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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洪健伦
2017年的贺岁国片很不一样！相较近年以老牌综艺明星、有线电视乡土剧制作团队为班底
，主打乡土、热血的本土贺岁片。今年的三部贺岁片《健忘村》、《52Hz, I Love You》
、《大钓哥》在企划方向、故事题材、目标观众，乃至于制作规格都各不相同。更难得的
是，以往常见于各重要电影竞赛的主创团队，终于进军贺岁档期，大家突破以往的格局，
带来更不一样的选择。
而耗资三亿台币，集结舒淇、王千源、张孝全等当红卡司的《健忘村》，在贺岁片的资金
与技术的规格层面上，更可能是近几年的最高规格。除了卡司集结两岸三地人才，台湾电
影两大制片李烈、叶如芬再度联手，摄影指导姚宏易、美术设计黄美清、配乐王希文，都
是国片技术人才的一时之选。而大陆、亚洲最好的团队也补足了古装片技术上的不足，剧
中人物造型由《十月围城》、《长江7号》等知名电影的造形指导吴里璐设计；精彩动作
戏也请来知名韩国动作指导梁吉泳（《原罪犯》、《骇人怪物》）；小至梳化，都因为台
湾缺乏拍摄古装戏经验，也延请大陆团队主理。“不只贺岁片，以近年整体台湾电影来讲
，《健忘村》都是单一部片成本与规格最高的电影。”李烈告诉《放映周报》。
但是，《健忘村》上映前遭到有心人士操弄政治立场议题，使对岸戏院与发行商在政治考
量下冷处理。在台湾，《健忘村》的台北票房也在贺岁国片中暂排第二，还有待进一步发
酵。票房成败未定，但这次《健忘村》在制作层面上确实火力全开。集结两岸最高规格的
制作经验，绝对是台湾近年电影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李烈与叶如芬2015年底曾分享
他们对两岸合拍的趋势观察与因应策略，《健忘村》正是他们的理念实践，如果最后如愿
获得市场肯定，《健忘村》或许真将为台湾电影产业开启新局。
两位监制与陈玉勋导演继2013年暑假强片《总舖师》再次合作，不但在喜剧的形式与内容
面更上层楼，更强势问鼎春节贺岁档期。可否请两位谈谈如何思考《健忘村》的电影定位
与档期选择？
李烈（下称烈）：第一个考量当然是制作成本，贺岁档的票房回收还是会比暑假档来的高
。而我也觉得片子的型态比较适合贺岁，是一种直觉的判断。
叶如芬（下称叶）：贺岁档有过年阖家观赏的特点，虽然假期只有一周，但是贺岁过年全
家聚集的机会多，在家吃饭围炉之外，就是去电影院看电影，观影人次比暑假档更为密集
，对于票房是有帮助的。除此之外，档期的安排也是配合电影制作流程的时程，我们在
2015年八月多拿到剧本，九月进入筹备，年底开始置地搭景，到2016年初开拍，如果等到
2017年的暑假再上映，一个这么大的片子，在时间上拉太长了。
烈：时间轴拉的太长，对于投资人而言资金回收太慢。我们算了一下时间，贺岁档的时间
绝对来得及完成影片，所以我们就敲定春节上映。
2015年12月，两位曾出席一场对谈，谈的正是台湾如何面对两岸合拍新局势，从《健忘村
》回过头来看，两位这次的制作正是当时理念的实践。
叶：没错，那时候就在筹备《健忘村》了。我之前做很多两岸合拍片，还有很多大陆的合
参片，烈姐也和大陆片商有很多接触，加上当时就在筹备《健忘村》，刚好就跟电影界的
大家分享合拍概念。其实我们从未改变想法，我们当时那样讲，就表示我们会那样执行。
讲座当时两位在中国的筹资已经谈定了？
烈：谈的差不多了。这么大的片子，我们不可能在资金还没确定的方向就开始动。而且我
们还要搭一个村子，前期准备就需要大量经费，如果当时我们当时资金还没找齐，我们根
本不敢动，风险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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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8期【电影特写】
从“400亿”到“IP”：国片前进中国不能忽略的关键字
中国大陆的投资起于“万达影业”的忻宁宁对《健忘村》剧本的大力支持，促成万达的投
资，后来陆续还有内地的“光环影业”、“影行天下文化传播”加入，如何找到后续的中
资投资方？
提交电影资金好不好找，你的故事、主创团队的组成很重要，都影响到你能不能让人信任
。
烈：其它投资方都是自己找来耶。包括“光线影业”也曾经表达投资意愿，只是当时我们
的资金已经满了，我们只能跟他们说抱歉。
叶：我们到拍摄期、后期，还拒绝了好几家，因为我们不想把资金结构弄的太复杂。
烈：三亿台币确实是很大的资金，即便对制作费动辄一、两亿人民币的大陆市场，六千万
人民币仍是一个中大型投资。但电影资金好不好找，你的故事、主创团队的组成很重要，
都影响到你能不能让人信任。我没有两岸合拍的经验，但如芬在大陆做了很多戏，人家提
到叶如芬，大家都会信任你。（叶：烈姐当然也是正字标记。）这些元素一相加，你的印
象分数自然就高，投资意愿也跟着提高，尤其大陆市场一年需要这么大片量，一个好的、
有潜力的作品，大家都会抢著投资。
但2015年大陆电影产业“IP热”炒的火红，完全原创的《健忘村》如何说服对岸投资者？
叶：不用刻意说服。IP（编按：即如小说、电玩等可供改编的智慧财产）是一回事，没有
IP的题材仍可以创造自己的IP，我们可以创造个人魅力与个人创意。电影本来就是多元的
，不可能每一部电影都是原著小说改编，我们自创好的故事，还是有人投资。IP热只是个
迷思，到了现在2017，你再问，未必。大家还是看剧本、主创、演员，觉得可以做，大家
还是能够往前走。
除了中国合拍的筹资，这次台湾的出资方，除了李烈代表的“影一制作所”与叶如芬代表
的“华文创”之外，也有多家投资方加入。两位刚才提到到你们会挑选投资方，可否谈谈
这次台湾投资方的选择？
叶：资金不尽是主要考量，更重要的是投资方的资源可以如何帮到这部影片。还有一点非
常重要，就是“和协性”。有些投资公司可能意见很多，什么都要管，但像这样的大片对
我们两个已经很劳心劳力了，不希望再花这么多时间向投资方解释小细节。也很感谢这次
的合作单位都也很愿意互相支助，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健忘村》是合拍片，中间有很多
公文往来，要在将近十家公司之间盖章，行政作业上需要高度配合。所以“资源”与“和
协”，是我们这次挑选投资方最看重的。
提交电影创作、制作需要投资方尊重，否则我们就得花很多精力处理无关电影制作的人和
事，这是不对的。
你们提过不希望投资方干预电影的内容，可否也谈谈这点对电影的影响？
叶：我们两个监制在彼此理解的情况下，为了帮助勋导，意见都会相左。除此之外，也有
华纳公司的石总（石伟明）给我们建议，这些意见就够多了。对电影创作、制作，投资方
需要尊重，否则作业会变的很难，产生许多纷争，我们就得花很多精力处理跟电影制作无
关的人和事，那是不对的。
在制片工作的执行，两位监制又如何分工？
叶：我们多半会一起讨论，但如果有些事情我比较喜欢做，就会多做一点，烈姐也是。我
们也会彼此互通有无，烈姐有她的人脉、资源，相关的工作就由她负责接洽，演员、造型
也是她的强项，我不会的也会请教她，有些制作的工作细节是我比较懂的，我就会处理，
再跟她说我们已经做到哪里。多年以来，台湾合作监制电影最多的应该就是我们两人，你
进我退、我退你进的默契很好，优点缺点也会互补。
烈：这互补的效果已不只是一加一等于二，大家又熟，又有工作默契，都知道彼此的眉角
。
叶：例如我在片场生气了，烈姐就会把我拉走让我冷静一下，平常个性和蔼的烈姐生气了
，我也会把工作人员拉走，跟她们说“糟糕，大姊生气了，你们死定了！”连我都怕采到
她的线。（烈姐大笑。）
拍电影是无止境的学习，每部片的型态都不同，不可能都用同样的方式去做，一定需要别
人的协助。孤军奋战真的太累，有时候一个问题无法解决，又是自己的片，单打独斗找不
到人哭诉，一口气真的容易憋在心里。多一点人合作真的很重要，尤其像《健忘村》这样
的大片，一定是需要多个监制合作。
这次勋导主导故事发想、编剧，两位负责筹资与资金控管、筹组主创团队，并在片场监督
进度，《健忘村》的制作模式似乎也在制片制与导演制之间找到比较好的平衡。
烈：在我们的想法中，制片制一定会对电影比较好，但这是否成立，也会受制片的工作经
验影响。在台湾，有时遇到有名的大导演，在现场还是很容易变成导演制。但有些时候导
演拍戏会变的很固执，什么都不管，就是要照他的意思来做，有时候会造成剧组很大的负
担，成本也相对增加。我和如芬、勋导三个人有一定的合作默契，在工作现场都会彼此讨
论、沟通，就会让事情可以顺利进行。
烈姐提到主创团队人选会影响投资方的合作意愿。也想请两位谈谈主创团队中的摄影指导
姚宏易。从《青田街一号》到《健忘村》，可见他不断在商业电影的风格与工作节奏适应
、成长。除了他杰出的摄影功力，他过去在各个电影竞赛的奖项肯定，也是两位在合作、
筹资时的考量吗？
叶：不尽然。我觉得搭配勋导的团队人选非常重要，他拍片有时候很即兴，那个人一定要
能跟他对话。不管小姚（姚宏易）在《青田街一号》的表现是否够商业化，我觉得他的影
像很好，加上他也拍过《聂隐娘》，自己又是导演，对于拍片有自己的概念，也不会是一
个只会听话、或是很多意见的摄影师，大家可以在同一个层次上对话，让导演安心，他和
导演年纪也相近，对话上一定能彼此包容，这些都是重要的考量。
烈：在《健忘村》的主创团队里，是否有参与大片的经验与调度能力，是很重要的考量因
素。一直以来，台湾剧组拍的仍是小规模的片子，这方面经验难免不足。我们也希望增加
大片的数量，培养工作人员的经验与know-how。加上撇开在大陆拍摄的《聂隐娘》不算，
我们有多少年没拍古装片？主创和其它的技术部门根本没人知道怎么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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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9期【电影特写｜台湾制造】
忘了还是要旺！贪婪、记忆与忘却——专访《健忘村》导演陈玉勋、编剧张耀升
也因为这样，我们也集结香港、韩国技术团队，补足古装片技术上的不足。但他们的经验
如何留在台湾？
提交要把古装片的技术Know-how留在台湾，不可能只靠一部电影。大陆也是走了这么长时
间才累积到今天，台湾只能慢慢来。
烈：还包括大陆的梳化服组，台湾没有拍古装片经验的人，古装梳头、化妆、衣服的工作
方式，各都是一门很深的学问。要把这些Know-how留在台湾，不可能只靠一部电影。大陆
也是走了这么长时间才累积到今天，台湾只能慢慢来。但至少，我们这次看到这些技术这
样做的，还是叹为观止，学了很多东西。技术本身我们可能学不到，但至少其它组的人看
到了他们怎么操作，对工作方法就有了基本概念，再碰到古装片，就不会不知所措。但这
东西还是要有足够的片量，大家的经验才能真的得到累积，问题是台湾现在根本不拍古装
片了。台湾上一部古装片是《花漾》但当时的问题是导演、主创团队没有相关经验，也没
有好好地相信技术团队的专业。
叶：找了专业的人要信任他，如果不信任专业，还是选择用自己的、独立制片的方式来做
一部成本超过一亿的片子，那是绝对不可以这样的。
烈：一定要相信专业，在这一行里，不要以为你现在看到、过去知道的作法就是全部。这
一行永远都有新东西，我们永远都在学。而碰到新的东西，就是要相信专业。
“影一制作所”目前也兴柜上市一阵子了，公司的型态转变是否也会影响到制作案挑选的
判断？
烈：影响是一定有的。公司上市以前，有些案子看起来不一定赚钱，但如果你喜欢，还是
可以做。上市之后，市场的变量就一定是考量，这是目前为止我会觉得满痛苦的地方。但
它就是个代价，你必须跟市场妥协。妥协到什么程度，我也还在拿捏。
投资、开案的评估会受公司型态改变影响，但一部每部片子预算规模该是多少就是多少，
这是我的坚持。如果一个该用五千万拍的戏因为公司上市了，而必须被压到三千万来拍，
第一个伤害的是戏本身，当一部电影的制作品质和水准被伤害，它对票房也不会有帮助。
如芬姐目前代表的“华文创”相对没有来自上市柜的考量，评估每个拍摄案的时候弹性是
否因而增加呢？
叶：我在加入华文创之前，参与过“华联国际”的制作部，华联的型态和影一相似，但走
得太急促，所以我后来选择加入华文创。华文创至今才成立三年多，但他有来自文化部、
中国信托、以及其它企业的充裕资金，没有上市柜的压力，可以给我在投资国片、华语电
影时多一些主导空间。在评估案子时，只要我觉得案子不错可行，就会找制作、行销部门
的同事讨论，如果我们意见一致，就会投资，大家意见不同，我也会退一步参考大家的看
法。华文创虽不是上市柜的公司，但我还是需要对股东、老板负责，只是省掉了烈姐那部
份的痛苦。但是兴柜上市要对法人负责，它的优势是未来金钱和资源的整合会越来越大，
投资的电影会越来越多元。
更早的时候，在我自己的公司威象，也是遇到自己没做过、有趣的案子，就会不管票房市
场，义无反顾地投入，相对也亏了很多钱。在《总舖师》之前，“破亿”两字从来不在我
身上。但加入华联让我学到要顾到市场，不能只顾自己的喜好，还要在评估时顾到宣传跟
发行的发挥空间，加上当时《总舖师》的成功给我的信心，才有了《我的少女时代》，这
是我进入华联之后才有的转变。
加入华文创一年多，也还是有电影卖钱的压力，要向股东交代。但我仍然是一个会义无反
顾的拍一部艺术片的制片，只是对于其它的电影，我开始会重视它的市场潜力，包括今年
接下来的合拍片，也是这样的概念，你说台湾市场小，我们就试着用大陆的市场来回收，
让公司收支平衡。做为电影的领头者，我的热情还是有，只是顾及的层面多了，还是会自
我警惕。
两位已是业界非常倚重的制片，但电影圈在两位这样的辈份以下，似乎还没看到有足够能
力或经验担当监制的人才，两位如何看待相关的人才培育？
叶：有潜力的年轻制片还是有，只是你要给他时间。在这项工作环节，或许因为我们年纪
跟其它人不同，比较愿意做更多努力，现在年轻人生活讲求小确幸，好像比较难为制片的
工作全心奉献，但我过去就是在生活上付出了许多代价，才进入到这样的位置。以前台湾
一年只能拍十部片，我只要参加到其中一部，我十二个月就都会奉献在那一部片，每天瞎
忙、努力，你去哪里我都要跟，想知道你在做什么。但现在不少人拍完就走了，每部电影
真的只是一份工作，是不一样的概念。
制片还需要“承担力”，也可能是现在年轻人比较欠缺的，你敢负担预算控管的成败，能
够承担责任、赔偿，你就可以往上做。还有要敢赌。没有这些就没有办法。
提交一个制片最基础的技术也要长期累积经验，因为监制就是不断地判断、决策，评断的
准确度全靠经验累积。
烈：“制片”跟“执行制片”需要具备的概念完全不同，制片对各个环节要更全盘了解，
因此，培养一个制片需要的时间真的很长。一个监制跟制片连最基础的技术也要长时间累
积经验，因为监制就是不断地判断、决策，评断的准确度要靠经验累积。或许因为台湾拍
片量不够，也或许现在年轻一辈比较不愿从基础做起，因而导致经验累积不足，甚至断层
，但我们还是看到一些不错、有潜力的年轻制片，也一直在栽培他们。
叶：在台湾，大家还是抢著当导演。
烈：因为导演的光环永远最大。其实制片最没有光环，我跟如芬是拍了几部片大卖，才有
光环在身上。真说起来，制片跟监制是整个剧组里面最不被看到，又常挨骂的人——剧组
里哪一组人不开心，就是找制片组吵架。很多人不愿意当制片，是有原因的，其实制片非
常辛苦，最早到，最晚走。（叶：待遇也不高，别人休假，你还要整理昨天的东西，准备
明天的东西。）我也很清楚一个好的监制对电影非常重要，但他的培养又真的很慢，我们
也很着急。
最后还想请教二位：我们在2016年看到了更多更到位、更精致的国产商业片，其中包括如
芬姐监制的《一路顺风》，但从票房看来，这些作品却仍难获得观众信心，两位如何看待
？我们如何找回观众对国片的信心？
叶：台湾全面开放外片进口，每年有五、六百部外片，国片产量一年算五十部好了，在这
样的局势之下，不管多用力宣传，怎么跟那么多外片竞争？我们或许不需要很到位的国片
保护政策，但如果政府都没有相关措施，我们怎么拼？所以重点不是一直检讨国片拍的多
不好，其实没有，是因为我们没有保护政策，韩国、日本都有相关措施，大家当然会去多
看一些自己的片子。
烈：世界各个注重电影的国家都有他们的保护政策，只有我们没有。我们打不过好莱坞的
，他们有最大的资金、最大的明星。再说，全台有多少人每周至少去电影院看一部电影？
而去年每周平均上映八部新片，选择这么多，消费者一定选声势最大的。而当他挑了一部
外片，国片就被排到不知道第几顺位了。但这个问题无解，只有政府可以从政策面尝试改
变，外片的门户打开了就很难再关上，政府能如何用其它政策、策略，帮台湾电影再多做
些什么？
看电影其实是一种习惯，我要看或不看某种电影，也是种习惯。绝大数的观众选择看好莱
坞电影是一种习惯，他在很后面的顺位才去选台湾电影，也是习惯。例如《一路顺风》，
好看得不得了，但是在这样的观影习惯之下，他也只能得到这样的成绩。如何让观众建立
选择国片的习惯，只能靠政府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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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访谈不只是聊今年的贺岁片而已
更提供给各位不同的思考点
“台湾对于知识产权(IP)的重视，是否看得够远？”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电视剧的习惯
去年爱奇艺在台湾设立台湾站之后
提供的IP内容几乎都来自韩国以及自制节目
而从电视剧再看回来电影
你们还认为韩国只会拍电视剧吗？
看看尸速列车就会觉得，韩国看重自己的IP的质量
他们看的绝对不是自己的市场，而是全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