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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部在讲移工困境的纪录片，如果对移工议题有兴趣，其实可以花时间去看看报导者
或其他移工权益团体的相关文章。电影本身有点太写实沉重，进场前要做点心理准备；此
外，纪录片是有，也可以有立场的，应该说我本来就认为任何作品在拍摄的那一瞬间就有
立场，所以如果抱持着纪录片不应该有立场的信念进场看这部电影，可能会浮现不必要的
过度联想导致让电影原本想说的事情失焦。
不过我对电影采取的角度有些意见就是了。
【以下涉及剧情，请斟酌阅读】
一段时间以来，因为有在收听报导者、看一些他们的文章，所以对于片中提到的移工困境
还算有一些很粗浅的了解，移工在台湾的生活很困难是无庸置疑的，市井小民如果想做点
什么，大概就是最基本的少点歧视，台湾很多人看到移工跟很多美国白人看到黑人一样，
下意识就会觉得他们不安全，但其实他们也只是从国外来台湾工作的劳工而已，本质跟一
般台湾人没有不同。而如果是家里有雇佣移工的、或是工作上会接触到这些移工的人，大
概就是尽量善待他们，大家都是出来工作的，没必要弱弱相残，靠着把别人踩在脚底来满
足自己的优越感。
但回到电影，导演用很尖锐的角度将警员开九枪杀死移工阮国非的事件作为主轴贯串全片
，中间再点缀许多移工困境传达导演想说的事情，我不确定这是不是一个好的叙事方式。
的确开场强而有力，但事件本身存在太激烈的争议，以至于电影很容易失焦。
像我就完全偏离电影主题了。不得不说，在电影院里看着整段密录器所录到的事件经过非
常震撼，但也因为呈现的影像太完整，反而有太多联想空间，以至于对中间岔出去的移工
问题，因为并没有偏离我先前的认知太多，我反而没有这么注意，而是都聚焦在导演一段
段丢出来的密录器影像，并且想着这起事件的意义。
首先注意到的大概是称谓吧。蛮有趣的，即便现在不断地提倡改用移工称呼这些东南亚来
的外国劳工，但影片中他们照样外劳外劳的叫。常常在想，改个称呼真的有差别吗？对我
们来说，彼此都心知肚明任何代名词都是在指称同一群人，如果最基础的态度不改变，只
改名词就能达到所谓的族群去污名化吗？这还不只是外劳与移工的差别，一直以来，台客
、8+9、宅男，各种代名词只是想凸显某些特定族群，来象征我和那群人不一样，但如果
忽略这种我怀疑根本内建在人类基因中的差别待遇因子，那换换名词到最后也只是满足又
一个族群对他们眼中“会歧视人的族群”的另一种歧视、一种自我满足而已。
再来是人类生命力的顽强。阮国非被打了九枪，影片没办法呈现他的意识到底多清楚，但
银幕上看到的是一个人不断地挣扎想要反击，试图用石头反抗武力比他强大很多的力量，
即使任何人来看都知道是徒劳无功，我是认真惊讶于他逃跑抵抗的决心有这么强烈，影片
看来他支撑了非常久，至少远超过一般对中枪昏迷、迅速送医的想像时间，在这样奇妙的
场合看见人类的坚韧，让我觉得无言以对。
而密录器的详尽反倒凸显了许多程序上的问题，以及纪录片角度的矛盾感。纪录片从警员
说著“他再上来我要开枪了”开始，铺陈一个警员早就准备好要开枪的印象，而这样一段
立场太鲜明的真实记录，反倒让后面看似想要平衡报导所剪进去的家属、警界言论太违和
，说严重一点甚至会让人觉得是导演的讽刺。
此外看着阮国非在地上挣扎的场景，对应警方迟迟没有上前上铐的处置，再加上第一台救
护车来之后警方所做的处置居然是先让鼻子被打伤的民防人员送医，而放置身中九枪的移
工在地上继续挣扎，支援警力抵达时也没有相应处置，等到第二台救护车抵达才开始上铐
并送医。这一幕说实在不管是谁来看都充满争议性。周围看起来有四五个民防人员，加警
员本身一人，难道真的无法制服一个身中数枪的伤患吗？而救护人员抵达，难道在场都没
有人分辨得出一个身中九枪的伤者跟一个流鼻血的伤者，哪个看起来比较需要送医吗？
说回来或许都能用一句“站着说话不腰疼”带过，移工不要挣扎不就不会被开枪了；被开
枪不要挣扎不就会赶快送医了；警员难道介于警棍到枪之间没有其他反制手段吗；难道这
么多人制伏不了阮国非吗；怎么没有先送医？而现场的状况我们看到的只是影像，但无法
体会的是在场个人的心理状态，观众终究只能被动地从银幕上接收创作者所呈现的一切，
再根据每个人自己的生命经验去形塑整个事件的内容（但我还是觉得用脚去拨弄、压制地
上的移工很瞎，即使那可能是看片过程中被激起的情绪）。
只是更进一步去想，最后被判刑的是警员陈崇文，判刑八月，缓刑三年，但追根究柢，整
起事件中我们看见这么多制度上的问题与缺漏，而这些汇集而成的过失最后却要由一位警
员用一生清誉来承担，这样是对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