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lib.ntu.edu.tw/gallery/Oral/02_20081210_YangWeiZhe_1.html
杨维哲教授系台湾大学数学系名誉教授，1964年台大数学系毕业，翌年役毕即赴美进修，
于1971年取得美国普林斯顿(Princeton University)大学博士学位，于同年返台任教于台
大数学系，于2005年退休。杨教授的专研领域以物理数学和数学物理为主，个人主要兴趣
则着眼于机率论。课业传道之余，杨教授大力投身于推展台湾本土运动与保存民俗技艺。
在学生们与同僚眼中，杨教授是始终坚持自我价值的｢酷｣教授。
杨维哲教授于1939年11月21日在台中县丰原市出生，父亲为著名的美术家，杨启东先生，
老先生是一位十分聪慧又重视教育的人。在杨教授的眼中，故乡丰原是很有趣的地方。台
中县的地理区域是一个从东横向西的狭长地形，靠海是海线，地处内陆是山线，再进去是
山区原住民部落；丰原就位于山线。杨教授的阿嬷是客家人，所以杨教授的父亲之母语应
该是客家话；母亲则是讲海线的泉州海口腔闽南语。但可惜的是，杨教授的父亲不会讲母
语，所以杨教授也就不会客家话了。杨教授六岁以前台湾处于日治时期，小时候对语言学
习比较敏锐，认真地听、认真地学，也学了不少日本语单字；进小学读书后，老师上课都
是讲闽南话、讲国语，所以像杨教授这群小学入学时台湾已经换朝代的台湾子弟，并没有
受过日本教育。
杨教授的求学过程其实很单纯。日本学制是春天四月入学；1945年春，日本据台最后一个
学年的开学日，1939年11月出生的他不满六岁，无法入学，所以杨教授是战后1946年才进
小学的。杨教授小学在丰原唸到二年级，接着因为父亲于台中商业职业学校教授美术，举
家迁往市内林森路的教员宿舍，于是杨教授自小学三年级起就转学到附近的忠孝国小就读
。
杨教授提到他从小就喜欢阅读，什么都可以读！譬如说他会觉得报纸新闻很有趣，于是很
认真地天天读报，虽不太懂内容，但觉得很有意思。再进一步举例，譬如有内阁改组的报
导，杨教授当时虽然只是个小学生，就会把院长、部长等人的名字都背起来。其实，也不
是刻意去默背，而是小朋友的记性佳。
因为杨教授提到小学时读报纸，于是我们好奇地提问，在台湾光复初期，台湾的小学生读
的是什么报纸？那时有国语日报吗？还是跟着大人读中央日报、台湾新生报之类的？杨教
授说那个时代大家生活都很拮据。但是父亲杨启东老先生不只会画画，文章也写得很好，
擅长日本俳句、和歌、短诗等短文体；老先生在台北师范学校时还担任学生刊物的编辑。
二次战后的那个时代，大学毕业生没有几个，虽然家里经济不宽裕，父亲还是为小朋友订
阅国语日报。此外，杨教授也去跟隔壁的邻居林宝烟先生借报纸来看，林老先生是日本的
庆应或早稻田大学经济科毕业生，是一位很有学问的人。当时因为杨教授年纪还小，因此
读报纸时，偶也讲出一些小孩单纯的内心话。有次他问爸爸说国军是在北边？还是南边？
爸爸说当然是南边，他对照着看中国地图觉得不对啊，报纸说是“转进”，这样的话照方
向看起来显然就是退后嘛！为什么会用“进”这个字呢？然后，爸爸就说了：憨囝仔啦！
（台语）转进的意思是“先向后转，然后前进”，也就是输了嘛，就是打败仗了。杨教授
说当时小小年纪的他就感受到“中国字运用之奇妙”。
当时，台中市例行举办“常识测验比赛”，全台中市的小学都派代表参加。比赛内容不只
是历史、地理，还考时事新闻；这让从小好读报纸的杨教授很占便宜。果然，小学四年级
时就拿了初小组（一、二、三和四年级参赛）的冠军。当时忠孝国小校长非常得意，因为
台中市成绩最好的是师范附小，几乎什么奖项都是由他们包办，没想到“常识测验比赛”
初小组的第一名是忠孝国小的杨维哲，接下来的二、三和四名才是师范附小；当然高小组
（五、六年级参赛），忠孝国小就没有得奖啦，都被附小拿光了。当杨教授五年级的时候
，父亲就跟校长说：“我儿子可以参加‘常识测验比赛’的高小组。”但是学校过去都是
派六年级学生去参赛，在杨老先生极力毛遂自荐自家儿子下，校长就派他去了，结果得到
第二名的成绩，这样也是令人高兴的；因为忠孝国小在其他的奖项依旧全军覆没。这也造
就了杨教授未来坚持参与种种比赛的信念。
杨教授小学五年级时参加常识测验比赛拿亚军，而当时的第一名是林宗洲，就是后来台大
医学院耳鼻喉科教授，是世界级的耳鼻喉权威，但很可惜，后来他就是罹患耳鼻喉癌症过
世的。听说他的公子也学医有成，杨教授感到很欣慰。
国小五年级快结束时，因为他的数学程度很不错，父亲知道跳级念书绝对没问题，又去找
校长要求准儿子跳级、早一年毕业。校长虽然答应，但是又担心会发生问题，于是安排他
在六年级毕业前的三个礼拜去读六年级，之后再颁给他国小毕业证书。随后杨教授就去报
考台中一中初中部，没想到，竟然高中状元；这也是他最至今得意的事情之一。放榜时发
生了一件插曲：父亲赶去台中一中红楼的看红榜，却垂头丧气地返家，因为他没有看到儿
子的名字。后来是一位朋友高先生告诉他父亲，台中一中的榜单虽然是依准考证号码排列
，但是入取的前十名是依名次公布在榜单的右上角；而小小考生杨维哲就在红榜的最上方
，就是那个状元的位置。父亲一听可得意极了！不久之后，很多亲朋好友就来请教父亲怎
么教小孩念书的？父亲很得意地吹牛：“我给他买数学测验、《模范算数》、《算术一千
题》、《算术一百回》…等等，买这五本叫他读、叫他算，……。”当时小小年纪的杨教
授心里想：“大人讲话根本就是‘黑白讲’(台语)。”杨教授说父亲买的那些书，他都不
读，一看就很没趣，《算术一千题》就一千题，《算术一百回》就一百回，每回十题，所
以每本都是一千题，五本就是五千题；题目都差不多一样，没有什么好读的。
杨教授说他从小就很喜欢数学，而他相信只要会读书、会思考的孩子，其实什么学科都会
有兴趣；只不过对数学特别感兴趣的小孩，比较容易被凸显出来罢了。杨教授又再补充，
数学好的小孩，别的科目也一定会好，这是因为读书靠的是“专注力”以及“思考”；而
这两点就是读书的要诀。
从前，我国尚未参加IMO的时代，台大数学系曹亮吉教授举办过“高中数学竞赛”，发掘
全国优秀的数学资优生，大部分学校都会指派高三学生参加。各个高中先在校内举办初赛
，如果有高三、高二或高一学生彼此成绩差不多，譬如说假设某位高三的学生考了三十分
，某位高二的学生二十九分，我们的建议是其实学校应该指派高二学生来参加进阶赛。
杨教授常常回想，台中一中是个很棒、校风自由的学校。它腹地很广，台中县、苗栗县，
甚至新竹县优秀的同学都愿意到台中一中来唸书。他的好朋友郑钦仁教授是新竹望族，也
到台中一中就读；只是读了一段时间，还是觉得离家太远，又返回新竹了。
台中一中有个特别的地方，就是举办校内数学比赛，初中部一种题目，高中部另一种。后
者的题目无外乎平面几何五题、三角五题、代数五题、解析几何五题，一共二十题。一题
十分，满分两百分。出题的老师程度都相当高，在杨教授的印象里，没有人曾超过百分，
题目都很难。杨教授的弟弟后来也读台中一中，那时候的台中一中硬性规定所有学生都要
参加数学比赛，变成学生多了一次数学考试，这就太无趣了；所以杨教授认为台中一中在
尊重学生学习志趣的自由校风方面，退步了。
杨教授很喜欢与朋友往来，对他来说好朋友是快乐的泉源；而这也是杨教授认为台中一中
给他最大的人生资产──结交到一辈子的好朋友。杨教授认为童年时期不容易找到好朋友
，因为能成为好朋友就是要找到和自己程度等高的对手。儿童时期虽然有朋友，但是没有
知己。当他在初中部就读时，就觉得把程度好的学生集中在一个好学校是很美妙的事情，
虽然坏处是容易造成菁英主义，但是好处则是容易找到可以互相惕励的同侪。
另外，杨教授也赞成“基本科各科能力分班”。杨教授就读台中一中初中部时，同年级共
有两百人，分成四班，每班50人。所谓“能力分班”就只限于国文、英文和数学三科，四
个班级都同时段上课，别的科目上课时段就互不相同了。这三个科目的课程时数大概占一
周上课时间的一半，上完课都要赶快换教室。(很可能就是以两个小时为一个授课时段)以
“国文”为例，能力分班就是把甲、乙、丙和丁四个班，依能力分成ABCD等四等级，学生
依据自己的成绩分配到各班，最好的班是A，依此类推。每到这三科的上课时间，学生们
就背著书包到自己所属的ABCD班上课，因此大家就能认识很多朋友。不过可惜的是高中部
就没有“能力分班”，杨教授认为台中一中应该要坚持初中高中一贯实施才是。
杨教授一直很怀念能力分班，现今也常常向中学校长建议，但是校长们都回答不行！学校
教育必须依据教育部规定来进行常态分班，不能随心所欲……。其实，杨教授指的不是升
学主义中的能力分班，而只针对国英数工具性的科别才施以能力分班，如此才能因材施教
。杨教授坚定地认为基本科目的能力分班是很好的教学方式，以数学来说，到后来会越来
越难，杨教授自认为是很好的老师，让他来教程度最差的那一班，他都可以教得很好；但
是如果同一班级里学生程度不一的话，老师教学难易度会落得不上不下，对不论已经学会
的学生，或是尚未学懂的学生，都是很痛苦的事情。
聊到杨教授在台中一中学生生活时，他提到初中时，顽皮的同学们给当时的校长金树荣先
生取绰号“金龟”，后来高中时，换了一个校长宋新民先生，大家都叫他“蟾蜍”(台语
，即癞蛤蟆)。杨教授用他一贯藏在大胡子背后爽朗的笑声告诉我们，他认为学生背后永
远都有对老师不敬又戏谑一面，学生永远有给老师取绰号的习性，他觉得这也没有什么大
不了。至于后来任教数十年，学生私下爱怎么称呼他，杨教授丝毫不在意。
杨教授在读初中部时，虽然笔试没有问题，但是自认英文听说读写程度并不好，“我只是
很会考试而已。”杨教授认为这样不行，就利用保送直升高中部的那个暑假，努力研读英
文。杨教授认为英文要学好，就要做到两件事情：一、多阅读，借由阅读把文法融会贯通
，二、字汇要多；于是，对于后者，就去读纳氏英文法的那几章。对于前者，英文文法最
重要的就是动词，于是很努力学习文法。杨教授学习的方法很简单，就是“写书”，就是
想像读完之后要把学到的知识传授给别人。用这样的方式来学习，虽然不见得可以学到百
分百，但一定是尽自己最大之力去学习；任何学科都可以用这一方式，数学也是如此。很
多家长询问杨教授：“小孩要怎么学好数学？”杨教授都回答，这个简单，只要让小孩读
完数学之后，换他说一遍或去教别人，对小孩而言就可以收到很大的学习成效。因为孩子
要清楚地讲一遍，就会好好地去学习。
对杨教授而言，虽然好交朋友，但是从小就不敢去结交有钱人。杨教授的朋友堆里，有一
位台大哲学系退休教授林正弘先生，与杨教授从台中一中起就是很“麻吉”的好朋友。杨
教授进台中一中就认识他，但当时不敢接近他，与林教授本人无关，而是杨教授听说他是
有钱人子弟，家里是竹山的大富豪。后来杨教授听闻林家在战后没几年家产都几乎完蛋了
，奇怪，杨教授瞬间就能很自在地与林正弘做朋友了。当时，林教授的数学从来没有分配
到A组，所以杨教授、林教授两个死党最初并非因为主科分组在同一班而熟稔的。杨教授
眼中的林教授，从小谈话或是为人就十分有趣，杨教授受他影响很大。譬如高一、高二时
，林教授念国学的典籍，有时读四书，有时古文观止，林教授读什么，选念理科的杨教授
就跟着读什么。如此下来，不知不觉间吸收了很多国学常识。杨教授一再强调，与不同领
域的朋友交往，等于开阔了不同的视野。当然好朋友也很好辩论，例如：讨论简体字好或
不好，利用下课十分钟跑出来辩论，上课钟声一响又各自回去上课，到下节课休息时间，
又出教室继续抬杠刚刚的辩论议题。在台中一中时期，杨教授拥有很多的好朋友，对他而
言，中学生活是个灿烂又美丽的回忆。
杨教授这时谈到台大前任的大家长，陈维昭校长，与他的私人渊源。他和陈校长皆出生于
1939年，他是11月21日生，而陈维昭校长是11月15日后来台大校庆的那天出生，早他六天
出生。正常来说，他们应该是同届同学，但是因为他的跳级，陈校长成为他的学弟(医预
科大一与大二)。当杨教授发现陈校长的数学程度不错，就常告诉陈校长要读这个数学、
要读那个数学。印象中，陈校长好像还读到“向量分析”，以一位医科的学生来说，这样
的数学程度已经很棒了，杨教授推测说，如果陈维昭那时不去准备高考，应该可以读更多
的数学、物理。
以杨教授个人的经验来说，他认为读书是不太需要老师的；读书是自己的事情，认真思考
就可以了，尤其是数学。反倒是美术或音乐这类艺术学科，虽然个人兴趣是决定性的因素
，但是因为艺术需要启蒙者，所以老师的特别指导就十分重要。虽然杨教授认为读书好坏
跟跟老师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却又肯定老师在学生学习过程中扮演很重要的指导角色。这
怎么说呢？譬如说他在台中一中高一时，他的导师是曾允晋老师，一位教理化、三角的女
老师，她对学生们都很有爱心，总是随时鼓励大家。杨教授到现在还念念不忘那时得自于
老师的鼓舞与肯定。面对总是考试很差、品性很坏，但其实很聪明的所谓“坏学生”，老
师对他们还是循循善诱地引导、鼓舞，从不放弃，这就是一位很优秀的老师。
另外，高一几何的林青老师，很爱护学生，肯容忍不照规矩、自己写作业的学生，他永远
怀念。高二、高三时，林老师的先生杨肖震教他们代数，也对同学们非常慈爱。杨教授回
忆著近六十年前所受到的春风化雨，心中充满著满满的感激；但是，突然话锋一转，杨教
授又再次强调，他的数学三角跟老师教导没有太大的关系，都是他自己进修来的；但是，
他可以去找老师借很多好书来读，又可以和老师讨论他的疑问，他心目中的好老师，就是
扮演这样的角色。
杨教授继续演申何谓优秀的好老师？什么叫做“好”？中学生都要写周记，杨教授高一时
，整天都在研究国父孙中山先生的实业计画，拿着大大的中国地图，把中国的山川省市各
个地理位置默背地滚瓜烂熟，还会画出东方大港。有一天，他自认为恍然大悟，发现国父
根本是发神经、乱讲一通。这些过程他都完完全全写在周记上。杨教授回忆道：导师曾允
晋非常宠爱我，但是她会恺切地教导我，因为发表不同于当道的言论会很危险的。这就是
很棒的老师。还有，杨教授跟导师说大学想念物理系，老师立刻介绍隔壁班也想念物理的
许仲平同学跟他认识，希望彼此惕励学业，而这两位同学也的确成为很好的朋友。（许仲
平后来念台大物理系，现在是南麻州大学物理系主任）。这都是老师在校园内对同学提供
无形但是一世受用的帮助。
杨教授认为“好老师”不是教学生多少知识或是学问，而是他对学生未来多元人生的正向
影响有多大。杨教授的体认，不论是对小学、中学的老师是如此，甚至是大学教授，也是
一样；他始终认为人师比经师更为重要。
一小时的访谈时间快到了，我们突然问了杨教授一件儿女私情的事：中学阶段有没有偷偷
喜欢女生？有没有暗恋的对象？没想到杨教授立刻大方地承认“有”。他说事实上大部分
的人从小都会对异性产生憧憬，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小时候喜欢异性常常是受到故事书
描绘恋爱情愫的启发，其实小朋友什么都不懂，就只是如此而已。但是，不论是爱情或者
性欲，确是一个人行为的主要因素。杨教授也说一个人如果要写回忆录，就应该把这类心
理成长的历程如实地记录下来。杨教授说男女感情的事情，对某些人会有很大的影响，有
时也会爆发决定性的打击。杨教授还记得念台中一中时，有一位朋友性格比较奇怪，但是
一直成绩很好。但是到了高二，那位朋友喜欢上一个女孩，然后生活就搞得一塌糊涂。杨
教授认为那是因为大人没有好好地辅导他，青春期的感情问题是需要辅导的，否则孩子会
无法克服压力、走出困难。“女难”─这是日本的一个汉字，杨教授认为这个日本字组合
地很妙，他认为那位朋友就是在高二蒙受“女难”的不幸；但是万幸，并没有导致精神失
常。我们如果推己及人，就可以想像遭逢这种问题的麻烦了。
最后我们再问高中阶段，杨教授有没有面临大学入学考试的压力呢？杨教授表示他只有一
个困难，就是高中阶段他很喜欢物理，很想念物理系，但是父母却期待他去念医学院。杨
教授不敢拂逆双亲大人，于是先以高分保送台大医学系，但是后来依旧志趣不合，重考台
大数学系去了。
本次访谈内容大致为杨教授幼时过往的点点滴滴，以及升学路上的想法与历程；因时间限
制，仅止于杨教授大学前的求学经历。接下来，校史馆另安排两次与杨教授的访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