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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世芳
我的90年代，该从1989年大学联考算起。考前一个月，高三早就停课，我们还是天天去学
校K书。六四事件爆发，三两哥们儿出来歇息抽菸总会顺便为中国未来发一阵愁。上街觅
食，到处都在放〈历史的伤口〉。直到现在，每听到“蒙上眼睛就以为看不见，捂上耳朵
就以为听不到”，我都会回到那年酷暑的南昌街，太阳晒得一切都脱融了颜色。热风刮起
来，带着小吃店炸排骨的油烟味。
“掉落出去”的人们
考上大学，发现那时候学生和社会上的奇人怪人满容易就搅和在一起，反正大家都真气乱
窜，一股劲儿没处发。于是很多人跷课搞小剧场、去立法院静坐、玩地下音乐、编刊物、
写宣言。大一那年学生会长选举，照例是国民党和“改革派”对决，改革派内哄分裂，国
民党获胜，当选的学姊从此平步青云，一路干到中常委，还连任好几届市议员。高票落选
的那位改革派学长是个文青，竞选宣传照是他倚着脚踏车望天微笑的侧影，一股落拓不羁
的青春锐气。我和他只勉强算是点头之交，有一次忘了为什么骑脚踏车载他回我家拿什么
资料，两人席地而坐瞎聊了一会儿。他也喜欢老摇滚，我很阿宅地讲了一堆乐史掌故，他
兴味盎然地听，一脸大男孩的聪明微笑，眼神明亮，脑子不知道在转些什么，我觉得他实
在不太像搞政治的人。
后来他消失了。我都毕业当兵出社会混了一阵，才又在一场媒体尾牙场合遇见。仍是一脸
微笑，神情有些疲惫，一身邋遢打扮像刚从男生宿舍走出来。长辈以超乎寻常的关怀口吻
问候他，后来才听说他得了人人闻之色变的病，过著四处晃荡的流浪汉日子。他自愿当了
一出纪录片的主角，片子还得了奖。我在网上找到近年导演的访谈，知道他前几年还曾随
片登台，但终究还是和所有人失去了联络。
多少曾经青春无敌睥睨著大人社会的，一转弯就从“正常世界”掉落出去了。另一位当过
学生会长的学妹在性别意识懵懵初开、“酷儿”还是新鲜名词的年代，和一群姊妹发起“
女生宿舍集体看A片”、“占领男厕”，轰动一时。后来她亦消失无踪，辗转听说是剃度
出家了。还有那智识与文采都曾不可一世，令我嫉妒羡慕的，后来亦活得像流浪汉……
“掉落出去”最彻底的，便是永别。虽然还年轻，我们却已经见证过同辈人的死。一位校
刊社学弟十七岁上吊身亡，留下孤身的老兵父亲，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对他的死有责任。告
别式上他父亲独自站在灵堂，恭敬鞠躬谢谢同学们来送儿子最后一程。一位社团学姊吞氰
化钾死在独居的租处，另一位学长开车撞山壁寻死未果，多年后，报上还偶尔会看到他以
学者身分写的针砭时政的投书（如今他已是新政府的政务官了）。
还有我们未曾相识，却仿佛近身擦过的死。北一女中的石济雅和林青慧，1994年夏相偕殉
死在旅馆，留下遗书：“当人是很辛苦的，使我们觉得困难的，不是一般人所想像的挫折
或压力，而是在社会生存的本质就不适合我们，每日在生活上，都觉得不容易，而经常陷
入无法自拔的自暴自弃的境地。我们是在平静而安详的心情下，完成了最后一件事。”那
年轻的死，如此决绝，轻而易举，却又何等深奥。
更多时候我们并没有“掉落出去”，不吭一声融入茫茫人海。结婚的结婚，离婚的离婚，
文青变成生意人，革命党变成公务员。
大学四年，编刊物是天大地大的事，当年我们编的那份刊物叫《人文报》。社团开编辑会
议，常常跑去罗斯福路辛亥路口地下室一间叫“发条橘子”的咖啡店。整间店都是前卫装
置艺术，地方很大但客人永远小猫三两只。老板是个留胡子的年轻人，反正生意清闲，常
常跑来加入我们的讨论。编刊物缺钱，“发条橘子”生意烂成那样还是义助了几千块钱广
告费，文案曰：“某月某日两天不计价，钱随便给，只要你知道。”果然来了不少客人，
创下开业以来的纪录。事后结算，煮了几十杯才收到几十块，没多久店就关了，那位老板
后来再也没碰见。
一位原本写小说后来转战电影圈的哥们儿，当年一面混“荒原诗社”和戏剧社一面来和我
们编刊物。我俩在新生南路巷子里的“彼得咖啡”从下午坐到天黑打烊，你一句我一句，
一齐写完了一大篇假托为“一群学长姊留下的对话纪录”探讨后解严时期青年文化与校园
生态的亦庄亦谐的虚构文字。那间小店永远飘着烘烤手工饼干的香味，后来老板出国，四
位工读生干脆合资把它顶下来，据说老板悉数传授饼干配方，可惜换手经营没多久还是倒
了，我再也没吃过那么好的现烤饼干。
文青开店不自今日始，那会儿我就听过好几个女孩说她们的梦想：开一间咖啡店，养一只
猫，每天泡泡咖啡放放自己喜欢的音乐，山中无甲子寒尽不知年。还真有不少男女文青果
然凑钱开了店，果然很快倒闭，白白图利了装潢业者。
那几年台北正在盖捷运，到处挖得乱七八糟，粉尘蔽天。市府因应“交通黑暗期”的口号
是不知道哪里抄来的“Keep Taipei Moving”，实则早晚塞车塞到天荒地老。所谓大安森
林公园当时还是一大片烂泥塘，每天堵在这座市容丑陋空气污浊的城市，大家脾气都不好
，屡有行车纠纷，都是随手抄起大锁下车一顿暴打，闹出人命的也有。服务业态度普遍糟
糕，点个菜要杯咖啡经常遇到不耐烦的脸色。公共汽车司机总是大吼小叫，动不动急煞车大家
撞成一团。新兴的无线电出租车行各拥山头像武林门派，颇打过几场轰轰烈烈的大群架还
包围过派出所。上了车收音机政论节目开得山响，运将和你聊政治一言不合就赶人下车。
货真价实的末日感
1994年首次台北市长直选，陈水扁赵少康黄大洲的经典一役，我在左营当兵，几个忧国忧
民的同梯在寝室展开统独大辩论，讲到激昂处几乎打起来，差点被抓去关禁闭。我在陆战
队军报社当传令兵，在摄影官冲照片的暗房放了一把高雄车站对面“吸引力”乐器行两千
块买的木吉他，休假不出营的时候就练琴弹Neil Young，用电磁炉煮汤圆和同梯分吃，一
次一人一盒整整十粒（说也奇怪当年怎么吃都吃不胖）。94年11月乌坵指挥官开枪自杀，
彼时尹清枫尸骨未寒，军中上下如惊弓之鸟，消息封得严严实实。军报社一位中尉摄影官
被叫去拍摄解剖台上的遗体，严令底片在社内暗房冲洗不得外流，冲好立刻上缴。摄影官
交出底片之前拿给我看了一眼，底片颜色正负颠倒，画面并不恐怖，我却始终记得那深绿
皮肤上打穿心脏的白色弹孔。
初出社会，仍常回校园和学弟妹搅和，这样认识了当时还在念书的女友后来的妻。我们约
会最常去的“潮店”是信义路金山南路口巷子的“二点三一”：全台北艺文圈的潮人都聚
在那儿，夜愈深生意愈好。那些站在风头浪尖的副刊主编、资深编辑、新锐导演、小说家
、文化评论家、剧场人、唱片人、广告人，也就三十来岁吧，手边生意都不错，也都很乐
意熬夜，既不必回家顾孩子，又还有十来年才会进入有机养生╱乐活学禅的人生阶段。那
时他们都聚坐灯光昏暗装潢黑白极简的店里噗噗抽著菸（是啊那是很多人怀念的室内可以
吸菸的时代），轻声讨论各种宏观伟大的企画（讲话太大声会被老板赶出门）。店里总放
著清冷高妙的电子音乐，来自角落那间专卖偏门小众音乐的店中店。当年不知多少小剧场
和广告配乐，都是在那爿小舖子挖到的宝。后来“二点三一”也倒了，唱片舖店主去诚品
音乐馆担任采购主管，继续造福乐迷无数。
从小我就在《读者文摘》读过大预言家诺斯特拉姆斯铁口直断：世界末日将是1999年，“
恐怖大王从天上来”。然而古往今来的预言家千算万算都没算到居然会有一只叫Y2K“千
禧虫”的东西，让许多人相信地球可能真的会毁灭：万一哪间核电厂或者飞弹控制系统一
到元旦就当机，岂非人类浩劫？“恐怖大王”原来早就栖身在电脑机壳里啊。
于是各地的岁末狂欢，仿佛都带着几分货真价实的末日感。1999年最后一晚，我和女友去
敦南诚品地下室艺文空间看雷光夏演出，她的歌和“狂欢”两字距离实在太遥远，我想末
日若是听着光夏过的，也算值了。演唱会结束已是午夜，敦南圆环有人放起烟火，世界末
日似乎还要一会儿才会来。我和女友靠边停下摩托车，抬头静静看了一阵，互道新年快乐
。
2000年3月18日晚上，木栅线捷运起点的中山国中站，我坐在最后一节车厢等它开动。远
远近近传来阵阵鞭炮声，乘客纷纷走告：阿扁宣布当选了。车门关上，列车缓缓加速前进
。我望向窗外如常的街景，告诉自己要记住这一刻。新的时代终于到来，世界再也不一样
了。
那就是我的90年代的终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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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城剧场”创团作《我记得……》回首90年代迄今，以戏提问：“还记得你想成为什
么样的大人吗？”，7月22日至31日在台北市政大楼亲子剧场演出，详情可上网：www.fac
ebook.com/wetheater.show
※ 编辑: xqueerx (223.141.20.187), 06/20/2016 20:29: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