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银流入与明朝灭亡：《白银帝国》选摘（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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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白银的使用普及，首先是经济自身的货币化需求，就外在供给而言，也依赖于海外白
银的流入，这是中国海外贸易与地理大发现的因缘际会。白银繁荣于大明帝国之际，无意
之间，也埋下毁灭的种子。
追溯明朝在一六四四年的灭亡，应该回到更早。明朝是中国新旧世界的节点之一，明朝一
方面延续此前历代的演变逻辑，另一方面也为明清时代的转折埋下伏笔。在时间坐标轴上
，明帝国对应着欧洲石破天惊的变革，出于比较的惯性，史学家总喜欢从明代入手来剖析
千年得失，一切无关紧要的年分亦被标注在案，赋予深远意蕴，比如黄仁宇的一五八七年
，再比如汉学家芮乐伟．韩森的一六○○年。
对于中国而言，一六○○年是一个分水岭。一生都为中国着迷的韩森，其视角与我们惯常
的思维不同。她指出一六○○年之前，中国其实是“开放的帝国”。她放弃惯有的王朝划
分，将一六○○年之前的中国定义为三个时期：首先，从商周到秦为第一阶段，这是西元
前一二○○年到西元前二○○年的构建中国时期；其次随着西元前三世纪秦代的统一，本
土道教开始有组织地兴起，众多佛教徒也来到中国，中国开始了面朝西方以及印度的一千
两百多年；最后则是从十世纪到十七世纪开始转向北方，大部分时间中国都处于北方游牧
民族的统治之下──同时他们也被日益中国化，蒙古人仍旧是明朝的最大戒备对象，最终
则有东北满族的崛起。
一千六百年前后发生了什么？伴随着巨量白银的流入，白银在中国的地位在明代中叶之后
有增无减，从各方面巩固了银本位的地位。不少学者强调张居正“一条鞭法”的作用。“
一条鞭法”的推行彻底废止了洪武体制，上接中唐杨炎的两税法改革，下接清初雍正的摊
丁入亩制度，令中国财赋体系最终告别实物税，转向货币税。学者们普遍同意，它进一步
加大了明代经济白银化程度，根据学者彭信威估算，明代两百多年内，金银比价从明初的
一比四、一比五到明末的一比十甚至一比十三。贵金属的流动看似只是经济行为，但其作
用以及副作用则相当漫长，甚至影响了一个帝国的兴衰。
祕鲁银矿发现之后，欧洲银矿大部分废弃，日后声名鹊起的经济学家亚当．史密斯断言，
美洲银矿不仅对欧洲银的价格有影响，而且对中国银矿的银价也有影响。他目睹了十七世
纪贵金属对于欧洲的影响，也注意到这种新旧大陆之间的交易对于彼此的影响，“以金运
往印度，又不如以银运往印度为有利，因为在中国及其他大部分印度市场上，纯银与纯金
的比率，通常为十对一，至多亦不过十二对一。而在欧洲，则为十四或十五对一。在前者
方面，虽能以银十盎司至多十二盎司购得金一盎司，在后者方面，则需银十四盎司乃至十
五盎司。因此，对于航行印度的欧洲船舶，一般地说，银是最有价值的输运品。对于向马
尼拉航行的亚卡普科船舶来说，也是如此。新大陆的银，实际就是依著这种关系，而成为
旧大陆两端通商的主要商品之一。把世界各处相隔遥远的地区联络起来的，大体上也以银
的卖买为媒介”。
明朝末叶中国与世界货币体系的交换关系，甚至与二十一世纪初叶的入超与热钱情况很相
似。中国最早从罗马时代便被认为是欧洲货币的归宿，由于国际收支结构有利于中国，白
银从全世界源源流入中国，十七世纪在美洲白银推动之下更是如此，“西属美洲所产白银
，有二○％被西班牙大帆船直接运过太平洋到达马尼拉，然后运往中国购买丝绸和瓷器。
还有一部分美洲白银通过中亚贸易到达俄国的布哈拉，然后间接转入中国。美洲新大陆出
产的贵金属，有一半之多经上述渠道流入中国”。
对于伟大的罗马帝国，其生命力曾经被认为因贵金属大量外流而枯竭，在这一点上，白银
与明帝国也与此类似。美国学者魏斐德认为，一六四四年明朝的灭亡和清朝的勃兴，是中
国历史上所有改朝换代事件中最富戏剧性的一幕，而白银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十七世纪上半叶，中国爆发过多次重大饥荒。过去的解释往往归结于自然原因，事实上除
此之外，更可将其归结于积患已久的经济社会问题的悲剧性产物，甚至涌入亚洲的金银也
难辞其咎。历史学家艾维四指出，“这些金银促成高水准的公共支出，快速的城市增长，
以及激烈的经济竞争，而这一切被证明是社会和政治的腐蚀剂”。他认为中国困境源自几
乎完全仰仗于进口白银来保证货币供应比例，一旦美洲白银流入中国的实际数量急剧减少
，明朝政府就迅速跌入经济梦魇之中，而明朝的灭亡其实就在于财政的难以为继。
事后回溯，一系列近乎偶然、却彼此串联的事件，为明帝国打上了棺材铁钉。一六三四至
一六三六年，西班牙决定限制西属拉丁美洲白银流入菲律宾的数量，一六三九年冬天，在
马尼拉西班牙人与中国人长期的紧张关系最终爆发为暴力冲突，两万多中国人被杀，随后
，经菲律宾流入中国的美洲白银大量减少。同年夏天，日本德川政府决定禁止从澳门来的
商人在长崎进行贸易，曾经给中国带来大量日本白银的路线也宣告关闭。一连串因素作用
之下，中国的白银进口量骤然跌落。而随着白银流入量的锐减，银钱比价崩溃。这些历史
的线索，静静地勒住了套在大明帝国脖子上的经济绳索。
白银的减少导致各种窖藏出现，出现了“人为的疾患”。由于许多捐税要使用白银支付，
赋税负担变得不可忍受，许多人因此破产，曾经的富庶地区出现“人去屋塌”的现象，而
朝廷榨取到的财政收入大幅减少。白银枯竭之下，银钱比价暴涨，对穷苦民众而言，他们
使用铜钱购买活命粮的能力大幅下滑。加之其时正逢小冰期（Little Ice Age），各地自
然灾难不断，粮食减产之下，粮食价格暴涨，一六四○年河南灾荒之后，米价每斗三千钱
，小麦每斗两千七百钱，从北方到南方许多人饿死。因饥荒与时疫，人口也一时之间减少
数千万人，这导致民间暴力革命在所难免。
白银是导火索，伴随着白银危机而来的经济危机、自然危机、人口危机，叠加构成了明朝
历史的大转折。“流亡载道”、“人相食”等记载见诸历史，饥荒背后则是民变，各类起
义揭竿而起。灭亡明朝的李自成部队出现在西北，对此后世历史学家认为并非偶然，因为
那是一块远离白银浸淫而又饱受饥荒的土地。
通膨的破坏导致社会全面性溃败，不仅导致饥荒、死亡、民众受苦，引发各地反叛，也使
得官僚集团的薪资缩水，进而又因腐败动摇了明代政权的合法性。粮食价格不断上涨，而
以银两计算的俸禄则相对稳定，这意味着官员收入也面临着通膨的侵蚀，“到一六二九年
，朝廷每年向在朝的官僚、贵族（仅在京城的就多达四万人）发放的俸禄，只有十五万两
，不到国家财政预算的一％”。
显然过低的官员俸禄并非好消息，因为这必然引发更为严苛的搜刮。以清官形象在历史中
存在的海瑞，似乎就是为了印证明代的腐朽。像海瑞这样的朝廷命官，依赖俸禄过活的结
果是其毕生清苦，生前为母亲祝寿买两斤肉都可以成为新闻。他虽然最终官至御史，高达
二品，死后赠太子太保，谥忠介，然而身后无子，只留下白银二十两，甚至丧事也靠他人
凑钱。《明史》记载：“白衣冠送者夹岸……天下称刚峰先生。”可是，有多少人愿意像
海瑞那样活着甚至悲切地死去呢？海瑞经历了正德、嘉靖、隆庆、万历四朝，天下闻名，
但在仕途上起起伏伏，并没有被真正委以重任。
可想而知，海瑞的清廉不仅是少数，而且在那个时代显得不合时宜。当谋求非法收入成为
政治潜规则，甚至明朝历代皇帝也尽力充实内府金库，将天下视为私产，军费紧张却“不
得请发内帑”──讽刺的是，到最后李自成占领北京时，明朝内外府库仅剩下黄金十七万
两，白银十三万两。当腐败成为一种制度性现象，上层对下层平民残酷压榨，那么社会的
溃败不可避免，灭亡也为期不远，“明末的经济衰退，是由于制度的破坏导致了整个社会
秩序的崩溃”。
历史并非单一原因可以解释和推动的，国人对于大历史的偏执往往罔顾现实的复杂性，探
求历史真相意味着接近可能的真相而不是寻求单一的推动力。白银是历史的血脉，但并非
历史的原因以及目的。白银流入与国际贸易、经济市场化和货币化本来并存，对白银的接
纳与否，其实并非官方的希望或推动一手造成。白银的流行，仍旧由明代商品经济繁荣决
定。无论是何种货币，最终得到市场认可仍旧源自民众的选择，中国交子、欧洲货币甚至
明代最后的纸币闹剧都证明，君主或许可以选择某种货币，甚至将自己的头像印在货币之
上，却无法强迫人们使用。而白银流入启动晚明商业经济繁荣之际，其流入枯竭也成为套
在明王朝脖子上众多绳子中的一根。
＊作者徐瑾为中国经济学者，现为英国《金融时报》旗下FT中文网财经版主编、首席财经
评论员。著有《有时》、《印钞者》、《凯恩斯的中国聚会》，本文取自作者新著《白银
帝国：从唐帝国到明清盛世，货币如何影响中国的兴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