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郁不是你的错 深入了解精神医学与抗郁方式
2020-02-12 12:21ép合新闻网 / 读.书.人忧郁症
书名：《精神疾病制造商：资本社会如何剥夺你的快乐？》
作者：伊恩‧弗格森（Iain Ferguson）
出版社：时报出版
出版时间：2019年9月27日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的资料显示，忧郁症将在2020年成为影响全球的三大疾病之一
，忧郁症患者人数将上升到3.5亿，将近每20人之中就有1人罹患忧郁症！当世界各国人民
的物质生活普遍提升的情况下，为什么人们的精神健康指标却“直直落”呢？
本书《精神疾病制造商》作者英国学者伊恩‧弗格森（Iain Ferguson）一路从佛洛伊德
的精神分析、R.D.连恩的反精神医学主张，梳理到晚近的批判精神医学与发展历史，并同
时结合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分析，探讨造成忧郁的根源，寻找忧郁的解方。
心理健康的危机已成为二十一世纪重要的“公共议题”之一。根据世界卫生组织调查，现
在全球有三点五亿人受到忧郁症的影响，到了二○二○年，它将成为失能的主要成因。
根据二○一四年欧盟国家的社区研究数据和统计，我们发现，在冰岛、挪威和瑞士，十八
至六十五岁的成年人口中，有百分二十七在过去一年至少曾罹患过一种类型的心理疾病，
包括滥用药物、思觉失调、忧郁症、焦虑症和饮食失调等引起的问题，估计受影响人数有
八千三百万人。 在英国，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个在某一年经历过心理健康问题。在我国，
心理健康问题成为最庞大的“负担”——占全部疾病百分二十八，而癌症和心脏病各占百
分之十六。
然而，这种负担完全不是平均分散在人群中。正如英国的心理健康基金会（Mental Healt
h Foundation）二○一七年的一份报告所显示，如果你是穷人或低收入者，你有心理疾病
的机会便大得多：“人口学上最重要的差异与家户收入和经济活动有关。据报告，生活在
最低家户收入水平（低于一千二百英镑）的人，有近四分之三在一生中都有过心理健康问
题，相较之下，最高家户收入水平（超过三千七百零一英镑）者只有百分之五十九。”
对于失业的人来说，有心理疾病的可能性则更高：“据报告，目前失业者有绝大多数（百
分之八十五）经历过心理健康问题，对比之下，有偿就业者则是百分之六十六（全职工作
者是百分之六十一）、退休人士为百分之五十三。”
这一数字之所以特别高，很可能是自二○○八年的金融崩盘以来，政府不惜一切代价要令
失业者和失能者找到工作而令他们面临巨大压力，这种压力透过残酷删减和终止救济制度
而更为增强。在英格兰的心理健康服务被删减百分之八的时候，心理健康团队收到的转诊
率则上升了百分之二十。一位重要的心理健康政策学者写道：
财务问题与精神疾病之间的连结，对于在心理健康领域的工作者而言是众所周知的。失业
、收入下降、无法应付的债务、住房问题和社会贫困，都会减低幸福感和韧性，并造成更
多的心理健康需求和酗酒问题、更高的自杀率、更大的社会隔离和更糟的身体健康。举一
个例子，百分之四十五的负债者有心理健康问题，而没有负债的人只有百分之十四有状况
。此外，总体经济衰退，不但影响一些成人的心理健康，也影响他们孩子的心理健康。大
量的研究证实，整体经济衰退和失业对于自杀和自杀意念蔓延的比率有所影响。
在希腊，欧盟机构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自二○○八年金融崩盘以来实施残酷的紧缩政策（
“左翼激进联盟”〔Syriza〕政权自二○一五年上台后继续执行），某位主要的执行人还
称其为“精神上的坐水凳”（mental water-boarding）。健康经济学家斯塔勒克（David
Stuckler）在研究中提出紧缩政策对全球自杀率的影响，也就是因“经济”导致的自杀
，“希腊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它曾经是欧洲最低自杀率的国家之一，但现在上升
幅度已超过百分之六十”。整体来说，在每一百至一千个忧郁症新案例中，或是每十次的
自杀尝试，都会有一次自杀成功（在不同国家数据会有差距）。斯塔勒克说：“在希腊，
调查显示忧郁症病例增加一倍；精神疾病的服务资源不胜负荷；慈善机构的求助热线来电
大幅增加。”
政府砍福利、删减卫生和社会服务，又联合媒体宣传，将失业者和失能者贬低为“社会的
寄生虫”和“懒人”，都对这族群的心理健康造成了损害，并导致仇恨犯罪（hate crime
）的增加。而过去三十年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也戕害了就业者的心理健康。在二○一五至
二○一六年，压力因素占了缺勤成因的百分之三十七，也占了所有因健康状况不佳导致的
工作日损失的百分之四十五。 新自由主义计画的重要元素就是工作强度增加，它是工作
压力蔓延的原因。然而，工会领导层未能（尽管他们有很多机会）有效组织反抗新自由主
义的进攻，也是原因之一。在一个有关工作压力议题的会议上，有位记者如此评论：
我听得越多，就更加认为，个人的心理健康，似乎已成为更广阔的对峙战场。（人们很容
易认为，劳资纠纷的第一线，已经从罢工纠察线转移到个人额头上的皱纹，即集体的不满
已变成个人的心理交战。在一九八○年代，每年平均因罢工损失七百二十一万三千个工作
日；但到二○一○至二○一五年期间，这个数字下降至六十四万七千个工作日。与此同时
，因压力致病而失却的工作日，却从相反方向呈指数增长，包括一九九○至一九九五年期
间，因职业压力而损失的工作日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从个人层面而不是更广阔的劳动力
层面来看，压力似乎取代了像不正义、不平等、挫折等较旧的概念。
实际上，很少人可以不受竞争的无情压力所影响，到了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时代，压力
就变得更为强烈。根据上文引用的心理健康基金会报告，只有百分之十三的受访者自称具
有“良好的心理健康”。
这是社会上两个主要群体的问题。一方面，这对资产阶级来说是个问题。正如英国马克思
主义经济学家哈曼（Chris Harman）所说：“资本家希望有心满意足的工人而进行剥削，
其方式如农夫想要满足的母牛一样。”工人不快乐、压力过大，生产力也较低。因此，近
年来全球“幸福产业”增长，并往往得到国家政府和大企业的支持，它们追踪人口的“幸
福”水平，推动大众以个人化方式来处理压力（如“正向心理学”）。 然而，除了这些
倡议，政府也重复开出空头支票，说要增加心理健康支出，但两者都不是从根本上解决问
题。
资料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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