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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AlbertSpeer (德国军备部长) 看板: Warfare
标题: [转录] 二战中的日本新闻 II：阵亡于战争的报븠
时间: Fri Oct 23 09:59:28 2015
二战中的日本新闻 II：阵亡于战争的报导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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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媒体号称是“第四权”，但若与当权者发生冲突时，编辑方针与报社经营便容易产生
矛盾——最后，屈服的却总是编辑原则；这种状况，即至今日都没有改变，遑论战时。
当二二六、五一五等几起政治事变刚发生时，日本全国性媒体几乎都是立即妥协，但仍有
一些地方性新闻在乱局中仍坚持着风骨，例如九州的《福冈日日新闻》（现在的《西日本
新闻》），在五一五事件后，就进行猛烈地批判。
当时，《朝日新闻》与《每日新闻》的发行量约有200万份，仅发行17万份的《福冈日日
新闻》根本难以匹敌。尽管如此，报社主事者菊竹六鼓（淳）却坚持以一当百，“应该说
的时候说，应该写的时候写”。
被称为“一个伟大的瘸子”的菊竹六鼓，两岁时左脚受伤，尽管经历多次手术，还是未能
复原。但身体上的障碍，也阻止不了他踏上新闻工作的路，菊竹总说：“你们可以同情我
，但我不要你们的怜悯。”菊竹这股风骨底气归因于清贫，“新闻记者以清贫为荣”、“
新闻记者必须比裁判官还清白”，他总是拒绝宴请，对朋友的不正也毫不留情。这种严以
律己的态度也影响了《福冈日日新闻》的编辑经营，他删除赛马结果报导、不增加广告篇
幅，方方面面都展现出硬派的媒体风骨，报社上下无不对他尊敬有加。
菊竹六鼓并非石桥湛山那样的自由主义者，在九一八事件时也支持过满蒙权益论。但作为
媒体人，他所遵守记者的分寸与原则却不容妥协。菊竹常说：
绝对不能在新闻报导上作假，只要报导一作假，读者就会信以为真，影响很大。
五一五事件发生时，首相犬养毅被击毙，当各家媒体乡愿妥协时，只有菊竹六鼓的一支健
笔不亢不惧。当时担任编辑部主任的他只下了这样一道命令：
如同过往那样做新闻。
他立刻写了评论，而编辑部部长上野台次读了文章后很是感动，便对菊竹说：“我认为现
在国民完全无法做出正义或邪恶的判断，我们应该尽快向他们展示正确的结论，这评论应
该刊登在晚报上。”在这之前，当时的《福冈日日新闻》晚报从未刊登过社论。
▎媒体出卖自己的灵魂
菊竹六鼓不仅对五一五事件感到愤怒，对其他媒体的沉默更是不满。当《每日新闻》社长
提出“报纸就是商品”的言论时，菊竹便批判他们失去了作为言论机关的本分，出卖自己
的灵魂；但这样的坚持，也引来右翼与军部狂肆的威胁，甚至传言军方要在报社上头丢炸
弹。
周遭的人担心步行上班的菊竹会发生危险，请他搭车，他也拒绝了。菊竹认为保护言论的
责任必须拿这条命来拼搏，“这涉及日本存亡的问题。”在他写给长女的信中提到：
我本来打算把这次机会当做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任务完成，遗憾的是，到处都是禁令，根
本不能尽情写作。我虽然可以为国捐躯，但如果连报纸都被扣押的话，想说的话就没办法
说了，所以我只能适可而止，尽管如此，我仍做了一些该做的事，并对此感到安心。
冒着危险、坚持媒体姿态的不仅只有菊竹六鼓，长野县《信浓每日新闻》主笔桐生悠悠也
维持着媒体人该有的批判姿态。但桐生悠悠在报社撰写社论期间，却激怒政府。法务大臣
小山松吉在内阁会议上便说：“最近社会的不安，就是报纸不照规矩写作。”最后，在报
社压力之下，桐生也惨被逼退。
桐生意识到在这种时代，报导自由的责任不能依靠组织，只能靠个人战斗，于是自办《他
山之石》杂志，计画坚持到笔被折断、弹尽粮绝之时。然而，太平洋战争开打前，桐生却
因病倒下，仅留下壮烈的遗言：“我要离开这个畜生当道的世界。”
对媒体的压制与记者迨职的景况，《国民新闻》社会委员长谷川光太郎便著文表示：“五
一五事件以来，我们一直都处在不能直率表达自己的境况中。没有谁的力量压制，也没有
人骂我们写的东西不合时宜，但总觉得已经逼到我严格自我约束、顾虑重重的地步。”
1933年版的《日本新闻年鉴》也有主旨类似的文章：“昭和七年的新闻界试图与国民并肩
作战，齐心协力度过这个非常时期......；昭和八年的言论界毫无生气，保持着奇怪的沉
默......事半死不活的言论界。”
很多文章提及这背后有很多令社会不安的力量威胁著，但没有人敢把原因写出来。前坂俊
之直言，九一八之后，报社全面支持军部对外的强硬言论，并在“非常时期”全力协助国
家的各种措举；又因为报社支持了军部的独断专行，军部也就得到国民支持，势力扩大后
，便转而对媒体进行恐吓，形成恶性循环。
往后几年，军部变本加厉，利用媒体放出“国难”消息煽动人民，继续壮大自己。
五一五事件时，日本媒体尚能坚持抵抗的声音，但到了4年后的二二六事件，衰弱的媒体
言论却已毫无反抗之力。因此，1937年，卢沟桥事件爆发后，日本政府将媒体代表召集起
来，要求他们“必须”配合政府，于是各方媒体出现一致的言论和态度，推行“暴支膺惩
”运动（讨伐暴力中国）。
为了更加勒紧媒体言论，军部又在原本的《报纸法》上，多增列几条受军方控制的法规，
让军方能直接对报纸下禁令。《日本新闻年鉴》记载：“以言论自由为传统的《朝日新闻
》已成为了最热烈的日本主义鼓吹者，其他的报纸更不用说了，因此，报纸对国家舆论的
统一强化，所作出的贡献是不可估量的。”
媒体不只迎合军部，也煽动人民，例如军歌的流行就是起因于新闻的炒作。此刻的媒体，
不仅动员国民、弘扬战争，他们还投入了战争新闻竞赛。大型媒体靠飞机报导与传送稿件
，关注战争的民众人人读报，一时发行量大增；相对之下，缺乏资源的地方媒体则陷入困
境。
报纸因战争得到发展？
除了军部威胁外，为何媒体甘愿投入煽动战争的报导？处于竞争关系的媒体，又为何立场
一致，不做区别？答案似乎非常简单：“战争是卖新闻最好的机会。”
“战争是扩大发行量的机会。”前坂俊之评论道；在没有电视的时代，《朝日新闻》和《
每日新闻》两大报都运用压倒性的资本，派出相当多的特派员到战场，详细报导作战情形
，大大扩张了发行量。
如今与《朝日新闻》、《每日新闻》并列日本三大报的《读卖新闻》也是在九一八事件后
崛起的。本来快面临倒闭的《读卖》，在社长正力松太郎的指挥下，以九一八事件为契机
，赌上报社命运发行晚报，并一举成功，奠定了今日的权威地位。
《朝日新闻》主笔绪方竹虎在回忆录中提到：
每一次禁止发行将造成数万日圆的损失。而且与美国不同的是，我们对暴力的反抗性实在
太弱了，狡猾的暴力集团抓住报社的弱点，知道报纸需要广告，便恐吓广告商，命他们将
广告撤出。广告主当然很怕麻烦，而报社也就受到牵连了。主要干部没有办法，只好都妥
协。
侵华战争对这些大报带来超乎预期的利益。尽管在战争时期，资源有限、印刷用纸不足、
物资也飞涨，让报纸不得不也连带涨价，发行量随之减少。但侵华战争爆发后，减少的发
行数短短一个月又涨回来，一直到年末，出现了每天天一亮，发行份数又增加的盛况。发
行量增加，广告也跟着增长，在各产业面临战争困境时，报业的利润反倒逆风高飞——即
便这波战争财的热潮，仅有大媒体获益。
不过用纸不足，还是影响了报媒。随着战争长期化，任何物资都以战时经济强化的目的被
统制。1938年四月，《国家总动员法》公布， 新闻限制再加一层，其后印刷报纸用纸限
制令也跟着被提出，“用纸限制”便也成为政府控制言论的手段。之后，《国防保安法》
也再追加传播管制，媒体从此再无言论自由可言。言论的控管，一直持续到太平洋战争爆
发，日本军部与政府还继续发布各种法规，加强扼住媒体咽喉的力量。自此，日本报纸已
经彻底死亡。
外交评论家清泽冽所写的《黑暗日记》中，记下媒体的沈沦：
昨日是大东亚战争纪念日，收音机里...尽是充满感情色彩的叫嚣，傍晚时，我没有听广
播，广播里说，美国是鬼畜，英国是恶魔，连家人都听不下去，把收音机关了。
在面临着武器需要现代化的时代，言论界依然相信神灵助力的的说法...无论到哪里，都
充满对战争前途的担心。
读报从后面读起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败战。各媒体在太平洋战争中期就知道会有败战的结果，也了
解后期《波茨坦公告》的协议过程，但国民们却在日本投降当日才被告知真相——这时，
大家才了解到过去读的都是虚假的新闻，报纸上都是谎话连篇。
但也不是所有国民都这么愚昧。日本庆应义孰大学教授小熊英二之父——小熊谦二——读
早稲田实业学校时，一名叫塩清的老师就教导他们“报纸得从下方字段开始读起”。
国际版特别如此。报纸上方字段所看到的大标题，写着德国胜利的消息，可是下方不起眼
处，却小小写着对德国不利的消息。大概记者们也透过这样的方式，来传达真实的报导，
老师告诉大家：“要读懂新闻内在的真实，不要被新闻牵着走。”
借由访谈自己的父亲，小熊英二教授耙梳、分析了战时与战后的日本社会经济生活，并写
成《活着回来的男人》一书，其中不时透漏小熊谦二战时就喜欢阅读，一直到在西伯利亚
当战俘期间，仍然依赖著读报来获知各种讯息。但他不会盲目接受，会自己思考判断真伪
。
书中提到，塞班岛“玉碎”后，大家或多或少知道情况不对，几乎可推测到日本战败的结
果。但报纸上依然一成不变地报导各种充满希望的战况，塞班岛陷落，东条英机内阁垮台
，但“没有背景资讯，大家都不知道发生什么情况，所以也没留下深刻的印象”。
即使如此，也是有不迎合上意的报导，如《东京日日新闻》在1944年刊登了一整版〈要胜
利或者灭亡，战局终于走到这一步〉以及〈拿竹矛抵抗已经跟不上时代〉为标题，促请转
变作战方针。这则报导触怒了东条英机，甚至还将这名执笔的记者送到战区“充军”作为
惩罚。不过，小熊谦二不记得这个报导：“或许曾经读过，但当时为了筹吃的东西，已经
耗费所有精力，完全没有余裕管其他事。”
从败战中惊醒
8月16日，日本宣布败战隔天，《每日新闻》关西总部发行的报纸，是一张薄薄的白纸。
17日，16栏的报纸，只有10栏有内容，其余空白，如此持续了5天。
该报关系总部编辑局局长高杉孝二郎得知日本投降后，向社长提出辞任、停刊的建议：“
我们应该以最大的形式，向国民谢罪，以承担作为大媒体一直以来讴歌和煽动战争的责任
。”前一日还在骂鬼畜英美、焦土决战的编辑部，竟然一百八十度转变，他们认为没有脸
做任何评论，“把以终战昭告书为首的各种官方文告和事实如实刊登在报纸上，是我良心
允许的最大限度。所以，只能以白纸发行了。”该社以社长为首的几个重要干部，随之辞
职。
在战时从《每日新闻》主编当到董事长的高田元太郎表示：“极端地说，当时把战败的事
实向国民一个劲儿的隐藏，将白的说成黑的，就是所谓的新闻写作。报纸无论怎么吹笛子
，国民都不可能跳舞。战败后，我们报社内外都追究了推动战争的责任，但我认为一旦战
争爆发，协助战争就是国民的义务，因而国民是不该被追究责任的。只是对于失去新闻自
由、剥夺记者尊严和活动自由，以及没能防止更大损失发生，应该承担重大的责任。基于
这种认识，我们就辞职了。”
8月23日，《朝日新闻》也向国民谢罪：“特别是与引导国民、舆论、民意走向有着密切
关系的言论机构的责任是非常重大的。因此，我们绝不会轻易饶恕我们犯下的错误。”同
年 11月，《朝日新闻》发布〈与国民站在一起〉的文告，承担没有把事实告诉国民，使
国家卷入战争的责任。社长以下，所有编辑干部都辞职。
《朝日新闻》主笔绪方竹虎便说：“如果当时中央级报纸能坐在一起商讨，便在适当时机
对这一动向进行预防的话，难道不能阻止它吗？实际上，如果《朝日新闻》与《每日新闻
》联手起来，在九一八事变前就开始思考如何压制军部的政治干预的话，难道不是可以成
功做到吗？在日本战败后仔细想想。其实军部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它只是一个领月
薪的集团，对他来说，报纸会不会联合一起抵抗，始终是最大的威胁。现在想来有点遗憾
，并感责任重大。”
著有《日本最长的一日》的作家半藤一利，当时还是个中学生，他读了 16日《朝日新闻
》的报导，其中有一段：
不论明天或后天，仍然继续唱着《海行兮》（海行かば）吧。这是民族的声音，是尊奉天
皇的意旨，向苦难生活勇猛前进草民的声音。日本民族并未战败。
15岁的半藤心想：报纸要负起过去严重鼓动之责，所以再次鞭策激励国民吗？对他而言，
这是一个刹那间的翻转。
战后：找不回的公信力
半藤一利在其所著的《昭和史》中，详细地记录战败后，日本社会的转变与讨论，战后日
本有很大一部分接受盟军引导，进行土地、教育等改变。新闻亦然，〈有关言论和新闻自
由备忘录〉和〈有关日本新闻法备忘录〉的发布，都在在显示，新闻仍被控管，只是这次
的审查检阅者，是盟军总司令部——有人甚至认为，盟军总部对新闻的控制比战时日本政
府还要严格。
在战争期间那样敲锣打鼓煽动战争的新闻界，以八月十五日为分水岭，突然一变开始说教
：从此，日本人必须以民主主义方式来生活。
半藤一利认为奇怪，且引用作家高见顺的日记：
新闻媒体，对以往的新闻态度，丝毫没有向国民谢罪的样子，没有刊登任何一篇道歉的文
章。一方面刊登内容变得截然不同的报导，一方面依旧摆出训诫的态度，还是布告性质的
，仍扮演政府的御用角色...有关败战，新闻媒体没有责任吗？无可救药的厚颜无耻...。
这段叙述虽与真实有些偏差，因为日本媒体的确“委婉”地表达歉意与改变之意，但这也
足以显见，国民并未感受到媒体的歉意，况且，才这么一天，就立刻一百八十度转变态度
，更让人觉得荒谬，甚至感觉到日本媒体不过变成看着盟军脸色而行而已。
二战结束至今，已经70年，日本媒体是否更开放，更自主，是否已摆脱政治操作呢？我的
日本朋友都是摇头的：“媒体不可信”，特别是福岛核灾后，他们更是认清受到政府与财
团控制的媒体，根本无力揭露核电风险与灾难，甚至还反过头来协助政府隐瞒真相。
但这种说法，日本学者小熊英二并不完全同意。他认为战后媒体受到政治控制者鲜少，“
只是大众媒体已经无法反应这个社会。他们已经跟不上了。”这很难说是战争留下的影响
，但在全世界都是不变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