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期间，电视上重播了《KANO》，让我们得以再次审视这部电影，及其所引起之争论。
如果说《KANO》一片要传达的核心精神是：和解、融合，以及台湾人在逆境中团结一致刻
苦奋斗。那么这部片在台湾社会引发的讨论，很遗憾地，却多与这个精神背道而驰。
《KANO》激起的正反论战几乎在一瞬间便上纲上线，有些人只看过预告片就上街举牌抨击
该片“媚日”、“皇民史观”，此举当然也立即刺激出另外一种强烈的情绪反应，一时混
战不休。
有人说，这不过就是一部电影，何必认真？然而“观看KANO、争议KANO”的社会意义在于
，这显示尽管经过二十多年的本土化浪潮和两次政党轮替，“认同问题”依然是台湾最敏
感的一条神经，稍加触碰便会令人倏地弹起。
就电影论电影，本片主题是台湾人热爱的棒球，有运动励志片的热血激情、时代场景详实
重现、表演自然流畅……影片本身完成度甚高，是成功的商业片。然而在卖座之外，能够
牵动观众深层情感，就不光是这些因素所能构成。
回顾近三十年来的“台湾意识”，乃至于“台湾国族叙事”的形塑，曾经以诉诸悲情和指
控威权邪恶为主轴。最初固然能够凝聚同仇敌忾之情，然而随着时代演进，台湾民主化的
程度以及社会对于台湾主体性的共识早已不可同日而语，悲情与控诉能够用力的空间也大
为缩减，甚至与现实逐渐脱节。近年来，国人对标举“台湾之光”不遗余力，其实是这种
认同情绪的转化表现。表面上脱却悲情，背后仍是一种身分暧昧未明、未敢千山独行的空
虚。
《KANO》的出现，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认同视野，一种光明正面的台湾意识表述，简而言之
，是“历史上的台湾之光”。人们重新认识到，热爱本土不再必须如此苦涩难吞，而是明
亮、热血、激动人心的。这正是当前台湾集体心理所需──尽管内外局势困难重重，依然
渴望被看见、被称许、被尊敬。大家融合一堂，毫无芥蒂地为共同的目标奋斗、打拼，并
且获致美好的成果，这是多么动人的故事，而且是“我们的”真实故事。
是，电影很美好，确实是一个纯粹的热血棒球故事。然而跳脱电影之外，一九三○年代的
台湾真的有那么美好吗？
且从三件事情来看：
首先，嘉农初次进军甲子园并且一举夺得准优胜，是在一九三一年。然而惨绝人寰的雾社
事件就刚刚发生在这前一年，不仅震惊世界，也动摇了日本稳固统治台湾的假象。因此嘉
农“三民族融合”美谈的适时出现，背后有官方引为治台、理蕃样板的政治现实需求。
二者，为什么是嘉义农林这个学校出现了三民族融合的佳话，而不是其他的学校？答案就
在这个“农”字。一九三○年代台湾人受教育的普及率并不高，同时日本政府引导台籍学
生就读农、医、师范等提供技术服务的学科，限制台人学习文、法、哲学和政治等具有思
想启蒙性质的学科，以利其统治。因此嘉义农林的学生组成才会以汉人与原住民为主。相
对地，一般高校（如电影中出现的嘉中）则多为日本人学生。历史上，嘉农和嘉中的竞争
也带有阶级和民族歧视因素。电影中表现的平等、无歧视之可贵，其实正反映出现实中普
遍存在的不平等与歧视。
第三，一九三一除了是嘉农大放异彩的年份，也是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年。日军占领沈阳，
为日人所谓“十五年战争”揭开序幕，台湾人也不可避免地被这漫长的战争所席卷，为之
战斗、牺牲。片中重要事件嘉南大圳之完成，固然是对台湾的巨大贡献，亦不能不放在“
工业日本、农业台湾”的国家战略，以及帝国的军事扩张脉络下来思考。
其实拍摄过《赛德克‧巴莱》的魏德圣和马志翔，对这些大背景绝不陌生。《KANO》片头
描绘的战时情景，以及片尾字幕说明部分嘉农球员战死沙场，即充分表现了这一点。但是
日本政府及日本人贯穿全片的纯然正面形象，以及片尾“回到故乡会看到什么？那将是一
片无尽的金黄色稻穗！”之结论，未免过于“平行时空”了一点。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野球”与“甲子园大会”在日本的近代史上，本来就充满了武士道
和强化殖民地效忠的色彩。
谢仕渊《国球诞生前记──日治时期台湾棒球史》一书对此有十分详尽的研究讨论。该书
指出，棒球传入日本之初，曾有“野球毒害论”，认为打球影响学生课业、远征浪费时间
金钱，过度追求胜负有伤公德等等。与此相对，支持棒球的人士则以“武士道野球”论述
反击。一九一五年，第一回甲子园大会（全国中等学校优胜野球大会）举行时，主办单位
大阪朝日新闻社便强调：“本大会不是职业化的美国野球的翻版，是以武士道精神为基调
的日本野球”。大会采取一败淘汰的优胜至上原则，强调献身团体的牺牲敢斗精神，以及
“尽忠报国等爱国精神的渊源”。球员并在列队行礼、尊敬球场和球具等仪式性的细节中
，潜移默化地接受武士道之薰陶。
一九二三年台湾首次派出代表队参加甲子园大会，曾任体育协会野球部干事的速水和彦（
台铁台北机厂之父）便直率地指出：“……所有帝国版图内的地方都有代表参加，唯有台
湾没有与会，因此台湾参加比赛，具有网罗帝国版图各地方球队参加的重要意义。”
迈向甲子园，是一种前往帝国中心的朝圣之旅。嘉农的甲子园传奇，揉合著台湾人在被殖
民统治的现实下，力图打破歧视、获得殖民母国肯定的复杂心境。譬如当时台湾人所办的
《台湾新民报》，就称此前以日本人为主的台湾代表队“并不能说真正的台湾代表”，而
“嘉农才是真正的代表选手团”。这份标榜“台湾人唯一之言论机构”对嘉农的赞扬，是
基于台湾人能够跳脱现实不公处境，在运动场上和日本人以平等身分共同出赛，乃至于以
球技胜过日本人的微妙心态。
在此不由得想起宫崎骏的《风起》。这部动画电影描绘零式战斗机设计者堀越二郎的故事
，遭到韩国媒体批评：“美化为战争服务的人。”同时片中对战时特务大肆搜捕自由派人
士的剧情，又引来日本国内右派的攻击。
堀越二郎设计出零战，究竟是功？是过？一生崇尚和平，在作品中不断提出反战思想的宫
崎骏，却毫不掩饰对零战的热爱，这又是怎么回事？
明知设计出来的东西是杀人兵器，还是笃定做去。那是身处极端时代中，挣扎于生存，抗
拒于邪恶，同时在知识上追求突破、彻底绽放才华的两难，是巨大的无奈和无比的志气；
方时日本经历了关东大地震、世界经济萧条和国内物资缺乏等艰困挑战。片中安排堀越二
郎受到特务威胁、妻子罹病过世等情节，与大环境对照呼应，人们抱持着“风起了，要好
好活下去”的信念努力奋发，坚韧不屈。
重要的是，宫崎骏并不忘记反省战争带来的灾难，堀越二郎的成就，为他带来更巨大的痛
苦与失落。这揭示了人生的抉择从来不是单纯而容易的一件事，更显出艺术作品深刻的力
量。
以此对照，《KANO》在情节的铺陈和题材选用上就显得可惜了，片面呈现美好的事物，固
然能够带来观看过程的简单愉悦，却反而使得日治殖民时期台湾人在艰困中真正的努力和
骨气隐而不显。
纯粹从商业的角度来看，“单纯而美好”毋宁是安全的选择，亮眼的票房也反映了观众的
广泛共鸣。《KANO》抓住了当前台湾本土认同转向明亮、自信的需求，却又隐然透露著本
土主体性尚未真正建立、必须依附于某种外来乡愁的尴尬处境。
台湾人对这种尴尬并不陌生，外来乡愁曾经是中国，也曾经是美国，当然日本从未缺席。
也许有一天，当我们不再执迷于追逐“台湾之光”，不再依恋任何外来乡愁时，我们便能
够说出真正属于自己的故事。
＊作者为文字工作者，著有长篇历史小说《郑森》、《沧海月明──找寻台湾历史幽光》
（入围2011台北国际书展大奖）、《指挥大师亨利‧梅哲》；现为《音乐时代》、《音乐
年代》、《新朝艺术》、《MUZIK》杂志主笔。
http://www.storm.mg/article/429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