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电影的生与死 从《十年》获奖看香港电影新浪潮的复苏?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香港电影”
90年代以前的香港电影，在华人世界乃至西方享有盛誉，影响一代又一代观众对于电影的
痴迷与想像。我们在歌舞片看到东方之珠的璀璨辉煌；向往邵氏武侠片里的江湖侠义；震
慑于港CULT对人性黑暗面的惊世骇俗；在警匪片里为正义帅气的主角喝采；星爷喜剧老梗
看了千遍万遍也不嫌倦；少年们借由黑道电影的义气与背叛认识何谓“兄弟”；少女们迷
恋王家卫墨镜背后的冷冽、自溺与纤细。2000年后，观众们在“哥哥”、“梅姑”的眼神
中看到一代港人的深沉哀愁，随着巨星一个一个消逝，也标志着香港电影逐渐走入衰亡。
自30年代的粤语歌舞、爱国抗日宣传发端；49年后中国大陆艺术家南渡，将上海文艺元素
等国语文化带入香港，使民国遗绪得以在香港继续生存，至60年代粤语成为香港新一代的
母语，粤语雅俗化后的电影与音乐终登大雅之堂，移民社会凝聚交融后的“本土”意识自
始在香港确立，其后邵氏、嘉禾等大型片商以资本实力将香港电影高度产业化，港产电影
的风华及影响力逐渐风靡华人世界，成为华人家庭跨世代的必备娱乐，也成为华人观看香
港、认识香港的最佳窗口。
70年代末至80年代，香港电视产业蒸蒸日上，一批从西方留学归国的新锐导演，带着新的
理论及视角，重新检视香港社会的阴暗面，彼时的香港在港英政府温和威权的秩序下暗藏
伏流，社会矛盾及资本异化逐渐剥夺港人的生存空间，新浪潮导演们以局外人(西方归国)
兼具局内人(出身成长之地)的“第三只眼”穿透香港社会的大千世界。《疯劫》以多重观
点诠释令人触目惊心的悬疑命案；《烈火青春》点出香港中产阶级少年的虚无主义；《第
一类型危险》以生猛且惊世骇俗的镜头语言，剑指偏锋地控诉港英政府的国家暴力。在他
们的镜头下，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那个传说中自由繁荣的东方之珠，在光鲜亮丽的外衣
下，藏有这么多结构的失序与人性的腐败。而新浪潮承继西方电影的美学与批判，使香港
电影从“想像中的美好中华”拉回到“真实的本土人性剧场”，虽然香港新浪潮不超过10
年便与主流合流，但却开创并确立香港电影20年后的基本格局。
“香港电影死于97”。曾有不少朋友提出过如此感慨，回归之后的香港电影大量接受中资
及中国演员，题材逐渐“内地化”，失去了原先港片的特殊性，香港电影也受制于诸多政
治压力而被迫自我审查，在“内地市场”、“娱乐至死”的市场逻辑下，一整代积累的艺
术能量逐渐流失，使香港电影在国际影坛上黯然失色。正当多数观影者对港片只剩怀旧与
唏嘘之时，2015年《踏雪寻梅》囊括所有表演项目横扫金像奖，本土新税导演的短篇政治
预言《十年》，则以黑马之姿勇夺最佳影片，论电影美学及艺术高度，《踏血寻梅》绝对
高于《十年》，《十年》的手法略显青涩即粗糙，其获奖的政治性意涵大于纯粹的电影竞
赛。但不论艺术成就的电影高下为何，《踏血寻梅》及《十年》的题材都不约而同地“回
归本土”，《踏血寻梅》标志着港产类型片的复兴，隐喻式的带出真实社会的矛盾与残酷
；《十年》则编织基进且大胆的想像寓言，血泪控诉红色政经体制对香港本土的扼杀。
香港电影死于97，这句话放在客观脉络下无庸置疑，但正如《十年》片尾所述，现在是“
为时已晚”还是“为时未晚”？在这两部电影身上，看到已经“死绝”、“死透了”港片
之一线生机，这2年来多港台风起云涌的社运已经打开政经结构的裂缝，当这股浪潮席卷
到电影艺术，其外溢效果往往会令人出乎意料。生活即艺术，艺术即政治，在艺术的反叛
美学下，人的意识及行为必将冲破看似固著的结构高墙，重新书写、诠释及定义我城我邦
，继而在新的理想之城上，再次绽放并辐射光芒，就如同当年的港式电影，继续影响未来
无数代华人、乃至世界观众对于香港的认识及认同。
未来十年，衷心期盼，为时未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