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s://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212699050431128
大明万历年间，保龙一族与屠龙者之间，爆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大战
——马伯庸
万历二十八年的九月初九，正逢大明的传统佳节——重阳节。
在这一天，帝都的天家会登上万岁山，登高燕饮，簪菊泛萸。而从京城到十三个布政使司
、南北直隶的普通百姓们，同样也要畅饮重阳酒，分食花糕。家里有女儿的，还会在这一
天返回娘家，一起拜祭灶神和家堂，其乐融融。
不过在此时的南直隶徽州府婺源县，却是一片愁云惨淡。居民们虽然也忙于重阳之事，可
都有些心不在焉。从知县、县丞、主簿、典史到县学教谕到当地有名望的乡绅乡宦们，都
聚在位于保安山的紫阳书院，一脸颓丧，一脸愕然。
就在一天之前，有本县的快手从南京风尘仆仆地赶回来，抄回了一份乡试榜单。
明代科举分为三级：乡试、会试、殿试。其中乡试是行省一级的考试，三年一次大比，考
试时间是在八月，因此又称“秋闱”。能通过秋闱乡试的士子，成为举人，有了进京跃龙
门的资格——范进中举，境况立即天翻地覆，可绝不是小说家夸大。
万历二十八年庚子，正是大比之年，整个南直隶的学子都汇聚到了应天府，集中考试。乡
试一共三场，一般于八月九日、十二日和十五日举办，放榜日期则视考官阅卷速度而定。
像南直隶这种文教繁盛之地，每一届考生都高达四千余人，往往拖到九月初才会放榜。
榜单一出，婺源县派去观榜的快手第一时间抄了结果，回报县里。
这次结果，让他们无比震惊。
婺源，脱科。
就是说，婺源县去考试的士子，一个中举的都没有。
严格来说，这一届婺源县中举的有两个人，一个叫汪元哲，一个叫汪若极。不过他们俩一
个是六合人，一个是旌德人，只是寄籍在婺源县学。所以更准确的表述是：万历二十八年
秋闱，婺源县本籍学子全军覆没。
这简直太荒唐了。
婺源是什么地方？那是朱熹朱老夫子的祖籍所在，儒宗根脚，灵气攸钟，一等一的文华毓
秀之地，
即使只考诸本朝往届乡试：上一届，也即万历二十五年科，婺源籍中举士子七人；万历二
十二年，中举士子六人，万历十九年，中举士子七人；甚至在万历十三、十六年两届，每
一届都赫然有八位婺源士子过关。前追隆庆、嘉靖、正德、弘治、成化诸代，哪一届秋闱
，婺源县至少都能拿下一掌之数的解额。
要知道，这可是南直隶，是竞争最残酷的考区。婺源区区一县，能保持如此之高的中举率
，足可以自矜文运丕隆。
这么一个科举大县，今年竟然被剃了一个光头，这怎么可能？
婺源人的第一个念头是，不会主考官在舞弊吧？
科场舞弊，不算什么新鲜事。不过这一届的主考官，一个叫黄汝良，一个叫庄天合。黄汝
良是著名的清直之臣，顶撞过藩王，惩治过南京守备太监；庄天合是万历皇帝的老师，行
止端方，两个人都不像是会作弊的人。
那问题只能出在提调官身上。
提调官是负责科举具体庶务的官员，最容易居中搞搞猫腻。这一届的提调官是应天府的府
丞，叫徐公申。婺源人一打听，问题还真出在这家伙身上。
自从嘉靖四十年之后，应天乡试不允许南直隶籍贯的人做主考官，以防有偏袒同乡的行为
，但对提调官的籍贯却没限制——毕竟提调官不管阅卷，想偏袒也没办法。
可人的智慧总比规则要高明一些。不参加阅卷，同样有办法做做手脚。
徐公申是苏州长洲人，他利用提调之权，故意把老家苏州、松江、常州三府的卷子和江北
的庐州、凤阳、淮安、扬州四府混在一起，先送进考官房里；等到阅卷过半，他再把应天
、镇江、徽州、宁国、池州、太平六府的卷子送进去。
科举都是主观题，是否中举，完全取决于考官一念之间。江南士子的水平，比江北高出一
截。徐公申把江南三府和江北四府的考卷掺在一起送进去，无形中会产生对比，让三府中
举率更高。
更何况，本届乡试人数太多，考官阅卷的时间有限，容易心理倦怠。批前面的考卷，可能
还会仔细批阅品味；批到后来，便开始敷衍潦草，恨不得全刷下去才好。徐公申把应天等
六府的卷子押后送达，等于为自己老家淘汰掉了一半竞争对手。
对这个行为，六府考生愤恨不已，却也无可奈何。
人家玩的是阳谋，一不受贿泄题，二没冒名夹带，三无涂改考卷，只不过是改了改送卷的
次序，没违背任何规则。所以这件事虽物议汹汹，终究还是不了了之。
婺源人得知真相之后，悻悻而退。算了，这次运道不好，下次咱们再来讨回公道。
三年之后，万历三十一年，癸卯秋闱再开。这一次应天乡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盛况，赴考
士子超过六千人，是明代南直隶乡试人数最多的一届。而录取解额，则只取一百三十五人
。百分之二的录取率，可谓残酷空前。
这一次婺源县尽遣精英，务必要一雪前耻。
重阳节之前，榜单贴出来了。
婺源士子中举者，有施所学、方大铉、余懋孳、卢谦四人，其中卢谦是庐江籍，婺源本籍
的只有三人。
总算没脱科，但也仅仅比没脱科好那么一点点。不过婺源人的希望还没彻底断绝，因为考
试还没结束。
乡试结束后，全国举子将在次一年的年初赶赴京城，参加礼部举办的会试，称“春闱”。
会试通过的考生，叫作贡士，仕途之望已是板上钉钉。接下来皇帝会亲自主持一场殿试，
没有淘汰，只为这些贡士们排一个名次，分做三等。
一甲有三人，赐进士及第，即是我们所熟知的状元、榜眼、探花；二甲若干人，赐进士出
身；三甲若干人，赐同进士出身。
如果方大铉、施所学、余懋孳任何一位能在会试和殿试拿到好成绩，足以抵消婺源县在乡
试中的发挥失常。
转眼来到万历三十二年，殿试金榜很快也公布了：一甲三人，没有婺源学子的名字——顺
便一提，这一科的榜眼是未来几乎挽救大明的孙承宗——二甲五十七人，也没有婺源学子
的名字；直到三甲放出，才在第一百零一的位置上出现了余懋孳的名字。
哦，对了，跟余懋孳陪在三甲队伍的，还有一个毛一鹭。将来他会成为应天巡抚，在苏州
杀死反对魏忠贤的五个义士，成就一代名篇《五人墓碑记》。
金榜名单传到婺源县，整个县城陷入一片恐慌。
整整六年时间，整个婺源县只出产了一名同进士和两个举人。这个成绩在那些边鄙小县，
或许是不得了的成就，可对婺源来说，却不啻是场灾难。
往小了说。学子的科举成绩，决定了当地官员的考评。像是县学教谕，至少得培养出三名
举人，才能获得升迁资格。若是连续几届秋闱失利，连知县的治政能力都要被质疑。
往大了说，科举是进入大明官场的唯一正途。入朝则为高官，致仕则称乡宦，当地的政治
实力和话语权，取决于本籍士子们的仕途之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
现在连续两届科举惨淡收场，也难怪婺源的乡绅乡宦们如此紧张。举人梯队断了档，意味
著在未来二十年内，婺源县的影响力将狠狠下降一截。别说跟其他府县对抗，就是在自家
徽州府比较，婺源也将落后于歙县和休宁县，沦为二流之列。
这可不只是面子受损，还涉及到巨大的政治与经济利益分配。大明地方上起了纠纷，当地
乡宦会联名上书，表达意见。谁家的乡宦地位高、牌子硬，谁就能占便宜。婺源现存的老
乡宦们，实力还比较强横，可他们早晚会死，如果没有新鲜血液补充，长此以往，县将不
县。
危机临头，当地的有识之士们纷纷开始反思，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县学的师资力量，不可谓不尽心；县衙对教育事业的重视与支持，不可谓不周致；婺源大
小家族对士子的供养，不可谓不丰厚。婺源境内的读书风气，不可谓不浓郁。
一切都运转正常，总不能说婺源这两届是单纯运气不好吧？
怎么不能？
大家正在议论纷纷，这时婺源县学里有一位叫程世法的生员，提出一个猜想：“婺源的运
气不好，会不会是风水出了问题？”
别笑，他是认真的。明代对于风水之说颇为笃信，徽州这里尤其痴迷。都说徽州人爱打官
司，这些官司里有一半全是因为各种风水侵争而起。他们认为风水格局关乎一家之际遇、
一族之起伏，乃至一地之兴衰，必须要予以重视。
婺源的风水，一向为本地人所自豪。境内号称“群山入斗、风云绵密”，无论格局还是形
势均是上佳，因此才能孕育出朱子这样的圣人。而婺源风水的核心，恰好就坐落在一条龙
脉之上。
要讲清楚婺源这条龙脉的厉害，得先讲讲它的来龙和去脉。
在婺源县的北方，有一座大鄣山，《山海经》里叫作“三天子鄣”，属于黄山余脉。它像
一条巨龙盘卧在皖赣边界，号称“诸山祖源”。大鄣山系向南伸出一条旁枝，没走多远，
突然奇峰陡起，拔起一座海拔1630米的擂鼓峰——这是婺源境内的最高峰，也是婺源龙脉
的来龙所在。
擂鼓山的山势先向西南，再转东南。一条地脉跌宕盘结，不断经过退卸剥换，从通元观、
石城山、郑家山、西山至里外施村、里外长林、石岭，并于船槽岭过峡。
船槽岭这个地方，地质特征特别明显。它的山顶凹陷内收，状如狭长的船槽，故称船槽岭
。其中最大的两处凹陷，分别叫作大船槽和小船槽。其上有文笔峰、有砚池、还有日月双
峰对峙，俨然是文脉气魄。
在大小船槽之间，有一条很狭窄的通道。龙脉于此过峡，并分为三条支龙。第一条龙伸向
西南，至严田散为平地；第二条龙奔向东方，直接挺向清华镇，在那里与婺水汇合，呈长
龙入水之势。婺水在清华镇外与月岭水、浙溪水合龙，挟著龙脉余势继续南下，化为星江
河直入婺源县城。第三条龙则是向南方走杨村、峡石、洪村，延展到婺源县城。
https://wx3.sinaimg.cn/large/561ee475ly1fox0o507wlj20hn0hg4k6.jpg
事实上龙脉走向没这么直，大家看个意思吧
从地图上可以看得很清楚，这一段山脉的形体非常清晰，枝干匀称，跌顿有序，主脉直进
而少盘结，这在风水里，叫作“进龙”，主青云直上。加上它又与星江河互相烘托，龙借
水势，格局更为深闳。
明代的风水大师给婺源龙脉的批语如下：“龙峡展开大帐不下数里，中为中峡，前后两山
相向，三龙会脉，中夹两池，合为一山，形家所谓’朋山共水，川字崩洪’是也。峡内五
星聚讲，文笔插天，砚池注水，石石呈奇，难以尽述。左右帐脚，护峡星峰，跌断顿起，
胚秀毓灵，真通县命脉所系。”
这个“中峡”，即指船槽岭，乃是龙脉正干的枢纽所在。从风水理论来说，确实是一个有
利于出文曲的格局。在一些婺源文人的笔下，甚至把船槽岭和泰山相提并论，后者孕育出
孔圣，后者孕育出朱子。
https://wx3.sinaimg.cn/large/561ee475ly1fox0orwjubj20re0eo1kx.jpg
大小船槽清晰可见
风水虚妄与否，姑且不论，反正当时的婺源人真诚地相信这个理论，认为龙脉与本县文运
息息相关。
程世法懂一点逻辑，他觉得既然本县龙脉能庇佑文脉顺畅，那么如今金榜荒芜，想必一定
是龙脉出了问题吧？于是他着手做了一番调查，调查结果令程世法十分震惊。
按照行政区划，大、小船槽岭属于婺源县的十七、十八、二十三、四十七都——“都”是
在乡之下的一个行政单位，以土地来划分，和以户划分的里甲制并行——不知何时，在这
四都一带的山岭之间，多了许多灰户。
灰户，即是专门采制石灰的工匠。
于谦于少保曾经写过一首《石灰吟》，抛开个人志趣不谈，四句诗恰好也是古代采制石灰
的标准流程：千锤百炼出深山——将石灰岩从山体上凿下来；烈火焚烧若等闲——把石灰
岩碎块与木材或煤炭分层铺放，引火燔烧，把碳酸钙转化成二氧化碳和氧化钙；粉骨碎身
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在加热过程中，石灰岩块彻底变成白粉末状的生石灰。
石灰在明代的应用范围极广，举凡建筑、消毒、装饰、炼丹、战争、医药、印染、造纸、
船舶等行业，无不见其身影，需求量极大。
船槽岭一带的山体，主体由优质的石灰岩构成，易于开采，附近还有丰富的植被，可以就
地采伐充做燃料，开窑极为便当。当时的记载称这里“随挖随烧，随烧随碎，柴省而灰美
，力半而利厚”。
而且船槽岭距离清华镇极近，那里是一个交通枢纽，沿星江河南下，从上饶可入鄱阳湖，
自新安江、富春江可至钱塘、杭州，自清弋江入长江，顺流可到南京、扬州，可以说是辐
射吴楚，物流快捷。
https://wx3.sinaimg.cn/large/561ee475ly1fox0pvxxzrj20hs0eeacl.jpg
船槽岭有这么得天独厚的生产条件，不搞石灰产业，简直是天予不取，反受其咎啊。
可是在风水理论里，龙脉以山石为骨，以土为肉，以水为脉，以草木为皮毛。如今这些灰
户在船槽岭天天凿石挖土，伐木焚林，等于是在龙身上一块块地剜肉下来。本县龙脉天天
被灰户凌迟，这婺源士子在科场上不吃瘪才怪呢。
领悟到这一层道理之后，程世法一头冷汗地跑回县学，把这个发现讲给同学们听。他的同
学大多来自于婺源大族，回去之后讲给家里长辈听。一传十，十传百，终于惊动了婺源县
的大佬们。
万历三十二年开春，一封请愿书送到了婺源知县谭昌言的案头。
谭昌言打开请愿书，还没看正文，先吓了一跟头。这请愿书的开头两个字是“具呈”，文
书惯用的抬头，意思是备办呈文。接下来，则是密密麻麻一连串人名，足有五十五人。
名单最前面的，是曾在朝中做官的乡宦们，总共三十四人，随便一个名字都投地有声：有
兵部左侍郎汪应蛟、户部右侍郎游应干、太仆寺卿余一龙与汪以时、大理寺正卿余启元、
大理右寺丞余懋衡、云南广南知府汪昌龄……还有一大堆广西按察使、辽东兵备副使、福
建布政使、礼部郎中、江西道监察御史等等，最低也曾是副部级高官。
唯一的例外，是刚刚得了同进士出身的余懋孳，他是婺源两科独苗，还未授官职，但已有
资格与这些先贤同列共署。
这三十四人，个个身份优崇，人脉深厚，可以说是婺源县实际上的统治者。在他们之后，
还开列有八位举人、八个贡生，以及三个廪增附生。
举人不用多解释，贡生是指那些被府县选送入国子监的优秀生员，大概类似于特招或保送
。而这个“廪增附生” ，就非常奇怪了。
明代的儒学官校有人数定额，洪武爷规定府学四十人、州学三十人，县学二十人，称为廪
生，由国家每月发米养活。后来随着科举制度逐渐成熟，读书人越来越多，但祖制又不能
变，怎么办？官府只好再增加一部分名额，这部分人叫“增生”，不享受廪米待遇。后来
“增生”名额也不够了，再添加一部分，叫做附生——即附学生员。慢慢地，廪、增、附
变成了三个学生等级，刚入学的统统都是附生，如果考试成绩好，可以升格为增生，再升
廪生。
换句话说，“廪增附生”就是婺源县学里的学生，而且不全是优等生。
这些学生何德何能，能跟前面那些高官学霸同列？原来这三个人叫俞起震、程元震和程世
法。很明显，程世法是“龙脉被毁之说”的首倡者，那两位同学曾跟他一起结伴勘查。所
以他们三人虽然身份低微，但仍可以附骥凤尾，篇末署名。
谭昌言看完了具呈名单，胆气已然弱了半截，赶紧往下看正文，瞧瞧这些大佬到底有什么
诉求。
正文倒不算长，三百多字。开头简述了一下婺源风水龙脉有多重要，然后笔锋一转，“近
龙愚民乃以射利之故，伐石烧灰贩卖，以致龙身被削，肢爪被戕。故庚子秋闱脱科，癸卯
贤书仅二。生等蒿目痛心，恐石尽山赭，不独人文不振，将来尤大可虞。”
“蒿目”一词，出自于《庄子》：“今世之仁人，蒿目而忧世之患”，引申为忧虑地远望
著那艰难时局。
一个典故，便大佬们的心态表达明白了。大佬们的诉求简单明了，要求官府“立石严禁，
以杜凿伐。” 彻底禁绝烧灰行为。
谭昌言是县官，自然知道婺源有烧灰的营生，更知道这产业的利润有多大。光是清华镇的
税卡，每年就能从石灰贸易里收得上千两白银。
这么大的利润，足以培育起一个巨大的利益集团。俗话说，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自古
赚钱的生意最难动。乡宦说禁绝容易，官府真要厉行查封灰户，搞不好会掀起一场大骚乱
。谭昌言为官谨慎，可不想轻易趟这摊浑水。
于是他很快做出批覆：“合帖生员程法世等，前往船槽等处地方，勘明议报，以凭定夺。
”
既然程世法认为是龙脉风水问题，那便请这位生员再去一次，详细调查一下到底有多少灰
户、多少灰窑、对山体伤害有多大。更重要的是，得查清楚，烧灰和科举不顺之间有多少
相关性。
最后这一点特别重要。烧灰之举早已存在，而前几届婺源科场表现很好，直到最近两届才
连续失利。两者之间的因果似乎牵强了点……就算真要禁绝，也得给个差不多的理由才行
，不然何以服众？
于是程世法肩负著阖县父老的重任，在万历三十一年二月初十再次进山。
这次他是奉官命前往，除了有俞起震、程元震两个同学陪同，还有十七、十八、二十三、
四十七都的都长、里长、里老人等当地负责人跟随。
程世法在这一次的调查中发现，情况比他先前了解的还要糟糕。比如船槽岭上本来有日月
双山，左脉为月山，又名寨山，右脉为日山，又叫蓬头山。经过灰户们的不懈努力，月山
几乎被凿成平地，日山也岌岌可危。附近的文笔峰干脆被折了一半，只有峰下的砚池尚存
。
更有甚者，居然还有人在船槽岭的龙脊之上用火药炸山，以便获取石料，炸得龙脊千疮百
孔。
程世法细细询问了一下，发现灰户多是当地居民。他拿出官府和乡宦们的文告，警告乡民
们不得继续伤害龙脉，否则婺源要倒大霉。乡民们的反应却不甚积极。脾气好的，找理由
说石灰是自家种田用的；脾气不好的，比如严田一带的村民，气势汹汹地回答关你屁事，
气得程世法直骂他们是“顽民”。
调查结束后，程世法回报谭知县：“灰户规模很大，龙脉状况堪忧。” 至于说村民们讲
的“种田自用”，程世法认为这纯属扯淡，婺源植被茂盛，种田施肥用草木灰足够了，哪
用得了那么多石灰？这些顽民不去老老实实经营本业，为了牟利而瞎找借口。
说实话，村民们说“种田自用”，固然是借口，但程世法这个说法，也有点何不食肉糜。
婺源这个地方，《县志》里记载其形势：“山踞八九，水与土逼处其间，才一二耳”，也
就是说垦殖率仅有10％-20％。婺源居民如果单纯务农，情况会很凄惨。当地乡绅余懋衡
在《北乡富敬堂记》里如此描述：“民终岁勤动，竭土之毛，自供赋徭外，所余不支数日
之需。”
农民靠种田几乎活不了，那只能自谋生路。而婺源县的几项主要营生，茶叶、木材、徽墨
、白土等，都被婺源大族所垄断，普通百姓别无选择，不去烧灰怎么活？
程世法出身于湘公程氏，自然从大族立场去看待问题。反正自家是做生意的，农民收成如
何，哪里及得上龙脉存亡重要。
谭昌言久为父母官，对基层情况心知肚明。不过他想要的，不是烧灰的实情，而是一个说
得过去的封禁理由，来证明龙脉和科场的关系。
没想到程世法连这个理由也准备好了。
婺源烧灰业是何时开始的呢？程世法打听到了一个确切的时间——嘉靖四十三年。在这一
年，婺源有程姓与胡姓两户人家跑到船槽岭下，开窑烧灰，很快其他居民也纷纷跑来效仿
，一时间凿遍了龙峡正干与左右支脉。
谭昌言不是本地人，不清楚过往典故。而婺源的老人们一听“嘉靖四十三年”这个时间，
都是悚然一惊。
嘉靖四十三年，对婺源来说绝对是记忆深刻的一年。在那年的十二月二十四日，百余名来
自处州、衢州、金华等地的造反矿工杀入婺源境内，四处为盗。
矿工在那个时代是最有战斗力的群体，身强力壮，纪律性强，又能吃得起苦。就连戚继光
招募戚家军，都要从矿工里选拔，可想而知这支流贼有多凶悍。
婺源小小一县，完全束手无策，只好任凭这伙流贼四处烧杀抢掠。他们后来和其他流贼合
伙，气焰十分嚣张，当时的婺源知县忍无可忍，派兵去围剿，反被击溃。流贼们杀至县城
弦高镇，打死一个指挥，又焚烧北门突入，恣意劫掠，整个县城化为一片废墟，整个徽州
为之哗然。
后来还是徽州从金衢严兵备道借兵围剿，才算是将其扑灭。这次寇乱持续了两年之久，给
婺源留下了极其惨痛的记忆。
程、胡两家开挖船槽岭是在嘉靖四十三年夏季，到了年底就爆发了寇乱。龙脉一损，立刻
给婺源带来了血光兵灾，两者之间的关系还不够明显吗？
程世法还特别指出，自从开挖船槽岭之后，婺源境内灾害频频，有兵燹、飞蝗、久旱、洪
涝，甚至还赶上两次山体滑坡。可见船槽岭的龙脉不止关乎县学文气，还与整个婺源的气
数密切相关。
其实在船槽岭烧灰之前，婺源碰到的灾难一样不少。但程世法有意把嘉靖四十三年之后所
有的坏事，都说成是龙脉被毁的结果，一项一项排比开列，听上去确实挺耸人惊闻。
这么一说，龙脉安危不止影响科场成败，还攸关整个婺源县的福祸，那些对科举不大兴趣
的百姓，必然也会为此紧张起来。有这么一个理由，足可以争取到足够的舆论支持，让官
府直接宣布保龙禁灰了。
不过知县谭昌言，却没有立刻从善如流。他和程世法身份不同，看待问题的方式自然也不
一样。身为本县主官，谭昌言考虑更多的是婺源局面的稳定。
禁绝灰户们烧灰简单，但他们一旦生计断绝，就会聚众闹事，甚至沦为流贼。万一酿成嘉
靖四十三年那种暴乱，从老百姓到官员都要倒霉。一个负责任的官府在推行政策时，一定
会准备好相应的疏导方案，可不能粗暴地一禁了之。
因此婺源官方在下达禁令之前，还得给灰户们留出一条活路来。
这条活路，谭昌言早已经想好了——官赎。
船槽岭一带有很多私地，张家占了这个山头，李家占了那个山头。那些山民们持有地契，
都是合法私产。根据程世法的调研，灰户们之所以如此大胆肆意，正是因为灰窑都设在私
人山地内，自家地盘，我想挖啥谁也管不著。
而官赎的做法是：由婺源县衙出面，以官方身份赎买山民们的地契，把船槽岭附近散碎的
私地变成一整块官地，这样官府实行禁灰政策，便名正言顺了。而灰户们卖地换得银钱，
去买田也罢，去跑商帮也罢，有了活路，自然也就不闹了。
至于买山的经费来源，也不是问题。
这笔回购费用，叫做“捐俸”，名义上是谭知县感念民众贫苦，毅然捐出自己的俸禄。其
实一个知县一年俸禄才90石米，根本不够。谭昌言只是做出一个表率，真正出大头的，是
婺源当地的大族乡宦们。
这是明代一个很流行的做法，一逢灾年，常有知县、知府带头捐俸，赈济灾民，当地士绅
“感于”义举——或者叫迫于压力——也会纷纷捐银输粮。
在婺源县看来，你们有钱人既然想保龙脉，付出点代价也是应该的。
谭昌言是个谨慎的人，他觉得需要给灰户那边也提前通个气，留点缓冲期。于是谭知县委
托程世法二次进山勘探，给那些灰户们开了个吹风会，说官府准备购买你们手里的地契。
程世法很快回报，灰户们的反应很积极，无不“欢呼祝颂，乐为还结，慕义愿输”。
摸清楚各方面的反应，谭昌言心里有底了。万历三十二年二月二十二日，婺源县正式发布
了一份保龙公告。
在这份公告里，官府划定了一个范围：从船槽岭顶左连大岩外至通天窍、水星、狮山、月
山、象山、土星一带，以及右连小船槽岭外至朱林、洪李、蓬头山、龙山、日山，四面前
后上下山顶山脚石坦，并水岩山、通岩洞、石城山、重台石一带，皆划入婺源龙脉保护区
，不许任何人入山开伐。
为了让禁令更有震慑，公告里还特意点了船槽岭附近八位里约、七户山林业主以及六家灰
户的名字，要把责任落实到户。公告里语气严厉地警告说：
“如有仍前至所禁内挖凿取石，起窑烧灰，并肩挑船载等情。许地方里派约保即时指名呈
来，以凭拿竟。定以强占山场，一律坐罪。如里约地方容隐不举者，一并究治，绝不轻贷
。”
接下来，公告里给出了官赎方案，催促各山的业户尽快拿出地契，去婺源衙门办理赎买手
续，还规定了奖惩措施，先来的另外有奖励，不来的要查究到底。
这时一个问题浮出水面；如果船槽岭封了山，那么婺源县本身对石灰的需求该怎么解决？
总不能坐守着石灰大山去外地买吧？
这种情况，公告也考虑到了，特意另行划定了一个范围：“地方做墙，自有涌山、石壁、
岩前、甲路等灰”。那一带的山岭也是石灰岩质地，但远离龙脉，想烧去那边烧好了。可
见婺源官方设计出的这个方案，当真是滴水不漏。
在公告的最后，谭昌言还不忘强调一句：“各宜体谅，毋得故犯。” 这一句“各宜体谅
”，可算是把婺源知县的苦涩给点出来了。
明代知县的地位很微妙。他在一县之内并非乾纲独断的土皇帝，更像是一个“各宜体谅”
的协调角色。朝廷下发的训谕政令要落实，乡宦豪强的需求要安抚，贫民寒户的生计要照
顾，军队与地方的关系要周旋，甚至连衙门里的胥吏都不得不有所顾虑——诸房小吏都是
世袭职位，熟知当地情形和文牍技术，真想搞出什么猫腻，一个外来的流官很难查知。
谭昌言的这一篇公告文，可以说是明代知县施政思路的一个实例，体现出了高超的平衡手
腕。士绅们虽然出了钱，但保住了龙脉；灰户们虽然没了营生，但得了实利；官方居中协
调，分文不出，即把一大片山地收归国有，可谓皆大欢喜。
这个办法试运行了一年，谭知县觉得成效不差，于是将整个保龙方案上报给徽州府申详。
这个“申详”，是公文术语，意思是向上级详细汇报，以便让高层及时掌握情况。因为从
法理上来说，婺源知县提出的“禁绝烧灰”只是一条临时行政命令，只有得到徽州府的认
可，才能形成一项永久地方法规。
万历三十三年四月二十四日，申详正式提交徽州府，由知县谭昌言、县丞马孟复联合署名
。正文里别的话没多说，只是反复强调了龙脉毁伤对科场的影响：“迩里秋闱不振，士子
多抱璧之悲。倘日后正脉尽颓，学宫有泣月之泪……厘革系通邑公情，盛衰关学校大事。
”
从府一级的视角来看，最为看重地方上的两项宏观数据：一个是税赋，一个是科举。前者
关乎钱粮，后者关乎官场。婺源县的官员反反复复强调“秋闱不振”、“县学盛衰”，正
因为这是徽州府最关心的痛点。
果然，此事上报之后，引起了徽州知府梁应泽的高度重视。不过他也很谨慎，没有大笔一
挥表示同意，而是回了一封信给婺源县。
在回文中，梁应泽问了一连串的问题：“此岭来脉自何山？其峰高若干？呈中崩洪、日、
月、文笔、砚池各何所指？坐落何方向？何都图？离县学远近若何？当地之民何以不遵？
岂有奸豪主于中而鼓愚民以无忌？”
这些问题问得如此详细，说明徽州府并不完全信任婺源县的保龙报告，要看更具体的数据
。
这是个很有趣的现象，要知道，虽然知县是知府的下属，可他的任免权在吏部，两者的利
益并不完全统一。知县为了一己私利，瞒报蒙骗知府的事，在明代屡见不鲜。
梁应泽看得出来，“禁绝烧灰”这事牵涉重大，光是婺源一篇申详没法让他放心。尤其是
，婺源县有意无意漏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细节没提，他不得不把话挑明了问。
这个细节，就是徽州府回文的最后一个问题：“岂有奸豪主于中而鼓愚民以无忌？”
梁应泽老于治政，一问就问到了关键。婺源县在报告里轻描淡写地说是愚民毁山，但区区
几个愚民，又怎么会有这么大胆子？又怎么会搞得这么大？
可以想像一下，如果船槽岭下的每一户灰户都是自己开窑，自己凿山，自己烧灰，烧完灰
以后自己再挑出山区运到清华镇去卖，成本会高到无利可图。别说白粉了，就是真正的白
粉都不会让生产者自己去管渠道分发的事。
用现在的话说，烧灰的盈利模式有问题。
《金陵琐事》里讲过一件真事：有一个叫陆二的人，以贩卖灯草为生。万历二十八年，他
带了一船灯草往来吴中，被沿途税卡征税。一船灯草只值八两，可陆二光是交税就交了四
两。眼看前往又有税卡，陆二一气之下，把灯草搬下船，上岸一把火烧了。
石灰和灯草一样属于量大价贱的商品，真要灰户自己去贩卖，只怕和陆二一样直接被关税
抽死。
只有产量上了规模，成本才能降下来。因此灰户的上头，肯定存在着一级中间商，一头在
船槽岭统一收购，一头统一运输到清华镇销售。
这个中间商，不是一般人能干的。他既得有庞大的经济实力，也得在地方上有足够的影响
力——说的直白点吧，灰户背后一定有婺源县的豪强或商帮在支持；说的更直白一点，搞
不好整个烧灰产业就是这些人投资的，灰户只是为他们打工的佃户罢了。
这些事情不说明白，梁应泽怎么敢随便批准呢？
谭昌言接到徽州府的回文，读明白了上司的顾虑。他立刻着手回复一文，详尽地解释了整
个船槽岭的来龙去脉、诸峰形貌等等，还附了两张山图。
关于梁知府询问的运营模式问题，谭昌言拍著胸脯表示：“愚民窥利不已，虽无豪势之主
使，实同顽梗之故违。”——意思是，这些灰户背后没什么人，单纯的刁民罢了。他还特
意强调说，这并非婺源县自作主张，而是诸多有力乡贤们上书请求的结果。
既然“有力乡贤”们都主张禁绝，那么灰户背后就算有人支持，也不是什么大佬，否则早
跳出来反对了。您就尽管放心吧。
不过这封呈文还没顾上发出去，婺源县就出事了……
本来在婺源县和徽州府文书往复期间，县衙已经开始了官赎工作。县丞马孟复亲自督战，
一个一个村子走过去，先后已有三个业主过来卖了地契。可没想到，马孟复一到长林，却
被当地村民给围住了。
长林位于清华镇西南方向的马鞍山南麓，村子里多姓程。这里本叫长霖，取意“贤名济世
，霖泽乡里”，后来误传为长林。它的位置，恰好是在船槽岭龙脉的中段，受禁令的影响
最大。他们对马孟复极不客气，聚众围堵，强烈抗议，要求知县取消成命。
这个消息要传到徽州府耳中，婺源县肯定要吃挂落。谭知县擦擦冷汗，赶紧去问到底怎么
回事。
开始他以为这些愚民贪婪谋利，可再一仔细打听，人家聪明得很，知道龙脉这个话题不能
碰，他们抗议的，是灰税的问题。
开采船槽山上的石灰矿，是需要缴税的，谓之“灰税”。长林人说，现在要我们停止开采
，可又不取消灰税，这不是把人往死路上逼吗？
开矿收税，不开矿不收税，这诉求挺合理的啊？可为什么婺源县的公告里却没提取消的事
，难道是知县大人给忘了？
还真不是。知县大人如今也是满嘴苦涩，这个“灰税”啊，还真是个麻烦事。
上溯到八年前，也就是万历二十四年，万历皇帝做出了一个震惊天下的决定：他派遣宫内
太监前往全国各处，收取“矿税”——矿指开矿，税指榷税，也就是商业税。
按说多开矿场、增收商业税，也是调节财政的一种正常手段。可万历皇帝一来是派宫里的
太监充做矿监税使，前往各地，这些太监不懂技术只懂敛财，借这个机会大肆勒索，在民
间造成了极大的混乱；二是他把这笔收入全解入内库，变成皇帝自己的零花钱，不列入国
库之内。
结果这个“矿税”，成了全国深恶痛绝的一项政策。
单说开矿的收入吧，主要来自于金、银等贵金属矿场。但公公们贪心不足，觉得涵盖范围
太窄，自作主张，针对民间现有的水银、煤炭、朱砂、石灰等矿场也要抽一笔税。
这种税如跗骨之蛆，沾上就脱不开。比如说，你今天开了一个汞矿，按照三成比例缴税。
挖了一个月，矿藏见底了，那税还交吗？还得交！那矿已经挖空了怎么办？不管，只要官
府的矿场税簿有你这么一号，就不能以任何理由销掉。你开新矿也罢，继续种田也罢，总
之得把这笔税补上。
船槽岭烧灰虽然自嘉靖四十三年始，但灰税却恰好是从万历二十四年开始收的。收上来的
税款，被公公们直接送进万历皇帝的小金库，根本不经过婺源县、徽州府以及南京承运库
这条国库线。他们收了多少银子，地方政府无从监管。
于是事情尴尬了。婺源县可以下禁灰之令，却无免税之权。谁那么大胆子，敢替皇上省钱
？
谁也没想到，这么一件小小的争议，居然会扯到天子。谭昌言抓了半天头发，又派人去细
细勘问，才算从这个僵局中理出一缕解决的希望。
原来船槽岭的开采规模太小，利润又薄，矿监税使们根本懒得亲自来，而是用包税的形式
来收取。所谓“包税”，是这么运作的。比如有一位叫张三的人，跑去跟李四公公说：船
槽岭太远，不劳您亲自关注。您把那边的税包给我，甭管我怎么收，反正每年给您送来一
百两银子。李公公一听，挺好，准了。张三跑到矿上，用自己豢养的打手去压迫灰户王五
、付六，统共收上一百二十两银子，一百给公公，二十自己留下。
说白了，这种模式就是官府把税收任务承包给个人，约定一个上缴额度，超过额度的即是
包税人的利润。
对于粗放型政府来说，这么做特别省事，但负作用也特别巨大，因为包税人不是政府，他
为了获取利润会拚命压榨地方，不崩溃不罢休。
“包税”在宋代叫“买扑”，只在某些市集试行过；而元代则连田税都敢包税，终至天下
动荡。等到明代户籍制度建立起来之后，包税基本上销声匿迹。直到万历矿税大起，它才
又露出端倪。太监们人手有限，而要收税的地方又太多，像船槽岭这种偏远地带，索性承
包出去就好了。
也就是说，只要找到船槽岭的这个包税人，婺源县应该还有机会解决灰税问题。
接下来谭昌言到底做了什么事情，文献上并无记载。但一个明显的事实是，长林抗议事件
后没几天，灰税居然奇蹟般地取消了。
虽然这段历史隐没于黑暗中，无从揣测，然而从婺源县发布的公文里，我们多少能猜到一
点隐藏剧情。
五月二十八日，婺源县就龙脉事件正式回复徽州府。在最终呈给上级的定稿里，谭昌言先
是回答了之前梁知府所提的若干问题，然后说了一句暧昧微妙的话：“长林抗禁之情，尤
借口于灰税……向以包税之故，反启伤脉之端。而不独为县龙、学龙大害，而与设法包矿
保全山灵之意，亦大悖矣。”
翻译一下：这个长林抗议的原因啊，是因为灰税的事。当年因为包税的缘故，导致龙脉毁
伤，这不光对咱们婺源县和县学的气运有所妨害，对当初承包矿场爱护山灵的初衷，也有
所违背啊。
这话说得真够费劲的。很明显，谭知县想说这一切都是包税惹的祸，可一骂包税，就会扯
到矿监的公公们，一骂到公公们，就会扯到皇帝。一个小小知县，谁都不能得罪，只好小
小地谴责一下包税，然后还得往回找补一句，表示包税开矿的本意是好的，只是执行没到
位而已。
谭知县应该是私下里跟利益方达成了某种妥协，争取到了灰税的取消。可是这些事没法摊
开在台面上说，只好隐晦地点了几句因果。
有趣的是，在同一篇文里，谭知县前面还义正辞严地痛斥愚民“且向所借口者，或以灰税
未除。而本县业已议豁，又复何辞！” 后面忽然又说“其本岭灰税除另申豁外，谨据通
邑舆情再合申报。” ——前面还口口声声说我们早把灰税免了，后面却变成了我们正在
研究免税的办法…
这个前后不一致的矛盾，说到底还是因为好面子。灰税之争，毕竟是婺源县衙理亏，但官
府不能错，至少不能向老百姓认错，否则官威何在？所以谭知县用了春秋笔法，把取消灰
税之事挪到长林抗议之前，显得民众不理性。
于是整件事从“官府漏蠲重税，导致民众抗议，知县急忙弥补救火”，变成了“官府早有
绸缪，无知民众无理取闹，官府耐心安抚解释。”
效果完全不一样了。
https://wx4.sinaimg.cn/large/561ee475ly1fox0qyt7dzj20io0iyh60.jpg
婺源县提交给徽州府的保龙图（佘伟先生自原书转绘）
梁知府接到谭知县的报告，读出了其中关于“包税”的微言艰难之意。不过谭昌言还算能
干，在县里把麻烦都摆平了，没往徽州府踢。梁应泽闻絃歌而知雅乐，也就不必再深究了
，大笔一挥，照准执行。
婺源县先前的保龙禁灰令只是一道行政命令，现在经徽州府批准，便正式形成了一条行政
法规。为了体现出足够的震慑性，婺源决定把禁令镌刻在一块巨大的石碑上，立于船槽岭
进山处，让所有人都看到。
万历三十四年二月十五日，这块石碑制作完毕，并在一干徽州、婺源官员、地方乡宦士绅
以及民众的围观下，立在了婺源龙脉之上。
石碑的背面，刻的是徽州府发给婺源县的行牌公文——现在叫正式通知——不算太长，姑
录于下：
直隶徽州府梁为恳保县学龙，以培地脉，以振人文事。
据本县申查，禁伤船槽岭龙脉缘由。奉批览图，峰峦秀耸，内如三龙会脉，两湖中夹，月
峰左峙，日峰右起，文笔砚池，种种奇绝。惜哉，伤于愚民之手！盖缘向缺表章，是以官
失呵护，则前志遗漏之罪也。矿以议包，何得妄凿？灰税驾指，又经县豁。此后，有敢盗
采者，官府学校共仇之。此郡邑得为、当为、可为事理，不必转达院道也。仰县即竖石，
大书严禁，有犯者许人讦告，从重究罪。仍编纂一条，补入郡志山川款中，以俟后之君子
。此缴。
这篇通知出自梁兴泽的手笔，颇有几个耐人寻味的地方。比如他说龙脉被毁，是因为“向
缺表章，是以官失呵护” ，表面看是批评婺源官方漫不经心，其实是在指责万历皇帝的
非法矿税才是祸根；再比如他又说“矿以议包，何得妄凿？”，委婉点明了包税与妄凿的
因果。
最有意思的是，梁兴泽提到灰税时，用了一个词儿：“灰税驾指”。“驾”是圣驾，“指
”是到达、去向，就差明说一句这税是皇上自个儿收的了。
他不是一贯为官谨慎么？怎么突然如此大胆？
原因说来简单。两个月前，也就是万历三十三年十二月。万历皇帝顶不住朝野对矿税的抗
议浪潮，不得不下旨宣布停矿分税，将此前开采的矿场悉数关停，榷税也不让太监们收了
，统统转交当地有关部门。万历皇帝的矿税之策，就此告终。
既然朝廷都取消了矿税了，那么梁兴泽趁机抱怨两句，自然也没什么风险了。
在这篇文章的下方，还有一系列落款。为首自然是徽州知府梁应泽，以及同知、通判、推
官等三人，囊括了整个徽州府的前四名高官。然后是婺源县的四位主管：知县金汝谐、县
丞马孟复、主簿孙良佐、典史郑大成，以及县学的教谕、训导等人。
等一下，婺源知县的名字，似乎不太一样了。
原来在立碑的万历三十四年初，谭昌言赶上父亲去世，已经丁忧离职。禁烧保龙，是他在
婺源县做的最后一件事。婺源人感念谭昌言在这件事上的用心，特意在碑石落款处给他留
了一个“前任知县”的位置。
名单再接下来，是之前闹得最凶的那批乡宦：汪应蛟、游应干、余一龙、汪以时、余启元
、余懋衡……在名单最后，是为此事一直奔走的县学生员程世法等。
这是刻在石碑背后的内容。
而在石碑的正面，则刻有“严禁伐石烧灰”的禁令正文。正文很短，无非是规定了禁令所
涉及到的行政单位以及地理范围，和婺源县原来那份通知没有太大区别。是文下方的落款
，刻的是徽州推官郑宏道的名字。
因为新一任知县金汝谐还没到任，婺源事务暂时由郑宏道代理。他的正职推官在府里负责
司法实务，外号叫做“刑厅”，来宣布保龙禁令最有效力。
禁灰令虽已生效，可还得有人负责监督才行。婺源县衙人手不够，顾不到船槽岭那么广袤
的山区，这个监督责任，便交给了婺源县学。
龙脉若有损伤，影响最大的便是县学的士子们，派他们去保龙，自然是责无旁贷——就像
梁应泽说的那样：“官府学校共仇之”。于是婺源县学也迅速出台了一项政策，表决心说
“责在通学诸生，有不能辞者”，派遣船槽岭附近学籍的诸生不时监督，一有发现，立刻
向官府汇报。
石碑既立，禁约终成。灰户们灰溜溜地填埋窑灶，把青山绿水留给遍体鳞伤的龙脉。婺源
县的文人们纷纷撰文，不吝溢美之词，来记叙这一次伟大胜利。
文人的笔法，比冷冰冰的公文更加鲜活。比如在著名乡宦游应干笔下，谭知县和梁知府形
象十分高大：“郡、邑侯之约炳若日星，谁复敢干明宪者”；在另一位乡宦汪以时的文中
，更是声情并茂地描述谭昌言在离职时，握著县学士子的手流泪道：“予兹疚心销骨，遽
弃山灵，他日复耗，予之所深疴矣。”
最夸张的是县学教谕仁家相，他撰文讲到：梁应泽闻听龙脉被毁，勃然大怒，拍案而起，
怒斥“屠龙者罚毋赦”——这就近乎小说了。
无论是哪一位文豪，都高度评价这次禁绝烧灰的历史意义，称其为“保天物，弥近害，怀
永图，挽文运，葆灵光”。在莘莘学子和社会贤达们的齐声称颂中，这一场保龙运动轰轰
烈烈地落下帷幕……
才怪。
婺源县的处置方案，确实是相当周密。可惜百密一疏，决策者们漏算了一点：人性。
人性本贪，就算已得到了利益，只要有机会攫取更多的利益，一样会铤而走险。
墨西哥曾经劝说农民放弃罂粟，改种热带水果，但却失败了。因为跟毒品的利润相比，任
何经济作物的收益皆不值一提。
明代婺源的情况比墨西哥还极端。当地山林覆蓋面太广，耕种几乎不能餬口，跟在龙脉上
烧“白粉”相比，收入天差地别。一边是田里刨食儿，朝不保夕；一边是凿石烧灰，大秤
金小秤银。你说山民们会守着一座金山挨饿吗？
虽然县里搞过一个赎卖政策。可那是一锤子买卖，不解决实际问题。从实际操作来看，根
本没有多少人去赎地契，推三阻四，一年赎不回来几个山头。就算是那些已经赎卖了地契
的人，手里的银子花光之后，更会回来打龙脉的主意。
总之，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婺源本地的地理环境，注定了县里的保龙政策不可能长久。
但谁也没想到，崩坏来得如此之快。
万历三十四年，也即立保龙碑的同一年。在巨大利益的诱惑下，灰户们重新回到了船槽岭
，偷偷摸摸扒开窑口，继续开凿烧灰。
县学很快发现动静不对，派学生过来制止。那些灰户的态度极其嚣张，非但不把禁令放在
眼里，而且聚起大批民众，堵住矿场入口，不许学生靠近。学生拿出公文来说你们违法了
，灰户们便反驳说我们吃不上饭你们管不管？学生管不了，只好回报县学。
县学里的都是秀才，秀才遇见兵，这道理怎么说得清楚？他们只好上报县衙。县丞马孟复
亲自带人赶往现场，可灰户们仍旧不惧，反而恶狠狠地威胁马县丞：“不伐石烧灰，则近
龙之居民，无以治生而为盗。”——这词太文绉绉了，是事后官员在报告里修饰过的。原
话我猜差不多就像是“你们官老爷不让俺们烧灰，不给活路，俺们就上山落草当强盗去！
”
一句话，把马孟复给堵回去了。
马孟复赶紧向新任知县金汝谐报告。金汝谐初来婺源，觉得此事十分荒唐。开矿是嘉靖四
十三年开始的，你们船槽岭的居民在那之前是靠什么过活的？再说了，嘉靖四十三年以后
开挖灰矿，当盗贼的人就变少了吗？
金汝谐认为这些刁民纯属胡搅蛮缠，必须严肃处理，以儆傚尤。他不耐烦谭昌言的怀柔之
策，直接派了衙中捕役、快手以及一些乡贤支援的仆役，前往船槽岭镇压。一通揉搓之后
，大部分灰户作鸟兽散，只有一个叫洪天的人被官军擒拿。
这个洪天，是十七都下属的一个甲长，他撺掇同甲的人户一起烧灰，算是灰户里的中坚力
量。马孟复亲自坐镇审问，从他嘴里问出一个不大不小的秘密。
洪天的供词是这样说的：“贫民日趋挖石烧灰，所谓佣工是也。百倍之利，则自出本聚灰
囤户专之耳。”
原来真正掌握这个产业的，不是“灰户”，而是那些“囤户”。这些人多是当地豪强出身
，他们雇佣穷人进山挖矿，然后再集中贩卖去清华镇。
这个模式，其实也算不得什么秘密。当年谭昌言解决“灰税”问题的关键，不是要找船槽
岭的包税人协商么？他找到的，正是这些聚灰的囤户。
在谭昌言时代，这些包税人一直隐没在幕后以承包商的身份操作；到了金汝谐时代，他们
终于现身了。
从万历三十三年底开始，朝廷撤销了矿税政策。公公们回了京城。而这些包税人摇身一变
，成了矿主，赚取的利润更多了。有这么大的利益在诱惑，难怪官府竖碑未稳，这些囤户
便卷土重来。
根据洪天的交代，其时势力最大的两个囤户，一个叫俞辛宇，一个叫程济。这两个人心狠
手辣，又聪明绝顶，特别擅长钻官府的漏洞，从中牟利。尤其是程济，他爹是在嘉靖四十
三年率先凿山的两户人家之一，可谓是家学渊源。
金汝谐开始并不相信。在他看来，保龙禁灰的法规设计很完整，哪里来的漏洞可以钻？可
随着深入调查之后，金汝谐不得不承认，自己实在是小看这些“土人”了。
此前谭昌言在设计禁令时，考虑到婺源本地也有石灰需求，便留了一个口，准许居民前往
涌山、石壁、岩前、甲路开采石灰。那里位于船槽岭西南方向，相距数十里，不会惊扰到
龙脉。
不过涌山、甲路一带的岩质特别硬，开矿殊为不易，并不像船槽岭那么好采掘，愿意去的
人少。灰户们会选择在岩石口开挖——此地位于龙脉禁区的西侧边缘，在这里采掘算是擦
边球，在两可之间，官府一般不管。
俞、程两位囤户，盯上的就是这一个小小后门。
他们是这么操作的：首先去婺源县衙门，宣称岩石口的山是俞、程两家先祖的祖坟护山，
请求也划入龙脉禁区范围。衙门一听，这要求很合理，便把禁区边界朝西多扩了一圈，将
岩石口圈进来。
这样一来，再有灰户在岩石口烧灰，便属于非法。
接下来，两人又主动请命，说怕宵小贪图岩石口的便利，愿意自家出钱出人，以护坟的名
义顺便护山。衙门更高兴了，这既宣扬了孝道，又替官府做了监督工作，值得提倡，直接
照准。
这样一来，岩石口遂成了俞、程两家的禁脔之地。他们打着护坟的官方旗号，把不属于两
家的灰户都赶出该区域，然后偷偷把自家灰户放进来。
从此以后，俞、程两家的护卫每日巡山，不许闲杂人等靠近。山里灰窑却是热火朝天，烧
得不亦乐乎。他们的灰户不光在岩石口开凿，还藉着地利之势，摸进相邻的龙脉偷灰。
经过这么一番眼花缭乱的神操作，婺源的龙脉禁令形于虚设，反成了囤户排除竞争对手、
扩大生产的保护伞。金汝谐搞清楚这些门道之后，瞠目惊舌，深深被婺源的民间智慧所震
撼。
马孟复在县丞任上很久，他给了这位新上任的知县一个建议：“俞辛宇素为不法，现在与
程济等在船槽岭县龙上开窑取石，烧灰致富，殊属抗拒。捏坟并据岩口，希图再开船槽，
殊属诡诈。俞辛宇、程济俱当重拟，庶儆将来。”
金汝谐十分赞同他的意见，在批示里：“一以为己之利，一以为己之坟，自为得矣，如通
邑大病何？”——你们为了一己私利，也太不顾全大局了。
婺源县的一、二把手的态度如此明确，按说俞辛宇、程济算是撞到枪口上了吧？
没想到，金知县和马县丞研究了一下，发现这一枪还真是不好开。
俞、程两人的罪行无可争议，不过他们违反的是保龙禁令。该禁令属于地方法规，违法者
的罪名可大可小。从重判一个“煽惑民众”，可至徒刑或流刑，如果想往死了整，弄个绞
刑也不太难；从轻判的话，一个“违禁凿山”，挨上几板子也就完了。
按照婺源县的本意，自然是判得越重越好。可知县的权限，只到笞刑或杖刑，再重一点的
徒、流二刑，就得提交徽州府来判，若是死刑，还得送京里请三法司来定。
从金汝谐的立场来看，他绝不肯把这件案子上交。一交徽州府，上司肯定会想：谭昌言在
位时，保龙令执行得妥妥当当，怎么你一上任便出了这么大篓子？俞程二犯固然可恨，你
的管理能力是不是也得商榷一下？
上任官员干得太好了，搞得现任压力山大。金汝谐希望这事不必闹得太大，县里处理处理
就完了。
以知县的权限，顶格处理，最多判个杖一百。当然，如果这一个判决得到认真执行，俞、
程二人肯定也吃不消。偏偏大明律有规定，犯人有权赎刑，即用缴纳罚款的方式抵扣刑罚
。
赎刑分成两种。一种是“律得收赎”，即法律里有明确规定的赎刑金额，并且不能赎全罪
。比如你判了杖三十、徒两年，你可以交钱把徒刑赎了，但杖刑不能免；还有一种是“例
得纳赎”，可以赎买全罪，一点不用受苦。
毫无疑问，俞、程肯定会采用“例得纳赎”的方式来脱罪。
根据罪犯经济状况，大明例赎分成三种：无力、有力、稍有力。无力者，依律执行；有力
者，输纳米谷来赎刑；稍有力者，可以用劳役折银的方式赎刑。
具体如何折算，如今已不可考。不过在《在京纳赎诸例图》里有这么一个数据：判徒刑三
年的，如选择运送石灰的劳役，工作量要折够三十七两八钱；判杂犯死罪的，运送石灰的
劳役则要折够五十七两六钱。
这还是在京城，地方上的价格会更便宜。徒刑和杂犯死罪，几十两银子就赎完了，杖刑自
然罚得更少。这些银子对穷人家来说，是倾家荡产的数字，可对开灰场的囤户来说，根本
只是毛毛雨。
我们现在大概能明白金汝谐的尴尬了。如果轻判，俞、程二人，得不到真正意义上的惩罚
，禁灰遂成废纸；如果重判，自己的官声怕是要受损。
金汝谐是浙江平湖人，新科进士，刚刚外放到婺源这里做知县。他在朝中有人关照，当知
县只是刷个资历，自然求稳为主。
最后还是积年的县丞马孟复教了他八个字：“上保县脉，下妥私情。”——这八个字，和
谭昌言领悟到的“各宜谅解”一样，道出了知县在地方上的生存平衡法则。
很快判决出来，俞、程二个囤户各判杖刑，准其纳米例赎，板子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反
倒是洪天那个倒霉蛋，官府在他家里搜出几张蛤蟆岭的地契，强制给赎成官地了。
没办法，县里的赎地政策快执行不下去了，需要点数据冲冲业绩。
在阅读保龙故事时，有一点必须要指出：目前保留下来的资料，都是出自官府记录、乡宦
整理，倾向性很明显。俞、程二人究竟是地方恶霸，还是贫苦百姓抱团求活，不得而知。
不过从灰户们此起彼伏、赶之不尽的状况来看，囤户有着雄厚的群众基础，和不得不这样
做的理由，绝非公文上一面之词说的那么奸邪。
判决完成之后，金汝谐张榜全县，再次重申了龙脉对于婺源的重要性，要求各地提高警惕
，防止灰户继续为害。为了表示自己绝不姑息犯罪分子的决心，金汝谐在全县人民的注视
下，宣布了一项重要措施：
他给那块保龙禁碑修了个遮蔽风雨的亭子……
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官府讲空话的调门儿越高，越说明他们不打算干实事。囤户们
欢欣鼓舞，把灰窑挪得更隐蔽一些，免得知县大人看见为难；而山民们看到洪天的遭遇，
自然把手里的地契捏得更紧，依附囤户的态度更积极。
龙脉山中，依旧是一派兴旺景象。
乡宦们看在眼里，恼在心里，可是他们也很尴尬。去催促官府吧？官府的态度比他们还积
极，一会儿修个亭子，一会儿贴张告示，就是不解决实际问题；自己去抓那些囤户吧？龙
脉广阔，人家往山里一钻，根本抓不过来。再说千钧之弩，不为蹊鼠而发机，一干见证过
朝堂风云的致仕大佬，三番五次为小小的灰户抗议，也太没面子了。
一来二去，局面便这么僵下去了。
顺便说一句。万历三十四年又逢大比，这一次婺源县在应天乡试中，有两人过关。一个叫
俞育，婺源汪口人；一个叫汪之达，本籍怀宁。也就是说，婺源士子只有一人中举，比上
一届还惨。
不知这事，跟婺源龙脉迟迟不得解决的状况，到底有没有关系。
光阴荏苒，白驹过隙，一转眼又是四年过去，已是万历三十八年。
明哲保身的知县金汝谐终于离任，此后他接下来的仕途还算顺畅，短短一年，先是入觐留
部，然后考选南广东道监察御史，前景颇好。婺源的小小纷争，对他来说已是过去式。
接替金汝谐担任婺源知县的，是一个年轻得不像话的官员，叫赵昌期，籍贯慈溪。那一年
，他才十八岁。
婺源人很震惊，朝廷怎么派了个半大毛小子来？再一打听，更震惊了。原来这个赵昌期是
个超级学霸，他在万历三十年中举，那会儿才十岁。主考官见他太年轻了，怕有仲永之伤
，劝他晚几届再继续考。于是赵昌期等到万历三十八年，才上京参加会试，并一举夺得三
甲第二十八名，成为大明最年轻的进士之一。
（徐阶二十岁中，杨廷和十九岁中，成化年还有一位叫王臣的进士，年十六岁。明末还有
一位乔庭桂，中进士仅十五岁，待考。）
顺带一提，赵昌期这一届的探花，叫钱谦益。
史书对赵昌期的评价是：“慈祥可观，尤加意学校”，可见这个年轻人行事老成，对于文
教最为关心。赵知县到任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县学建起一座尊经阁，然后大办文会，会同
各乡名士来修撰地方志，在婺源很快赢得交口称赞。
这么一个富有理想主义的年轻知县，对于龙脉之事一定比前任上心。对烧灰不满的当地乡
宦找准机会，在万历三十八年十二月二十日又一次联名上书，要求加强保龙措施。
不保龙，是真不行了。因为在前一年——万历三十七年——的应天乡试中，婺源籍只得两
人中举。而且这两个人的身份都颇尴尬，一个叫李鏊元，是从徽州郡庠选贡入南京国子监
的；另外一个叫汪秉元，长居京城，参加的是北直隶顺天府乡试。
也就是说，真正从婺源县学出去赴考的，可以说是颗粒无收。这自然是龙脉烧灰的锅。
士绅们的这一份陈情，透露出目前婺源烧灰的新趋势：“驾言余山无害，实关正脉爪牙。
断一指而一身为之痛伤，一节而大势为之疲。” 可见这四年以来，灰户们对于龙脉还稍
有收敛，但对附近支脉却一点不客气，大肆开采。在风水理论里，这种举动同样会惊扰龙
脉。
婺源乡宦们在这一份陈情里，反复引用谭昌言、梁应泽等官员的批示，希望赵知县能萧规
曹随，继续厉行禁止。有意思的是，他们对于金汝谐却只字未提。这也是一种态度，可见
地方上对金的姑息态度早有不满。
在文章结尾，乡宦们告诫赵知县：“顽民习玩，非严禁无由摄奸。虽德盛化神，必痛惩始
能畏志”。显然希望他能一改前政，拿出雷霆手段。
赵昌期和前面两任知县的风格都不同，他朝气蓬勃，锐气十足，而且对儒学文教的重视胜
过其他一切。他接到陈情表以后，二话不说，叫上县学教谕，两个人亲自去船槽岭勘察。
赵昌期走访了许多当地居民，调研很深入，发现烧灰凿山的情形确实触目惊心，比立保龙
禁碑之前还严重。回到县里之后，赵昌期焚膏继晷，连夜撰文，拿出一份前所未有的严厉
保龙方案：
第一，旧立灰窑，要全数登记在册，然后在官府的监督下一一推土填埋。
第二，十七、十八、二十三、四十三都的当地居民，要互相监督举报。
第三，一旦发现有人烧灰，除判刑之外，还要加罚一笔“追偿龙脉银”。这笔银子一半用
来奖赏举报人，一半用来给县学买田收租，租金用来支付官府专项巡查的费用。
第四，各都里约、保甲实行连坐，每个月都得提交一份本地无伐石烧灰的甘结——甘结即
保证书——官府要仔细查考。谁敢不交，视同烧灰，重打三十大板，枷号一个月示众。
第五，县衙不时走访，如有一窑未拆，本犯及本都里约、保甲重究。
赵知县的这份方案，绝对是动了真格，比谭昌言的态度更加强硬，比金汝谐设计的监督、
奖惩条款更细致。而且这个年轻人在策略上，也非前几任因循守旧的知县可比。
比如说，赵的方案有一条，是鼓动民间互相监视。
民间互相监视这事，不算出奇，谭昌言也试图干过，不过效用不彰。当地人都是抱成一团
，指望他们举报自家乡亲，怎么可能？
可赵昌期这次出手，却是大大不同。
关键就在于这个方案的第二条：十七、十八、二十三、四十三都的当地居民，要互相监督
举报。
它看似平淡无奇，实则暗藏精妙。
赵昌期亲自踏勘之时，碰到过一件事。他到了十七都那里去走访居民，居民们都说损毁最
严重的是狮山、象山，都在十八都的地界；他又去了十八都，当地居民表示我们这里确实
山体损毁厉害，不过损毁最严重的痛元洞、水岩山，都在和十七都交界的地方，是他们越
界干的。
赵昌期亲很好奇，进一步调查后发现。原来自从有了烧灰业之后，十七都和十八都、二十
三都、四十三的当地居民经常越界，去别人山里凿岩，运回自家灰窑里烧。四都之间，没
少因为这种纠纷发生争斗，几十年下来，几乎成了仇人。
这对官府来说，是一件好事。赵昌期在第二条里特别规定：“如十七都有犯，许十八等都
之人；若十八、二十三、四十三各都有犯，许十七都之人彼此指名首县。” ——你们不
是看对方不顺眼吗？给你个机会去逮他们的错，摆明了要挑动群众斗群众。
在“里”这一级，群众们会互相包庇；在“都”这一级，地域歧视大过天。
为了鼓励四都内斗，赵昌期加了一个补充条款：举报成功者，罚金分一半走。
新钱旧恨，足已驱动人心。
这个方案，于万历三十九年二月初十公布，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次官府要动真格的了。
士绅们一片欢腾，齐声颂扬赵的政策好。
而囤户、灰户们在渡过最初的试探期后，纷纷偃旗息鼓，不愿与之正面对抗。
没办法，这个小赵知县太狠了。官差清山，跟篦子扫过似的，一个窑口不留。侥幸有那么
几个幸存下来的，很快都被同乡给举报了。任何一都，谁敢进山凿岩，另外三会立刻扑上
来咬一口。要知道，官府或许不清楚当地情况，易受蒙骗。本地人可最清楚那些山中猫腻
了，一抓一个准。
上有知县督战，下有民众自察，灰户们兵败如山倒，一个灰窑接一个灰窑被堵封，一个囤
户接一个囤户被拿下。整顿行动如犁庭扫闾，很快肃清了大大小小的石灰矿窑，只有保龙
禁碑屹立依旧。
整条龙脉终于平静下来，恢复了往日的安详。
这次针对船槽岭灰户的胜利，毫无疑问该归功于赵昌期。
比起谭昌言的委屈求全、金汝谐的明哲保身，赵昌期可以说是一个雷厉风行的实干家。如
果他没有亲自去船槽现场查勘，没有仔细走访四都民风，断然拿不出如此实用巧妙的方案
；而如果他没有年轻人的锐气，也不会有胆略坚定不移地把政策执行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