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39年12月，资深媒体人(当时称法：“老报人”)龚德柏受邀，到迁台未久的新竹陆军
大学演讲。
龚德柏曾经留日，回国后办报，谠论闳议，在大陆时期早已声名鹊起。龚德柏能写也能说
。当时正值政府新败之际，一群未来军官有意听听这名报坛前辈的狮子吼，砥砺志节，亦
不失为报国之道。
讲题为何？龚德柏事前并不知道。演讲当天，一名军官到龚德柏家中迎接，龚德柏上车，
军官先是掏出钟点费二百元(当时公务员月薪四百多)，另外再给了他一张纸条：
“讲题 新国难的由来”
“新国难”，不消说，指的是与中共的内战，政府退败到台湾这座岛上，“新国难”一词
，是用以对照八年抗战的“旧国难”。龚德柏过去所办的报纸，既抗日、又反共，只是他
抗日抗得比当局早、反共也反得比当局早，素有“大砲”之称，步调始终与政府不一致，
让当局很是头痛。现在大家退守到台湾来了，军民上下充满著“反省”的气氛，似乎也该
听听这位长年反共的老报人说法开示。
龚德柏在车上接过这张纸条后，颇感错愕。这无非是要他即兴演讲。但“内战何以一败涂
地”，龚德柏早有自己的看法，哪怕是即兴演讲，凭著平日积累的一肚子不吐不快的“料
”，龚德柏不怕接受挑战。
龚德柏到了会场，看了看台下听众，大约数百名师生。主持人先是引言，介绍龚德柏的身
分，随即请龚德柏走上讲台。
“学校要我来向大家演讲‘新国难的由来’。为何出这个题目？我不知道。我猜，各位一
定很想知道，为什么我们抗战八年，才取得胜利，国家又遭遇一次劫难，我们要再次逃难
？所以才有这个题目。”
这是开场白。龚德柏继续说：
“这事情，我不方便说。说了，我可能连命都保不住。想保命，我就说假话；但你们来听
我演讲，想必是不乐意听假话。说假话又与我的个性不符。你们都是军官，国家民族的未
来，掌握在你们手上。想到此，我还是决定说说我的肺腑之言，不计后果了！”
话到此，在场敏感的人都察觉了：这个“大砲”又来了！
龚德柏想要说什么？为何他的肺腑之言，会让他冒“生命危险”？
民国7年，仍在东京留学的龚德柏，从当地报纸上看到一则新闻：“中国段祺瑞内阁准备
与日本结成同盟，让日军借道东三省，开赴西伯利亚，救援困在西伯利亚的捷克军。”
这则新闻，相当触动当时爱国学生的敏感神经。1904年，韩国才因“日俄战争”，与日本
签订《日韩协定》，最后被日本并吞；此事人们记忆犹新，如今日本再度进军俄国的西伯
利亚，这回要与中国同盟，谁能断定中国不会是下一个韩国？欧战正在进行，欧美各国无
暇他顾，日本真要并吞中国，岂不是轻而易举？留日学生按捺不住，为了阻止段祺瑞内阁
与日本真的签订同盟协定，纷纷决定从日本返国，赶到北京，派代表会见内阁总理段祺瑞
。龚德柏也是其中之一。
龚德柏行前，湖南家中传来父亲过世的消息，于是，北京之行成了湖南奔丧之旅。但其他
几名到北京抗议段祺瑞的留日同学，获得了段祺瑞的大方会面。当中有一名同学，事后告
诉龚德柏当时状况：段祺瑞把自己的想法，说给在场的学生听，学生听了，居然人人为之
心服。段总理大意如下：“中国实在没有力量同日本作战，日本若真打我们，我们绝对失
败。为今之计，只有叫日本另找敌人，我们让他们经过东三省，向西伯利亚侵略，他们成
功，也得要多少年经营西伯利亚，方能有利，若失败，他们对我们的侵略力量，也必大大
减低，中国也可以自图生存。所以我同日本订军事协定，是有大大的用意。”
这一番话，让年轻学生如醍醐灌顶。证诸后来的发展，也大致不差。苏联只希望日本与中
国打，自己不打；中国也巴望日本与苏联打，自己别打。相持到后来，爆发了七七事变(
日本在卢沟桥的演习，假想敌也是苏联)，中国和日本，毕竟打了起来。
龚德柏虽然不曾亲眼面见段祺瑞，但段祺瑞这番话，却让他始终服膺。他日后主办报纸，
论调无外乎“中日之争，千万不要让苏俄渔翁得利”，政府既然一度与亲苏的中共合作抗
日，龚德柏的论说，自然刺耳。
龚德柏接着说：“在中日大战之前，日本国策，本来是要北上攻俄，与德国东西夹击。但
当时日本军部分成海陆两派，彼此对立。‘北上攻俄’，主体就会是陆战，海军就没了用
武之地。所以海军就主张‘南下’，占领南中国，再向南洋发展。这样才能与陆军平起平
坐。这就是为何，当陆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东三省之后，海军也要趁势发动淞沪之战
，在上海开打。这就是当时的背景。”
在场师生专心地听着。八年抗战的激情才过不久，但八年抗战的国际背景，却一直在国仇
家恨的激昂情绪中，失去了一个清楚的轮廓。龚德柏的几句话，就将这群军官亲身经历、
体验的那场八年血战，给了一个理路分明的解说。
“大家都记得吗？当年日本占领东北，国内群情激昂，都要政府立即抗日；另一方面，苏
联的史达林为了解除德、日两面夹击的危机，也希望我们拖住日本，立刻抗日。再来，就
是中共了！他们为了挽救自己覆灭的危机，更希望政府立刻抗日。抗日是必要的，但我们
是在怎么样一个状况下，被人鼓动得走上这条路的？”
全场鸦雀无声，陷入沉思。
“抗日，我们算是仓促上阵。结果如何呢？我们在上海与日本打，本来希望一举将他们的
海军基地占领，让他们失去立足点，结果没成功，我们反而元气大伤；日本透过德国大使
，要与我们议和，我们不肯。这让日本陷入内陆，陷入泥淖，日本准备了数十年，都是为
了要对付俄国，如今只有拿来对付我们，一场大战，打得我们两败俱伤。”
“我在翻译《蹇蹇录》时，就曾这么说过：日本与俄国的仇，比我们都大！段祺瑞想把日
本引导北上，‘以夷制夷’，让这两国开战，根本是高招！但我的报纸不只一次呼吁，政
府不只一次不理。直到抗战快结束的时候，我又有了新主张：别让苏联入东北参战、别与
苏联签约。这么搞，只有让中共得利！但谁听我的？我转告熊式辉、张治中、王芃生，没
一个人听得进去！”
龚德柏那天说得很多，几乎是滔滔不绝，说的全是这些军校学生闻所未闻的内容。最后，
龚德柏下了一个结论：“‘新国难的由来’，是怎么来的？把日俄该打的仗，抢来自己打
，这就是国难的由来！”
现场响起了如雷的掌声，龚德柏走下台，被师生围着，提问、握手，足足卅分钟不能离开
会场。
后来的事情，是我从其他长辈听来的。当晚，龚德柏才走出陆军大学会场，场外即有“吉
普车”候驾，将其带走。龚德柏自此开启了七年软禁的生活。
国务总理段祺瑞先生，临终时曾说：“勿因我见而轻起政争，勿尚空谈而不顾实践，勿兴
不急之务而浪用民财，勿信过激言行之说而自摇邦本。”段祺瑞这几句话，影响了当时年
轻留日学生龚德柏一辈子，乃至到他的晚年，都深深遗憾中日两国没能走上“另一条道路
”，放过了近代为害中国最深的苏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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