备向陆运涛报告《西施》的拍摄计画。至于这趟台中行为何被视为私人行程
，而非官方安排的观光活动？或许正如李行导演回忆所言：“这次的‘台中行’，对外讲
是看古蒐，实际上是星马、香港与台湾，他们有个庞大的合作制片计画。”
“神冈空难”对星港影界造成了沉重损失，电懋公司不仅失去了老板陆运涛夫妇，还包括
业务总经理周海龙及制片部主任王植波。此外，香港远东银行创办人邱德根的妻子作为亚
洲影展代表也在此行中遇难。邱德根早期从事戏院经营，与影界关系并不疏远。香港自由
总会主席胡晋康身兼多职，与台湾影界关联紧密，还经营香港华达制片厂，与新加坡的粤
语片光艺公司密切合作。1963年，他与陆运涛合资开设中国联合影业公司，显示许多制片
业务即将展开。
台制厂的改变
台湾方面：《西施》与李翰祥
台湾在国家财源吃紧的状态下，举办影展已经十分艰难，更何况随后发生的空难带来更大
的损失。新闻局为罹难者办理丧事，包括刊登讣文、公祭、诵经、搭建牌楼、布置礼堂及
提供海外罹难者家属来台奔丧的各项费用，总计超过新台币80万元，这可相当于第11届亚
洲影展一半以上的筹备经费，无疑让财政压力山大。
至于《西施》一案，尽管因陆运涛逝世顿失经济后盾，但舆论亦随后表达同情：“这个庞
大的拍片计画，落在李翰祥一个人身上，他独木能支撑大厦吗？”李翰祥也形塑了“拍出
《西施》来完成龙芳、陆运涛等人遗愿”的形象，进一步加大了社会和影界对台制厂协助
他完成《西施》的期待与压力。
台制厂在龙芳逝世后，由中影士林厂厂长杨樵于7月初接任厂长。他疲于奔命地处理台制
厂新建摄影棚、自给自足计画、台银债务等问题。《西施》在杨樵上任不到一个月后，于
7月22日火速开拍，拍摄却耗时1年又3个月，直到1965年9月才完成，耗资超过新台币
2,600万元。从现在来看，台制厂为《西施》所付出的代价，恐怕远超过龙芳的原计画。
厂长龙芳奠定的发展方向
历来都说，神冈空难改变了台制厂，也改变了台湾电影史。但撇开影史的复杂性，空难究
竟对台制厂带来了什么变化？事实上，影响可能有限。龙芳是一位极具野心的梦想家，乐
于作梦且敢于行动，却也不设后果。他为台制厂许下宏大的愿景，即使没有发生空难，也
可能因为李翰祥执导的《西施》耗费巨资，最终使得台制厂背负更多债务，陷入困境，进
而被迫缩小制片规模。
龙芳于1955年出任台制厂厂长，隔年先到日本参访，1958年再赴美考察，展现出他希望让
台制厂现代化的雄心。龙芳多次透过美援购买电影相关器材设备、派员出国进修，并改建
场馆，借此提升台制厂的硬件与软件实力。尽管1950年代末美援政策转变，龙芳仍希望推
动台制厂企业化经营，于1961年底提出“台湾省电影制片厂自给自足计画纲要草案”，希
望在4年内让以拍制新闻纪录片为主的台制厂，可以透过拍摄剧情片、出租摄影棚与经营
戏院实现自给自足。
在〈台湾省电影制片厂摄制剧情片计划草案〉中，龙芳计划先试拍一部彩色宽银幕剧情片
，之后每年预定要完成3至4部影片。这项计画的第一部剧情片便是1962年特聘日本摄影师
、购买彩色底片并赴日冲印、耗资近8万美元（约当时新台币320万元）的《吴凤》。然而
，尽管《吴凤》是台湾电影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其欧美版权销售却不如预期，制作成本也
大幅超出原本估算的100多万元，表面看似成绩亮眼，但实际上规划不佳，反而导致整个
计画延宕。
不曾被遵守的自给自足计画
1962年3月在《吴凤》开拍前3个月，台制厂向省政府新闻处递交〈台湾省电影制片厂摄制
剧情片实施办法草案〉，该办法将未来的制片方式分为甲乙丙三类。甲级片是35毫米彩色
国语片，由台制厂自行摄制或与外国公司合作，旨在开拓国际市场，每年预计拍摄一至两
部，每部成本在150万至200万之间；乙级片是35毫米黑白国语片，将与香港自由制片公司
合作，瞄准东南亚市场，每年预计拍摄二至四部，每部成本约在50万至100万之间；丙级
片是35毫米黑白台语片，主要与本省台语影片公司合作，以本省发行市场为主，每年拍摄
四至八部，每部预计成本在25万至40万之间。换言之，台制厂未来的年产量目标至少为七
部影片。
然而，《吴凤》的超支打乱了这一计画，更令人担忧的是，下一部电影是请李翰祥执导的
《西施》，其拍摄期程和资金皆超出原定计画。这显示龙芳虽然能够制订计画，但却无法
掌控预算与时程。
龙芳逝世，杨樵接任，在《西施》开拍1个月后，1964年8月台制厂针对〈台湾省电影制片
厂摄制剧情片实施计划〉提出修订，新增“超级”与“特级”两类制片。这两类都是宽银
幕彩色国语片，并配上外文字幕，计划发行全球。超级片每部预计成本600万至1000万之
间；特级片每部预计成本400万至600万之间，显然是特别为《西施》增设的类别。
随着《西施》拍摄延迟至1964年12月，台制厂对于4年自给自足发展计画愈加紧缩，从自
主拍摄剧情片转向以租借场地、技术支援、器材人力支援等方式与他人合作制片，并决定
除省政府核定要拍的影片以外，不再主动拍摄剧情片。
因此，台制厂的发展是否因空难而改变？或许无论有无发生空难，当龙芳与李翰祥决定合
作《西施》的那一刻，已经无法避免地走向这一发展。
结语
为国家争一口气
回顾60年代初，正值台湾政经局势逐渐稳定，开始积极向外展现文化实力并凝聚民心的时
期。不仅在1964年主办亚洲影展，其实在前一年也曾主办亚洲篮球锦标赛。透过这些国际
活动，为国家争一口气——这似乎既是巧合，也是必然。亚洲影展的重头戏“亚洲群星大
会”与“中国之夜”在“中华体育馆”举办，这座宛如当年巨蛋的气派圆形体育馆，当初
是因为中华篮球协会成功争取主办亚洲男篮锦标赛，却苦无合适场地，才经泰国侨商协助
斥资3000多万建造。
伴随台湾起飞，亚洲影展却在走下坡路。1964年台湾主办第11届时，亚洲影展已是强弩之
末，停办谣言频传。市场拓展不如预期，会员参展兴趣缺缺，主办亦能避则避，亚洲影展
由会员国轮流主办，经验传承和经费稳定度也都成了隐忧。1968年，亚洲影展首度停办，
随后虽然重新举办，但只剩观摩，取消了竞赛。往后几年台湾也曾多次轮值主办，防共仍
是原因之一，但台湾制片实力早不可同日而语，腰杆子挺得更直，到80年代初，甚至有舆
论认为金马奖已超越亚洲影展！台湾电影产业本身就足够发光，无需依赖亚洲影展来镀金
。
亚洲影展回溯在此告一段落，希望这个很初探的展览，能激起更多人对于这个被遗忘的“
台湾第一次”的好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