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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提起她的名字和著作，仍然不免引起讨论和争议——“汉娜‧鄂兰”，这位历
经两次世界大战的美籍犹太裔女性，在二战结束后人们渴望实现公平正义的关键时刻，写
下《平庸的邪恶：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审判纪实》（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这本惊世钜作。虽然鄂兰的颠覆性思考替她招来不少攻击，但
是她的理论绝对值得当代人好好省思。《汉娜鄂兰：思想的行动》这部纪录片，邀请了鄂
兰的学生、老师及几位作家学者做详细访谈，并收录她生前多封信札和电视节目画面，让
观众能借由大银幕亲临其人，了解这位不平凡女性的对世界、对人类的种种观察和心得。
【生命基调：迁徙与流浪】
出生于1906年德国的鄂兰，父母都是犹太人，不过在鄂兰的成长过程里，她不曾被要求谨
遵犹太人的礼仪、宗教来生活，这一点或许影响了她日后包容、拥抱多元性的特质，因为
她的童年没有被任何一种意识形态束缚。大学时期，鄂兰与她的启蒙老师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相遇、相恋，也与恩师雅思培斯成为莫逆之交。1933年，由希特勒及纳粹党
掌权的德意志第三帝国展开高压统治，鄂兰只能逃离家园，继承犹太人千年来的流浪宿命
，展开她颠沛流离的一生。随着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与收场，鄂兰经历过惨无人道的集中
营地狱、一再展开的逃亡，最后来到当时文化与种族兼容并蓄的美国，最后归化美籍。
鄂兰的流浪使她对人类的生存权利更进一步深度思考。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涌现了为数
可观的难民，这批战争的受难者在土地与土地之间游走，没有国家愿意接纳他们——因为
比起这些难民，此时国家更关心的是自己国内的经济状况和复原程度。失去话语权以及其
他种种为人的权利的难民们，被欧洲各国视为“有待解决的棘手问题”，而非一群急需保
护的“同类”。在此一情形下，鄂兰看见的是民族主义缺乏的多元性与包容性，一个过于
强调同根同血缘的意识形态，在追求同族利益的同时不免会排挤到“非我族类”的权利，
当此种排他性发挥到极致的时候就会酿成悲剧——不论是二战时期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
还是持续至今日伤亡不断的以巴冲突，都是民族主义衍生出来的事件。
对鄂兰来说，人的可贵之处在于每个个体的独特性（民族主义恰好是此一概念的对立），
而“恶”的无根蔓延则会使得此种独特性被抹灭。要防止“恶”，最根本的办法就是“独
立思考”。
【平庸的邪恶：见证艾希曼世纪大审判】
1961年四月，以色列特工捉拿希特勒麾下头号大将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得
逞，即将在耶路撒冷举行对艾希曼的审判。鄂兰得知消息后，随即向《纽约客》表明自己
想去旁听审判的意愿。然而在这场审判中，鄂兰没有见到预料之中泯灭良心的恶魔，她看
到的是一个平凡无奇、奉公守（纳粹）法的普通公务员。艾希曼坦言自己并不反犹，虽然
他参与纳粹组织，但那只是执行上级命令的表现。艾希曼的种种证词让鄂兰相信，这个曾
经签署过无数绞杀令的纳粹信奉者之所以成为世人口中的恶魔，不是因为良心泯灭，而是
因为服从体制，依法行政。换言之，艾希曼的问题不是丧尽天良，而是缺罚跳脱体制的独
立思考能力，正是这种独立思考能力的缺乏使他为恶，成为极权主义的最大帮凶。独立思
考能使人在日常生活中另辟一个隔离的空间，如此一来就不会轻易被体制灌输的思想影响
，保有自己的思想就是保护个人独特性的不二法门，也唯有接受充满独立个体的多元世界
，世界才有办法容纳多元而独特的每一个人。独立思考的能力能使人避免在体制下渐渐陈
腐，艾希曼浸淫于纳粹体制后所导致的残酷恶行，就是一个最佳的反面例证。
“平庸的邪恶”是鄂兰在观看艾希曼审判后对“恶”的特质所做出的总结：“恶”会依附
于一个没有思考能力的人身上，而此这种罪恶的本质有能力夺取人命，进而造成文明的崩
毁。
【争议、挞伐与理解】
鄂兰出版《平庸的邪恶：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审判纪实》一书后，引来不少口诛笔伐，各种
对她思想和身份的穿凿附会接连而出。有些人批评她冷血，因为她竟然认为艾希曼并未丧
尽天良；也有人开始对她和海德格的不伦恋大作文章，因为海德格刚好是一位拥戴纳粹的
知名人士；不巧的是，鄂兰的丈夫布鲁歇尔（Heinrich Bluecher）又恰好是位正统的德
国人。《汉娜‧鄂兰：思想的行动》的导演Ada Ushpiz并未神化鄂兰，也不一味地护航，
反而如实收录对她的批评，再依据鄂兰留下的作品与书信尽可能回应这些争议点。千夫所
指的鄂兰，面对犹太同胞“你难道不爱犹太人”的质问，她只回答：“我不曾爱过任何民
族，为何该爱犹太人？我只爱我的朋友，我只懂这种爱。”鄂兰此番回答纵然让不少人不
满意，却再次应证了她先前“重视多元性、独特性”的言论。或许对她而言，爱无法产生
自一份民族的归属感，而是来自单一的、独特个体的呼应，这也是为什么她最后没有成见
地选择了德国籍的布鲁歇尔作为终身伴侣，因为对她而言，丈夫来自哪个民族一点都不是
问题。
同样的，鄂兰认为艾希曼没有丧尽天良，并不表示她认同屠杀犹太人的行为——尤其她自
己也是二战的受害者之一——她只是试图厘清，一个拥有道德判断能力、甚至熟读康德著
作的人何以行恶。理解并不等于原谅，却是疗愈的必经之路，不论是面对艾希曼还是海德
格，鄂兰都跨出了重要却也艰难的一步。战争结束后，原本断讯许久的师徒二人又恢复联
系，鄂兰甚至出席了海德格的“去纳粹化听证会”。在《汉娜鄂兰：思想的行动》中不难
发现，这位在过去访谈节目中指尖夹菸、戴着粗框眼镜、拥有坚定眼神的女子，其贡献不
仅止于抛出许多影响后世的著作，她也正在以自己独特的方式与历史和解。
【未完待续：生存权与公平正义之实践】
于1975年逝世的鄂兰，仿佛在当时已预见了二十一世纪必须面对的问题，然而将近半个世
纪后的今天，许多困难仍然没有合适的解决方法：欧洲持续涌入的难民潮，以色列人与阿
拉伯人的冲突，未参与种族屠杀的德国人仍然产生罪恶感，当年遭受迫害的犹太人后代持
续等待的公平正义......种种悬而未决的难题正摆在眼前，这并不只是西方人的家务事而
已，而是身为人类的我们必须共同思索、关心的议题。如今台湾的社会安宁也面临许多挑
战，人人渴望恶人遭到制裁，善类获得应有的报酬，但是公平正义到底该如何实践以及偿
还？答案或许不是简简单单就能想出来的，在我们得出结论前（也可能根本没有什么“结
论”）必须要经历各方的激辩——这是一段高贵而漫长的过程，但我们却能从中厘清自己
在社会中追求的目标以及最关切的价值。汉娜‧鄂兰或许备受争议，但是她在思想层面的
翻新以及尝试，都是她之所以伟大且影响后世甚钜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