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听，才有声音──记《无声》
这应该是很多人共同的经验：或许是告白，或许是控诉，或者是抗议；
可能为了说明真相，为了自我辩驳，为了呐喊诉求──总之，当你怀着勇气
或怒意，想传达讯息的时候，对方轻轻的几句话，或者仅仅是偏过头去，就
足以向你传递：好了，不用再说了。
然后你可能就，没有声音了。
“发声”这件事，本身就是一种力量的展现；能不能被听见，有时却事
涉了权力的存在与否。《无声》这部电影，改编自台南启聪学校性侵案，但
电影一开头，就告诉你故事并非出于真人经验。或许，编剧与导演想要传达：
这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而非“不幸的个别事件”，里面的主角张诚、姚贝
贝，王大军老师，乃至加害人小光，都是一个放大镜，让我们从局部看见结
构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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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感想含有剧情，与《鸣鸟不飞》、《房思琪的初恋乐园》部分对话，
建议观影后再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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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都是白痴。都很同情你。”
电影的一开始，花了一个小时的笔谈还问不出真相，已经相信老人证言
和“眼见为凭”的警察，不得要领、也没有耐心问清楚来龙去脉，王大军老
师一来就弄清楚状况，知道惹火有声音的聋人只会为孩子带来麻烦，三言两
语就解决了问题。“比起（听不见的）警察，我更相信（努力倾听的）聋人。”
就已为整个事件做了第一个结构上的定调──能听的人更聋，因为倾听需要
耐心、时间，更要放下自己的成见甚至偏见。对受害人听而不闻就能“解决”
的问题，自然不用解决。
警察对聋人的处境还有同情，因为真相如何还不关他们的事；但对于学
校内的老师来说，却是牵一发而动己身。当姚贝贝初次被性侵，“每次他们
欺负我，我都会大叫，但是他们听不见”的时候；当她鼓起勇气书写，并希
望老师能救她的时候，她得到的是“他们又没有欺负你”的否定，以及“你
有跟他们说你不喜欢吗”的质疑（多么熟悉啊，公正世界偏误：为什么受害
者是你？你不够抵抗，你不够大声，你不够用力让他们明白“你不要”──
为什么你要当受害者？一定是你有问题）。如果发出声音没有人听见，除了
吞下声音，告诉自己：“我们都是朋友”、“怕有人被捉，怕爷爷奶奶伤心”
来合理化“不能说（因为怎么努力也没有人听见）”的结果，告诉张诚“他
们只是在玩”、“你和他们一起欺负我就没事了”来劝他也“无声”之外，
“我至少还会憋气”和怀抱着对何仙姑的信仰，就能忘记忍痛时，呼吸的撕
扯吧，毕竟在学校时还被当一个人看待：她的手语有人听，她的画有人欣赏，
除了何仙姑之外会有人对她“温柔地笑”，她是“姚贝贝”，而不是“聋人”。
置身其中久了，一如久待玻璃缸的鱼，自然被消泯了声音；直到转学生
张诚凭著一片单纯的真心，如同绿巨人般怀着“坏人就该被揍”的强大正义
感，在大雨中拉起仍想上校车的贝贝，请王大军老师帮忙。老师身份所拥有
的权力使校长不得不倾听他的意见，于是接二连三，竟勾出了至少１２７名
学生遭到性侵的事实，以及“贝贝应该转学”的争论──贝贝却不想离开，
毕竟“被搞大了肚子”的忧虑，远不如“从此成为没用的人”的恐惧，尤其
贝贝在入学之前，被不知如何教养的祖父母关在家里；而张诚的锲而不舍除
了对贝贝的倾心，更有的是“我常觉得我多余，认识贝贝，我觉得我是有用
的人，我可以保护她”的使命感，那是在听人的世界，光是被弄掉了助听器，
就有如被抛出水缸的无助；光是与听人沟通，就要承受怪责与不耐、甚至被
视为蠢人──完全不同的自我价值。比起“永远成为没用的人”，被性侵那
段时间的短暂痛苦就变得可以忍耐，毕竟“他们做这种事很讨厌，但他们平
常人很好”。
然而问题没有解决，相濡以沫的鱼只要落单──或者即使在一起也没有
差别，只是导演的温柔没有让张诚与贝贝彼此在现场目睹──为了保护贝贝，
张诚只能张开嘴和宝弟被迫“一起玩”；而在退休老师来到学校后，贝贝又
在厕所遭到性侵，“没事，下次我一定更小心”、“不可以跟别人说喔”、
“只要小光毕业，就不会有事了”，如果想待在学校里，到底还要多小心呢？
当潜在加害者无所不在的时候，潜在受害者再怎么小心也是徒劳，所以贝贝
去找了密医“一劳永逸”。如果说选择往往能看清楚自己的处境，无论是贝
贝决定动手术的坚定，张诚赶去阻止却被撞倒掉了助听器满地去找的惶急、
知道老师赶上了阻止（导演再一次的温柔）的无助，以及拿着铁锤去找加害
者的愤怒，都只是证明了他们的，别无选择。
谁又能有选择？或许是那个集体性侵事件背后，那个比出“一起玩”、
“嘘”，自承“我从来没有动手”，整个旁观过程却殊无欢欣之意的暗影小
光，在被询问却回答“好玩”；当老师问他“你以前被学长他们欺负吗？”
时，扬起笑容回答“没有人敢对我动手”，却在退休老师回来的台下，当所
有同学举起双臂欢迎时瑟瑟发抖；在他伤害自己，老师问他“为什么这么做”、
“你到底在想什么”时，他拉了一下缠好的绷带，徒劳地掩饰自己的伤口，
别过头去；张诚愤怒地拿着铁锤想敲碎对方，却眼见他拿着刀子割裂自己。
“小光他很可怜”，当小光的朋友终于鼓起勇气拿出影片，终于遇到一个不
会叫他们“把影片删掉”的老师之后，“玩”的源头才炸开来──一个游戏
怎么玩，不是无中生有，而是有人设计方法，制定规则──一个孩子怎么知
道使聋人失去行动力，在他们的头上盖上外套是最快最方便的方法？一个孩
子又如何知道怎么做，才能让两个男孩在“一起玩”的同时受辱？
即使拍了影片只被说把影片删掉，小光只能忍耐美术老师的性侵整整四
年，校长才终于逼“后台很硬”的翁老师退休。贝贝被性侵的痛苦是痛苦，
因为集体性侵她的也是孩子，只懂得在玩当中寻求快感，她只需忍痛，和担
心怀孕；但若加害者是有权势的大人，除了强迫施加欲望之外，还懂得施加
温情，甚至，在长期被性侵的过程里，不得不逼自己“欣然接受”才能抵抗
被剥夺自主权、被践踏自尊的羞辱，以及，升起了违反内心意愿的快感呢？
在大军老师说出“你是不是不相信大人（但你可以相信我会倾听）”的
时候，小光终于以手语和破掉的表情自述：
“我觉得很丢脸。”
“我恨老师，毕业典礼看到老师，我有点开心。”
“我不要喜欢他，我要恨他。”
“前几天，翁老师有来医院看我，”
在翻飞的洁白床单里，他一边哭，一边抓着衣服，才又比著：
“我摸了老师。”
“我想知道，我是不是变态？”
“老师，像我这种人，值得活在世上吗？”
在察觉小光受害的时候，我一直想到《鸣鸟不飞》里，小时候被继父性
侵，成长过程里必须反复以反话与“性爱成瘾”催眠自己的矢代：
“我喜欢做爱，我喜欢跟男人做。”
“要是不痛的话，我就没感觉啦。”
我也想到《房思琪的初恋乐园》里，被李老师性侵的思琪，这样告诉自己：
“不只是他戳破我的童年，我也可以戳破自己的童年。不只是他要，我
也可以要。如果我先把自己丢弃了，那他就不能再丢弃一次。反正我们原来
就说爱老师，妳爱的人要对妳做什么都可以，不是吗？”（页66）
被性侵的孩子，在自弃的同时仍要求生，因为“人生不能重来的意思是
人只能一活，却可以常死。”（《房》页67）于是，矢代选择了喜欢做爱，
思琪选择爱上老师，而小光选择恨老师，然后指使同学们“玩”的时候，从
他们脸上的屈辱看见自己的屈辱，从他们身体的快感看见自己的快感，那么
自己就，不是变态，不是弱者，不会就这样破碎成一地，碎成最初的自己都
认不出的样子，碎成几乎死去却没有死去。
可是周遭没有听见他们的声音，也没有告诉他们该怎么，求救。“我们
的家教好像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性教育。”“什么性教育？性教育是给那些
需要性的人。所谓教育不就是这样吗？”林奕含这样写：“在这个故事中父
母将永远缺席，他们旷课了，却自以为是还没开学。”不只缺席，而且无视，
甚至歪曲：孩子可能不需要性，但是大人需要，总有大人需要，而他们不会
在乎孩子还小，孩子的懵懂和懂得的屈辱会为他们建立监牢，使加害者逍遥
法外。所以翁老师和窦老师，都说这是在玩；所以小光和宝弟不知道，内心
的屈辱痛苦和身体的性快感是可以同时存在，就像被搔痒的时候会笑，不代
表你真的开心；“嘴巴说不要，身体很诚实”是一枚子弹，该射进的是说出
任何类似话语的人嘴里，而非受害者的大脑。
如果说聋人与听人之间世界的阻隔是第一个障碍，对性教育的隐晦不言
就是第二个障碍，这些障碍是听人设下的。在电影当中，或许姚贝贝的设定
是“在入学之前被爷爷奶奶关在家”，所以在被性侵之后，她知道自己受了
伤害，却没有女性被性侵时，常有的自我谴责──这里导演也是温柔的，只
从女校长的口中说出“你想让一个女孩一辈子背负被强暴的罪名吗？”让贝
贝还是个孩子，性侵她的也是孩子；但小光则是，男孩。自尊心是男孩从小
要被培养的，所以会“觉得丢脸”，女孩的自尊心会缝起她的嘴，男孩的自
尊心是要让大家跟他一样。
所以故事的最后，姚贝贝和张诚的大雨停了，被洗浴过的他们重获新生，
何仙姑引领他们重返人间，可以和同学们一起玩；受到伤害却还没被救助的
宝弟望着他们，拿着外套，阴恻地看着那个熟睡的、毫无防备的学弟。事情
结束了吗？没有，如果我们的性与性别平等教育进展不能再快一点，如果我
们都因为畏惧丑恶、麻烦与痛楚，继续选择听而不闻，春风吹起就会再生。
或许只有像大军老师那样，愿意倾听，愿意了解，愿意发声，让所有受伤的
人明白：被性侵不是你的错，有快感不是你的错，求助无门而采取的保护措
施，更不是你一个人的错。毕竟我们不知道何时会失去发声的力量，我们都
可能因病痛意外而成身心障碍，都可能被夺走声音，都有可能遭到侵犯──
只有发声与倾听成为常态，才不会因无声而成为集体的聋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