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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makio (shiawase^^) 看板: Gossiping
标题: [新闻] 空难让她走上法律之路，空姐转行当律师
时间: Fri Aug 7 18:20:26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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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难让她走上法律之路，空姐转行当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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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数字，和每个人都有关：台湾平均每天发生6.4件车祸肇事致人死伤而逃逸的案件，一年超过2,000起，而且曲线还在逐年攀升。如果肇事者愿意当场留下来协助救护，很多车祸被害者可能就有一线生机，很多家庭可能就不致于破碎。
为什么即使不是心存恶意，仍宁可对被害者弃之不顾，也不愿及时弥补过错？背后一大原因，是法律对肇事者逃逸的“刑责过低”。
2007～2011年间，肇逃被告案件的13,142名被告中，有8,106人仅被判6个月有期徒刑，也就是说，有6成被告人只要符合法定要件，绝大多数易科罚金就能了事，难以产生吓阻效果。
这样的情形，终于在去年立法院通过刑法第185条之4修正草案后，可望获得改善。新的规定中，刑度由“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提高为“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亦即不得易科罚金。而在立法院堆积如山的待审法案中，能让这项“公路正义”被成功推动，一个年轻又秀气的身影功不可没。她是当时才执业5年、在律师界资历其实还算“小朋友”的聂瑞莹。
乍见聂瑞莹，立刻将以往对律师的刻板印象给抛诸脑后：脚踏闪亮高跟鞋，短裙、红丝巾加上粉嫩指甲油，明亮时髦的装束之外，还有双笑起来又圆又亮的大眼睛。只是，当她一谈起为了促成法案修正，与现实及体制间出现的冲撞，眼神立即流露出狠劲与冲劲，令人无法逼视。
从内到外，今年39岁的聂瑞莹确实都和绝大多数法律人不同。她不是念法律的科班出身，更让人跌破眼镜的是，成为律师前，她竟然是华航的空服员。
从空服员到律师，从帮客户打官司到促成攸关车祸被害者权益的重要法案，这样戏剧化的转变，在聂瑞莹的人生中，全因为两场让她永生难忘的意外。
第一个意外，是2002年的华航澎湖空难，让她的生涯走上法律之路。
空姐好友空难，转念法律找到释放出口
这场空难中，206名乘客与19名机组员全数罹难，其中2位空服员是聂瑞莹的挚友。
“她飞出去前一天问我：‘妳觉得我们30岁时会变怎样？’”回忆和好友最后的对话，聂瑞莹语气难掩伤感。“我说：‘我不敢想像耶，变好老！’然后她说：‘我不想看到我30岁。’结果，她真的看不到30岁……。”
这场悲剧让聂瑞莹大受震撼，体验到人生无常。同时，空难后，聂瑞莹发现罹难者家属的求助无门，赔偿资讯不明、人云亦云，更让她深刻体会，法律是保障“懂它的人”，只有自己搞清楚，才能获得保障并争取权益，于是，她毅然辞去空服员，考进东吴大学法律研究所。
“生命中每一次重大打击，我都必须do something，不然会疯掉！”聂瑞莹直爽地说。即使真正遭受冲击的不是自己，而是周遭心爱的人们，她也一样必须以行动为自己找到出口。
考上律师后，聂瑞莹曾在全球知名的国际通商律师事务所担任商务律师、法国运动用品零售商迪卡侬担任法务经理，直到2012年的一场车祸，也是第二场意外，改变了聂家，也再次改变了她。
家人车祸，含泪立志让悲剧化为祝福
2012年6月27日，聂瑞莹的弟媳叶贞妤在国道上遭大货车擦撞翻车，司机肇事逃逸；怀胎8个月的叶贞妤送医后，不得不紧急剖腹生子。如今，母亲虽抢救回生命，却陷入昏迷，男婴也发展迟缓。
车祸后，弟弟聂子修面对重度昏迷的太太、全身插管的儿子，医生要他签下两人的病危通知，他不肯。那个晚上，他打电话给姊姊。
“那是我唯一一次看到我弟崩溃，”聂瑞莹低声泣道，“他说：‘贞妤是我的妻子，我没办法放弃她。可是如果我揹不了他们，我会把他们闷死，然后跳下去。妳要原谅我、要帮我照顾爸妈……’”
至亲的痛，让聂瑞莹的心紧揪在一块。“我一直跟贞妤说：‘让我们发生的悲剧，成为未来有需要的人的祝福！’”聂瑞莹谈起这道深深划在全家人身上、至今尚未结疤的伤口说。她再度开始思考：自己可以做什么？
叶贞妤的主治大夫——台中荣总神经外科医师江明哲给了她启发。做为医师，看多了肇事逃逸的例子，但只能救人一命，所以建议“修法才能救很多人”。于是，对于被害者家属处境再清楚不过的聂瑞莹，开始有了推动“加重车祸肇事逃逸刑责”修法的念头。
更让她坚定想法的，则是一位在医院外卖葱油饼的妈妈。聂瑞莹的姪子当时因为肺出血，每天得花3万元打针保命。那位妈妈说，自己的孩子也是因车祸受伤，得打这种针，但因为家里没钱，最后只能忍痛拔管，眼睁睁送孩子离开。
聂瑞莹严肃地表示：“所以我要修法，至少要修到如果肇事者不能赔钱，就该进监狱去思考：当你失去自由时，别人失去的是什么！”
他人冷眼、经济压力，阻挡不了她的奔走
为了心无旁骛地投入，聂瑞莹甚至在家中急需要钱时辞去高薪工作，以姪子之名，开立了“宏恩法律事务所”，并开始在台中及台北两地奔走。
她指出，修法前刑度过轻，不少肇事者缴交罚金给国库即可了事，根本无意和解；就曾有被害者家属因为失去经济支柱，哭求肇事者和解赔80万元。“80万元？一条人命耶！”聂瑞莹愤愤不平地敲著桌边。
修法过程繁琐，要顺利取得足够的立委连署，更谈何容易。一开始，聂瑞莹透过email转寄、投书报社、脸书集气等最原始的方式，希望引起注意。下班时间，她则拼命收集国内外数据及报告、写说帖，再利用假日去拜会立委及立院党团。
为了打动不同党派、不同立场的立委，聂瑞莹可说吃足了苦头。除了看尽立委及助理的脸色，有人要资料，要她帮忙做功课、提佐证；有人忙兼差、无暇听解释，她就只能抓紧时间，用最浅显的语言迅速说明。
锲而不舍的奔走，后来总算得到立委林佳龙、蔡其昌等人的支持，修法案虽经过第一版失败，但再接再厉又推出第二版，历时近一年后，终于等到立院三读通过。
“能够通过，也是天时地利人和，”聂瑞莹谦虚地说。当时刚好发生酒驾肇逃的“叶少爷事件”，掀起社会舆论谴责酒驾的高潮，于是乘着准备再次修正酒驾罚则的声势，跟着一并推动加重肇逃刑责。
尽管民气高涨，聂瑞莹一样必须面对利益团体的压力和反对声浪。聂子修回忆，过程中，不少人都在旁边冷眼看笑话，还有砂石车司机跑到医院对他们嘲讽：“搞这么大，医生不会医你们啦！”当聂瑞莹上电台节目提供法律咨询时，甚至有持不同主张的律师call-in去骂她：“法律是怎么念的！”
尽管如此，聂瑞莹修法的决心，丝毫没有动摇。
曾为被害者，期许自己“陪伴”当事人
事务所成立一年多来，除了投入修法，聂瑞莹接的案子多是车祸、婚姻、医疗类，一旦决定接手，“她都会把每个当事人当自己亲友去付出，”聂子修说。即使面对“稳输”、“很难告”的案子，她也不会马上放弃，反而会奋力打一场明知不可为的仗。
“我要陪当事人走过争取权益的过程，如此，他才可能真正放下，不会一辈子带着阴影，”她解释。
之所以能如此为人设想，源于她也曾是个“被害者”。法研所毕业后，她在某个大学图书馆遭到性骚扰，距离国家考试只剩下7天──当年，她差0.0017分考上司法官。
“我永远都记得那个色狼走过来的样子，”聂瑞莹说：“所以，就算再落榜10次，我都要考上，而且我知道我会是个好律师！”
做过被害者、之后又成了被害者家属，聂瑞莹对当事人的情境，更能感同身受。当然，总把别人情绪全揹到身上的她，坦言有时难免真的很累。聂子修也说，姊姊究竟适不适合这行，他打了问号，因为她不可能永远只接好人的案子。
“说实在，我也不确定自己的心脏能承受多久，”聂瑞莹说，但她一路上学会的，就是“往前走”。即使恨过老天不公平，聂瑞莹依然觉得自己是被祝福的，毕竟，有这么多人拉他们一把，让她愿意拉更多人一把。常去女监演讲的她，最喜欢用“丢大便”的比方鼓励受刑人。
“生命的现实，就是不断会对你丢大便，你接也不是、不接也不是。你只能站起来擦一擦它，然后继续走，”聂瑞莹说，即使臭味天天提醒著自己，但如果以后别人也有这样的臭味，是否可以帮点忙，让别人的臭味不这么臭？“然后，你会相信自己的臭味也没那么臭了——因为，你的臭味已成为他人生命中的香气。”
尽管有过痛心、遭遇过谩骂，聂瑞莹仍奋力冲撞，终于让自身苦难化为对社会的正面影响，再臭的异味终能升华为芬芳。她自己，不就是最好的例子？
聂瑞莹，1975年次，中央大学经济学系、东吴大学法律研究所毕业。曾任华航空服员、国际通商律师事务所律师、迪卡侬法务经理，现为宏恩法律事务所主持律师。
2个数字后的“公路正义”
2012年6月，聂瑞莹的弟媳发生重大车祸，全家人陷入愁云惨雾。为了不让类似悲剧再度发生，她于是积极投入公路正义修法。
终于，立法院在2013年5月三读通过刑法第185条之4修法草案，将现行肇事逃逸致人死伤逃逸之处罚刑度，由“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提高为“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聂瑞莹之所以推动修法，是因为旧法最轻刑度仅6个月，只要肇事者符合法定要件，多半可易科罚金了事，难以产生实质吓阻效果。借由修法提高刑责，无法罚钱了事，警惕肇事者即时救护被害人，不要一错再错，才能挽回更多无辜生命。
文/吴佳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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