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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城影展现形记──失语的媒体，失焦的电影
／张士达
几年前有次采访坎城影展，在报到处领取证件时，发现识别证上首次加上了每个记者所属
国家的国旗，那小小一方青天白日满地红，让每个台湾记者和影人暗自雀跃不已，不仅兴
奋地赶快拿来发稿，还跑去问大会工作人员。工作人员似乎觉得有点好笑，跑去问了同事
后微笑着理所当然地回答：“也没有为什么，就今年忽然想要把国旗也加上去啊。”全世
界大概只有台湾等少数国家的人，会仿佛反射动作般地在证件上特别注意到这件事情。这
是我们因国家身分而逃不掉的早已习惯的制约。
然而再怎样以张扬国家主体身分为职志的人，到了像坎城这样的一级国际影展，也终究得
在像上述大会工作人员的反应中看到一个事实：国旗与国家名称只是方便媒体工作辨别的
称号，并不是这个国际影展看世界的方式。对岸打压的小动作当然仍有，但这些年来在国
际影展听到外国影人最多的疑问是：台湾电影怎么了？为什么在大家熟悉并景仰的侯孝贤
、杨德昌、蔡明亮之后，一直没有新生代的创作者站出来接棒？这些连国际影坛都替台湾
焦虑担忧的事情，却不是大多台湾媒体和观众有兴趣关注的问题。
大家也不必那么虚伪了：期待看到《聂隐娘》得到金棕榈奖的人，有多少人是因为一路走
来真心觉得侯导的电影创作很伟大并且早该得到金棕榈的肯定？有多少人真的看过侯导的
电影并且会在短短的上映期间买票进戏院支持？有多少人对此事的关注就仅止于不断追问
“得奖了吗？会不会得奖？”有多少人至今仍然认为：侯孝贤、蔡明亮这些艺术挂的导演
，是该对台湾电影跌到谷底负起责任的元凶？
侯孝贤导演睽违八年的《聂隐娘》，今年在坎城影展震惊影坛。这样一部蛰伏多年终于出
鞘的高难度作品，考验著评审、媒体与影评如何同样以养兵千日用在一时的功力接招。台
湾媒体长久以来就算派员跑影展也只关注八卦的走向，终于被狠狠刮了一个耳光。当大家
看到大陆媒体刊出一篇篇掷地有声的评论，看到法国媒体将侯导以头版人物的尊崇地位膜
拜歌颂，才后知后觉地心虚起来，暗暗自问我们是不是少做了什么？只可惜媒体在以跟风
心态填补版面之余，挖出的仍然是永远不断冷饭重炒的国籍议题。在看到从引经据典到文
字功力都令人肃然起敬的外地评论后，有人在乎的仍然只是他所看到转贴的评论文章是不
是简体字。
国际影展的意义与其美其名为交流，不如残酷地说是比较。艺术创作的诚意与算计、谦逊
与傲慢、老练与稚嫩、高度与自溺，一旦被放在一起相互对照，就像被剥了一层皮一样赤
裸裸地高下立见。在这之间窘迫现形的不只是创作者，也包括评审，以及媒体和影评人。
只是更残酷的是：《聂隐娘》这次逼着现形的竟是台湾自家的端不上台面。
十多年前在国际影展，常看到刚出来见世面的大陆记者总在国际记者会上，当着全球媒体
举手问中国导演“对得奖有没有信心”，当时心底常暗暗替他们难为情，暗自嘲笑怎么当
众问出这么让人尴尬的问题。没想到时移物转，当对岸媒体已经可以以不带民族情感的冷
静客观，纯粹从艺术的高度看待侯孝贤与贾樟柯两位分别来自台湾、中国的导演在影展正
式竞赛的竞争，台湾媒体却将代表自己的作品矮化成只是为国家标签服务的载体。然而事
实上，当我们口中说出“电影是最好的外交”，我们就已经把电影踏在脚下当成为国争光
的工具。台湾的存在感不会只靠着高呼“我是台湾人”而赢得。台湾人到了国际影展，看
到的依然只有台湾，那其实真的不必麻烦大老远走一趟了，窝在台湾就可以做到。相较于
国籍争论更讽刺的是：《聂隐娘》的故事源头，难道是仅仅来自于台湾吗？艺术创作在表
达文化与人性上必然的融会贯通与不可分割，让外在强加的标签显得如此武断而可笑。
当台湾享有华人世界为引以为傲的自由创作空间，当台湾电影早已挥别过去锱铢必较的审
查制度，台湾电影却在台湾媒体被新闻点阅率所制约的路线里，被另一种新型态的审查，
过滤著被观众看到的面貌。于是原本应该要肩负起传播责任传递资讯的媒体，在众声喧哗
中失语了；电影应该被歌颂彰显的艺术本质，在误导的新闻与无助的争辩中失焦了；原本
希望让台湾站上国际舞台的台湾人，却在高呼台湾口号的同时，将台湾窄化成了只具国家
名号的标签。当台湾人只说自己人爱听的话，只听到自己爱听的话，坎城影展这场国际盛
会的讯息被传回了台湾，也只剩下集体失语的残破语汇，被用来苦笑着歌颂岛屿上最不自
由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