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雷～～～～～
“你为什么脱光光坐在一台怪车里？”他的老婆最后这么问他。
当了25年的知名乐评，这样在一般人眼中很有文艺气息、亮丽的标签一夕之间从他身上撕去，甚至还被原本的报社沿用他的名字和名气继续刊登乐评，可是那些内容根本不是他写的。他的老婆想要孩子，但他总是不知道该如何成为一个父亲，家里的电视总是播报著关于恐怖分子还有难民的新闻。知名的评论家、渴望孩子、家庭、婚姻、恐怖分子、难民，构成了一幅身份认同的图像。他之所以是他，社会给予他的身份认同，在被宣告开除的那个瞬间似乎都全毁了。
他不想要了，所以他要去做不被这个社会认同的事情，甚至是毁坏那些作为这种被社会认同的象征－－他的主管。所以他去划花主管的跑车；去赞助以前霸凌他的高中同学，成为他的合伙人，经营一个旧旧有点破破的游乐园；在主管的屋子上乱喷漆、砸烂监视器；在主管家的游泳池里放了一只恶心的死鱼－－就跟《教父》在床上放马头一样，然后他拿着枪指着他的主管，脱光光坐在雪地里捧著放入一堆安眠药的酒。杀人然后自杀，这个社会最不允许的事情。
结果失败了。
这一切就像是个顿号，脱光光坐在一台怪车上的顿号，停在马路正中央阻碍车子前进。所有脱轨的尝试仿佛电影的开场镜头，他走在白茫茫的雪地上，拖出一条长长的线，徒劳地留下自己踏过的痕迹。
这时候总是会想起他和他高中同学女朋友的对话，她说她需要一个会跟她说话的人像他一样，所以她选择离开那个总是不跟她说话的他的高中同学。说话，人们似乎总是透过言说来确立自己与他人的关系，我是他的谁、他又是我的谁，在关系之中才能确立彼此的位置。
她需要一个会跟她说话的人，“像他一样”。他会说话。怪车重新发动，电影的最后车流缓缓地往前迈进，生活仍然要继续，人们仍然必须或接受在社会中认同自己所处的位置，大概他也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