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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一座金马奖，从流亡导演到“香港人”应亮
端传媒
一部《九月二十八日·晴》让出身大陆、流亡香港的导演应亮成为了金马奖“香港队”成
员，这是一份给香港的“投名状”，一剂治人治己的“药”，还是一种自己方式的“报恩
”？
特约撰稿人 夏目目 发自香港
9月28日，对从上海“流亡”到香港的独立导演应亮来说，是一个特别的日子。
两年前的“9.28”，是香港雨伞运动最惊心动魄的时刻之一。香港政府总部和立法会所在
的金钟，从傍晚5时58分开始到翌日凌晨，落下87颗催泪弹。导演应亮也在此时，从位于
离岛的家中坐船出发，赶到金钟，声援抗议的群众。两年后，他第一部以香港为拍摄对象
的短片《九月二十八日·晴》在台北获得金马奖最佳剧情短片奖，成为金马奖历史上第一
部以伞运为主题的获奖影片。
2016年11月26日，获奖当晚，应亮的社交网络被祝贺声填满。和对导演能力、作品表现等
常见赞誉不同的是，朋友们给应亮的祝贺，多了“香港人”、“香港队”这一项：
有人将这部短片与香港导演拍摄的《一念无明》和《树大招风》一起称为“香港队”作品
，还有人对应亮说：“我相信你比许多香港人更爱香港！”
这些象征著某种身份接纳的回应，对应亮来说，和对作品本身的肯定一样重要。他曾不止
一次在各类公开场合说，4年前，有不少朋友冒着风险帮他，才令他在无处容身的情况下
，能够留在香港生活，因此在金马奖领奖台上，他满怀感激地说：“香港是一座侠义的城
市。”
在港生活了五年，应亮终于把这座原本陌生的城市拍成了电影，把香港故事推向外面的世
界，他说，这是对香港的回报，也是自己新的身份认同：“我可以确认自己身份应该是个
香港人了。”
透过电影，“落地”香港
2012年之前，应亮在中国大陆是非常活跃的电影人。他拍摄过14部短片，2部剧情长片，
发起过重庆民间映画交流展。2011年，应亮受邀到香港演艺学院做为期一年的驻校艺术家
。
但2012年，他以青年杨佳袭警致6人死亡的争议案件作为题材，拍摄从杨佳母亲视点出发
的短片《我还有话要说》。但影片随后遭到中国政府封杀，应亮彼时正任职香港演艺学院
驻校艺术家，不仅本人被上海政府官员约谈，家人也遭公安等多次“问候”。突如其来的
变故导致他不能返回大陆，幸而得香港朋友救助，可以暂时继续居留香港。
危急关头，香港成了他唯一的选择。而所幸，也有香港朋友愿意冒风险去帮他，最终，他
以香港演艺学院兼职讲师的身份留下，拿到工作签证，一直教书至今。
“香港是一座侠义的城市。”
但是，离开生活了35年的中国大陆，对一个导演来说，也是离开了最熟悉的叙事土壤。他
不得不中断了创作，直到2013年初，他决定拍一部讲香港的短片。他觉得在港生活，融入
是基本的尊重，而自己能够“落地”的方式，就是电影。“我没法到中国拍片子，而新的
感情投射已经在另一座城市了。”应亮说。
这是《九月二十八日·晴》的雏形。
彼时，学者戴耀廷、陈健民和牧师朱耀明才刚刚开始酝酿“占领中环”，希望以非暴力的
公民抗命形式，为香港争取民主普选特首。“抗争”还在纸上谈兵的阶段，谁也没能料想
到之后的雨伞、铁马、冲撞和催泪弹。这时的应亮，也没有选择“占领”或者“抗争”作
为直接主题，他从街边的老人院和电影《桃姐》中受到启发，打算将他的香港处女作献给
养老问题。
拍摄一座几乎完全陌生的城市很不容易，应亮先花了将近3年的时间阅读香港历史，把香
港70年代的小说，西西、也斯，“图书馆能找到的几乎都看了”，又自己一个人探访了港
岛和九龙的六七家老人院。但香港的政治风云变化出人意料地迅疾，2014年秋天，雨伞运
动爆发，只在资料中看过保衞天星码头、反高铁等香港社运事件的应亮，第一次见证了如
此大型的社会运动，短片选题因此急转向，《九月二十八日·晴》的片名也由此而来。
这部短片改编自香港作家陈慧的短篇小说《第十六分钟》和《味道·金宝菜汤》，剧本在
2015年8月完成，10月开机，3天就拍完了，加上后期的剪辑、调色，到2016年1月正式成
片，2月在香港独立电影节首次放映。
“电影也许是一剂‘药’：治愈城市，治愈别人和自己，也治愈敌人。”
一直牵动着应亮的养老问题，以隐形线索出现在新的短片中：参与雨伞运动的女儿，在9
月28日回家之后，与即将搬进老人院的老父吃饭，二人在饭桌上争执占领的意义，哪知催
泪弹落下的新闻传来，女儿转身上街，令许多观众猝不及防的，是老父最后温柔一句：“
我会保释你。”
2014年雨伞运动开始前5天，9月23日，应亮参与学联（香港专上学生联会）发起的“罢课
不罢学”义教活动，在金钟的立法会示威区，向集会者讲述电影作为行动的另一种可能。
当晚的教学大纲中有一句：“电影也许是一剂‘药’：治愈城市，治愈别人和自己，也治
愈敌人。”
《九月二十八日·晴》，应亮说首先是治愈自己的一剂“药”。这部短片令他摆脱创作中
断的苦恼，在新的土壤“落地”。
用五年时间成为香港人
伞，是应亮对香港的第一印象。
那是2004年，雨伞还只是这个小岛城市里，一件日常的必备品，还没有成为抗争符号。应
亮来参加影展，见到“传说中的香港”，感到很高兴，但却发现中学时期看的那些“古惑
仔”港片都是骗人的，“没有那么多古惑仔，哪有啊？！”让他在12年后仍记忆犹新的，
是香港人在冬日雨天，手上拿的黑色长伞，“很雅致，很美好”。
那年他27岁，第一次听说“七一大游行”、“董建华下台”、单程证，对香港好感很多。
7年后再来，他的好感仍然持续，觉得香港很有秩序，社会上的人都比较讲道理，唯一缺
点是物价太高，但“这不是重点”。
而到了2012年，应亮在香港不再是过客，而是常居民，高物价带来了真切的现实压力。他
的孩子2013年出生在香港，他兼职教书，收入不多，太太也做一些兼职的艺术行政工作，
两人很努力才能维持正常生活。不过他对自己说，一个创作者的生活潦倒几年，不是坏事
。
“我可以确认自己身份应该是香港人了。”
来港5年，应亮搬过五次以上的家，从港岛东的筲箕湾旧区到新界东乡郊，最短一次只住
了半年。今年年初，为了有更大的活动空间，他们搬到了新界东的村屋。
房子在山林包围中，还有一块田，在城市出生长大的应亮第一次开始学习有机耕种，虽然
时间有限，也每天花一点时间，种出了粟米、尖椒、豆子、菜瓜，前几天刚收成了薯仔和
番薯，据说味道香甜。偶尔也有野猪经过，半夜吃光粟米，吃不完的菜瓜则由得它慢慢变
老，拿来洗碗。香港的乡郊，成了应亮的孩子最好的乐园。
“我家在香港，我住的地方、家庭都在香港。”应亮说，“我可以确认自己身份应该是香
港人了。”他始终强调，尽管前几年自己也在香港做了很多基础功课，但是雨伞运动令他
获得力量。
他的脸书头像至今仍是金钟清场时的口号：“We will be back.”（我们会归来）他说自
己“支持香港年轻人一切形式的抗争”。在这一点上，他比很多本地人走得更激进，他支
持港独主张，也支持暴力抗争，因为觉得自己见过、经历过不民主、不自由的国度，而香
港不应该也变成那样。
“我有时比本土还本土”
他的激进主张，常常令他的中国大陆朋友惊讶与不适。
中港足球大战时，他毫不犹豫支持香港队。他能听懂粤语，但不太能讲，平时与学生沟通
，学生讲粤语，应亮用普通话回答。但他却说，希望香港人最好都听不懂普通话。甚至，
他觉得自己哪怕有一天在香港因身份被打也是“活该”。
2014年，应亮在金钟占领区义教时，曾有一名中年听众在课堂中途走上前来，站在他身边
质问他，为何要用普通话在罢课的活动中教书。应亮的反应是，告诉那个人不想听无所谓
，“我是来帮忙的，香港帮我，我现在帮香港，就这样。”那人听毕，转身离去。“没事
啊，我也不觉得这叫歧视，最多是他有意见。”应亮说。
类似的情况还有几年前，他走在湾仔天桥上，见到有人拉横幅请大家签名，反对深圳居民
“一签多行”来港。“我路过的时候就想，哎呀，这不是限制了一些自由嘛，但马上也就
理解了。”
对香港针对普通水货客甚至游客发起的反水货行动，他也是支持的。“看到水客拉那么多
箱子，拼命装东西，很讨厌，很贪婪。”他从未想像过自己或家人会在类似的行动中受到
牵连，即便有，那也要问：“这些一对一的冲突，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究竟是谁的责
任呢？”
是谁的责任？“这肯定不是个体之间的冲突造成的，而是香港政府和中国政府多年来放任
资源消耗和人口不匹配，还有多年来的渗透、统战。这些矛盾当然是中国政府有意激化的
，调动民粹，让民众之间有矛盾，焦点就会在民间而不是上面，我要是政府官员我也乐见
。”他说。
“我是来帮忙的，香港帮我，我现在帮香港，就这样。”
再谈到2016年初的旺角骚乱，他对主流媒体使用“旺角骚乱”一词不满，“最暴乱的是警
察啊，不是民众。90年代的民众都是丢汽油弹的”。那应该叫什么呢？“鱼蛋革命啊！”
应亮坚持说自己没有身份尴尬，也对中港矛盾无感。至于会不会因为身份在香港的暴力抗
争中受伤害，他认为，“他们反对的是邪恶的政权而不是你”，而万一被打，“也是活该
”。
他的主张也让不少朋友难以接受。有人批评他毫无原则、不讲是非地支持香港，甚至说这
种“被打也活该”的心态接近“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应亮对此报以哂笑，“斯德哥尔摩
综合症是说你拥护那个绑架你的恶人，那些活在中国还拥护中共政权的人才是真正的斯德
哥尔摩综合症。”
他毫不讳言地支持港独。“香港应该独立啊，这没有问题。这个世界有太多人和事需要独
立，最应该独立的是中国，因为中国被中共殖民得太久了。”
他承认自己“比本土还本土”，而之所以如此，应亮认为，是因为他见过香港和中国的不
同。“我明白在中国的环境下，很多问题没有解决空间。而香港本来有言论自由，电影没
有审查，我们在这里谈天是安全的，看病不需要花钱，政府会补贴教育，现在呢？例如电
影审查，已经在香港出现了。”“因为我比本土更加知道，哪些东西值得捍衞，失去就没
有了，”他说。
对一个在港不过5年的流亡导演来说，这好像“去得很尽”。记者引述有人形容这种做法
，是“为了融入香港交出的‘投名状’”，应亮一听就笑：“这个社会已经很接纳我了，
所以不存在投名状，是我要回报，而我回报得还不够。”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是说你拥护那个绑架你的恶人，那些活在中国还拥护中共政权的人才
是真正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过了一会儿，他又说：“我觉得自己都不太理解这种说法，可能我跟中国思维的人沟通太
少了。”
不过他也强调，地区归属、国族身份只是一个人复杂的社会身份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
，他还有父亲、教师、丈夫、导演这些更重要的身份。他也定位自己为中国人，不过是“
自愿强行定位”，为的是“保持对中国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资格”。
电影为香港而获奖，“我对得起他们一些了”
他以香港近年来最大的社会运动为主题拍摄，还在台湾得奖，对来自中国政府的可能施压
，他说“无所谓”，“债多不愁”。这几年，中国国家安全部门人员或警察一直和他的父
母“保持联络”，令两位70多岁、生活在内地的老人家不敢来港和他相会，怕家中无人照
看。
应亮的父母年事已高，身体也不太好，难再远行。这5年来，应亮唯一一次见到家中长辈
，是精心安排岳父母到台湾相见。应亮的岳父母没有城市户口，不能“自由行”，只得报
名陆客团赴台，应亮和太太、孩子则跟着旅游巴，在台湾从南追到北，晚上行程结束，双
方才得一见。这段“奇幻”经历也成了应亮下一部长片的故事蓝本。他的剧本创作已经到
第三第四稿，希望能在明年之内拍完。
“这个社会已经很接纳我了，所以不存在投名状，是我要回报，而我回报得还不够。”
应亮的另一部长片，将再次关注雨伞运动，也将再次与陈慧合作，讲79天的运动中，一家
人的政治看法与个人选择调转，本来要移民的最后却坐到金钟去被抓，本来签了占中意向
书的，最后却没有到场。《九月二十八日·晴》将会变成“雨伞系列”影片的开端吗？应
亮说不确定，唯一确定的是，他会继续拍摄香港的故事，作为“香港队”的一员而创作。
在访谈中，他不止一次提到，4年前，有不少朋友冒着风险帮他，自己“虽然回报还不够
”，“但我多少做了点事了。那么多人帮我，我对得起他们一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