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地狱
1983年夏天，我从纽约市警局被借调到某个不知名的政府单位。对方塞给我一本护照、机票跟旅费，要我到非洲某个小国的首都‘接受进一步指示’。
我在当地某个熟人开的旅店住下，新老板给的‘进一步指示’也很简单：每天黄昏时到某地找擦鞋童擦皮鞋，离开时把身旁的皮箱带走，按照皮箱里面的指示行事。
于是我每天早上像护照相片那样刮好胡子，戴上眼镜，换上当地欧洲人常穿的短袖夏威夷衫、西装裤和皮鞋，戴上草编的法国船夫帽后走出旅店，在市区到处闲逛，买买当地的土产，看当地的孩子在因为特地加高好多用几年，顺便让白人继续搆不到的篮球架下斗牛，到欧洲人聚居地的咖啡厅喝上一杯咖啡，吃几块蛋糕跟泡芙，看看欧洲、美国的报纸跟杂志。或是到酒吧喝上几杯，听坐在角落或趴在吧台上的某个酒鬼嘟哝这里环境有多糟、治安有多差、工作有多么困难、连老婆孩子都吓跑了之类的醉话。
等到太阳快要消失在地平线时，我就慢慢走到专门招待外国观光客的饭店墙角旁，找一个鞋箱上贴著可口可乐标志，大概十岁左右的擦鞋童，然后坐在他面前应该是捡来的铁质折椅上，把脚放上鞋箱。
在等擦鞋童把鞋擦好时，我会拿起折椅旁皮质的办公皮箱，小心打开一条缝，里面通常塞满了成疉的美钞、英镑或当地货币，还有一个牛皮纸信封，里面会有张便条纸，写着一个地址，有时还会有一张名片、一枚奇怪的辅币或钥匙圈之类的。
便条纸最后通常写道：‘到那里花光里面的钱，玩得开心点。’
我原本以为这句话是开玩笑的。
便条纸上的地址从当地商业区的商店、废弃的工厂、贫民区深处的铁皮屋都有，甚至还可能是河边、郊外的香蕉田这种地方。
遇到门口有人留难，只要拿出跟便条纸放在一起的名片、辅币、钥匙圈等东西给对方，就可以通关。
最后到的地方，呃...还真的都是那种，能让一个带着整皮箱现钞的人‘玩得开心点’的地方。
像是藏在废置工厂地下室的现代化赌场，不但有跟拉斯维加斯、澳门跟蒙地卡罗一模一样的轮盘跟吃角子老虎，甚至还有红地毯、金色柱饰，和端著鸡尾酒托盘的兔女郎。
或是在香蕉林中心跟一圈圈攥紧钞票，红着眼睛的男人，死死盯着人圈中心一块停车位大小，用汽化灯照明的泥土地上，两只互相撕咬的斗鸡。
如果斗的不是那两只鸡，而是从场边随便抓两个人丢进那块泥地里，他们大概也会斗得很火爆吧。
当时甚至还在河边，跟等著渡河的客人与船夫赌骰子。
还是在某间酒吧地下室的脱衣舞秀场，把美钞塞进台上钢管舞女郎比基尼泳装跟抹上橄榄油肌肤间的缝隙。
甚至还能坐在能跟俄罗斯茶室媲美的红色真皮沙发，侧头埋进身旁露肩洋装美女的颈项，嗅吸皮肤香水、化妆品和少许汗水融合的脂粉香，心里盘算是否能带一个回去。
到这些地方是不是能‘玩得开心点’，自然见仁见智。
不过要‘花光所有的钱’，倒是一点困难都没有。
毕竟之前也在‘连挡风玻璃流下来的雨滴都能拿来赌’的纽约市生活了好几年。我抱着既来之则安之的心态，按照皮箱里的指示，在这个看上去一片荒芜的城市，像昔日流放殖民地的浪荡贵族般，吃喝玩乐了两个礼拜左右。
玩到昔日在门口看守的高头大马看到我会直接打招呼，不检查就放我进场。
地下赌场的兔女郎见到我，就称呼我护照里的名字，顺便端一杯鸡尾酒给我。
管斗鸡场跟脱衣秀场的老大会跟我招手，把前排的位置让给我。
酒家的女郎看到我进门，会簇拥我到店里最隐蔽的包厢。
在他们眼中，我可能真的成为护照里面，那个躲到这个人迹罕至之地，花钱买快乐的败家子吧。
正当我开始认真研究把这种日子当成退休生活的可行性时，‘进一步’的‘指示’有了一点小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