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关近了，总是得开始陆续整理房间，几个橱柜的东西，放在上头的沾
了粉尘，里头的，则泰半夹带了时间，记忆，种种。
四处散落这些那些，像瓶底的乳液以为它给密实地封著却仍干了，过去
的所谓整理不过是排列了，表面齐整了，便又整箱推回床底下，关上柜
子门，这样年复一年。箱子还是箱子，信简还是信简，书架与地图，染
尘的擦干净了，隔年还是扑灰的样子。今年我再次把三两杂物拖出来，
狠下心不再逐一细看，没打算明年再见的那些，半是洒脱半是挥别，将
它们全扫进大袋子，扔了。
也知道，面对旧物自己老是太过缠夹。
有些小东西没那么重。好比大学时学弟妹送的纪念品，那拗折成我英文
姓字的简易钢丝相框，或几叠小时密密藏藏的机票戏票电影票存根，累
著，叠著，这时看来，不论是感热纸或雷射印表，色泽也早已褪去，舖
白的纸张像曾走过的路盯视过的萤幕，时间自是平等的把戏，也不知怎
么一念间想把票根留下以为自能留住时间，天真的自己让人失笑又愕然。
有些表面上很轻，底下，压着的时序之类，岁月之类，叶脉般攀生我的
记忆四处，仿佛春夏秋冬芽了绿了，黄了又枯了，却令人不敢回望。
好比曾喜欢的人的结婚喜帖，后来听说他和她两人生日共同的巧合，在
那相片里笑着，兼是洋溢，兼是刺痛着我的不曾拥有；好比，那年深冬
忧郁症的诊断书，诊间的光线仿佛还在而医生的身形宽厚像一座山，一
个父亲，怕是看了，会把我拉回那几年最黑暗疑惧的时光。
该记得的，本来不会忘记。
藏在身体深处或某处曾存在的牌招也会提醒，城市都是存放记忆的胶囊。
年关在前，布新可能尚待努力，但仍有除旧之必要，舍得之必要。
也无须斗室积累书蠹蛀蚀来逐一提醒。便都丢了吧。
该断当断，当舍，该离。
可丢东西何其容易，理理整整，不易清除的则是那些曾相信曾倚仗的价
值，一夕间终于必须接受它已毁坏细碎成另一种相反之物，或者其他－－
那又岂是拖着几大袋杂物往地下垃圾场前进，那短短路程便能舍离的？
好比，年前那周五的《中国时报》报头，一封署名“台商蔡衍明”的公
开信填了满版，不辩自明地坐实了日前社会对于商人前进媒体的疑虑。
自然，报纸头版不是不能广告，为了政治目的买下联席报纸头版做全版
广告的例子也并非没有，但报纸归报纸，广告归广告，此一单纯的交易
行为又如何等同于报老板将自家报纸当成隔空喊话的公布栏，直截把新
闻平台当作了放话的工具？更透底的意图，则无疑是想要澄清、甚至扭
转近日的新闻风向。啊，难怪，富人们总是意欲买下媒体，让自己政治
经济的贯串版图更具影响力。
那头版，怎么不让人掩卷叹息，偏偏对中国时报，我又是格外有些情感。
杨泽先生还在的人间副刊正是我第一个舞台，将我的文学带给更多人，
再是众多令我敬重的新闻工作者，一路来演绎著关乎于什么是新闻，而
什么又是报纸该为当为，更重要的，是记者的典范与风骨，并不因蔡衍
明入主而变。是以当时文化界酝酿着对中国时报的反制与抗衡，我虽挺
身反对媒体巨兽，但并未就停止在时报发表文章具结立场。
有些缘分很长，几年的时间，说来却也不短，有些时候会让人回头想，
总是该结，该清，该了的时刻。
杨泽先生已经退休，何荣幸、高有智这些师长辈的记者们陆续离开中国
时报，今年农历年前不久，维菁学姐也挥别待了七八年的文化三版；人
们相继离开，一份报纸，自然也渐渐不再是我所挂念的原先的模样，终
于到了告别的时候吗，我并不确定。不意间，从书架上取下一落旧纸张，
剪报之类，档案之类，我原想别再逐一翻阅它们了，但新年在前的种种
就是用来打破与拒绝遵循。
其中两张报纸，前后是2007年与2010年的中时人间副刊，同以〈租赁街〉
为题的短诗一首，散文一篇，共同的主题铺张开来想说的不过几句话：
“租赁街上，你所目击的一切都有保存期限，或者即使不相信还是会到
来的那一切。”再怎么不愿接受，青春期毕竟已确实地过完，关于某些
人，某些事，以及留存在我这儿尚能凭吊的小小物件，还有什么理由非
得留下不可呢。
边整理房间，边思及蔡衍明那封公开信，或许已是时候，让我有个自己
的决定。
年前清扫整理毕竟所图的也不多，不就是个人事清净。
往常清扫总令我喷嚏，令我过敏，像那些渣滓尘埃搔痒了气管里的绒毛
还未镇定。但今年，我做出几个决定，扫清了那些积累的灰尘，飞灰飘
起又落下，我并未有什么泪水与鼻涕。
仿佛洒扫清洁了，我便不会再为记忆过敏了。
〈年关断舍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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