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述《qppq (爽到睡不着)》之铭言：
: 中国普遍有南船北马的现象
: 南方人操舟有莫大优势
: 南宋为何不以己之长击彼之短
: 从海上对金国发动攻势?
: 如果不行 也可以牵制一部分金国兵力
: 历史上有纪录南宋方主动由海上发动攻击金国吗?
南宋 世界第一个海运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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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一号”惊世出水，掀开了海底沉船的神秘面纱，亦是显露中国古代曾为海运强国
的一角冰山。自有文字记载以来，从春秋战国到明代，中国人的航海水平都位居世界前
列。专家预测，仅中国沿海沉没的古船就有10万艘之多。“一船十墓”，随着中国打捞
古沉船的增多，曾被湮灭在历史深层的秘密将陆续浮出水面。然而仅目前掌握的历史依
据而言，南宋——这个通常被认为是“颓废积弱”的王朝，实为世界上第一个海运强国
。
法国著名汉学家谢和耐（Jacques Gernet）在《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一书中
由衷感慨：“南宋是当时全世界最富有和最先进的国家。”
著述等身的谢和耐教授并非言而无据，因为南宋创造了单年超过1亿两白银的财政收入，
这个数字是当时世界经济总量的75%。明朝在鼎盛时期年财政收入也不过1500万两，清咸
丰年间人口达到南宋人口5倍时年财政收入也只有3000多万两。
南宋的经济奇迹，很大程度上是依赖海运和贸易。她为后世提供了一个经略海洋的范本
。
“东方海上马车夫”奋然崛起
在南宋成为经济大国、海运强国的时代，美洲仍在半原始状态中酣睡，欧洲则笼罩在中
世纪的黑暗里。避居杭州的南宋王朝，在北方游牧民族的血腥压制中失去了中原及北方
，只能将目光投向水网纵横的南国半壁和烟波浩淼的无垠海洋。
也许，正是在这种“逼迫”下，南宋王朝才不得不重视海洋，走出一条不同于传统农耕
文明的海上之路以图自强。宋朝自开国伊始，就试图从前朝的“重陆轻海”的桎梏中剥
离出来，尝试走“海陆并重”之路。宋太宗大胆开创了史上最早的“招商引资”模型，
宋神宗也指出“东南得国之大，舶商亦居其一焉”。北宋经历数代，造船、航运和商贸
已大有起色，为南宋大兴海贸奠定了基础。
宋高宗深刻认识到，在国土面积缩小但军需官用有增无减的情况下，必须发展海商，因
而明确晓谕臣下：“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
朕所以留意于此，庶几可以少宽民力尔……市舶之利颇助国用，宜循旧法，以招徕远人
，阜通货贿。”(见《宋会要辑稿》)于是，“国家置市舶司于泉（州）、广（州），招
徕岛夷，阜通货贿……”至此，官方的市舶司（海关）走向极盛时期，主掌进出船舶蕃
货、征榷（货物征税与专卖）、抽解（关税）、贸易诸事。
南宋为大兴海运，除了中央政府有明确的政策，还有各项保障措施。在法纪上，出台了
严厉的惩治措施杜绝腐败，允许蕃商越级控诉。在招商上，朝廷拨给市舶司经费，让外
国商人享受优厚的旅居待遇，每年十月份在泉州、广州等通商口岸举行盛大的招待宴会
，以酬谢外国商旅。同时，革新船舶技术，坚决清剿海盗，改善港口基础设施，在海岸
线上每隔30里修建灯塔导航系统，形成了万里海岸全面开放的崭新格局。
南宋的商船主要以西、北航线为主。西行航线母港主要是泉州、广州（因泉州比广州更
靠近都城杭州，逐渐取代了前朝广州港的龙头地位，逐步跃升为“东方第一大港”），
至中南半岛的交趾、占城、真腊，再到南洋群岛的麻逸、三屿、渤泥、婆诸、三佛齐，
再往西南的马来半岛凌牙斯加，穿越马六甲海峡，进入孟加拉湾，入印度洋到印度半岛
的南毗、故临、细兰，然后入阿拉伯海，进波斯湾 ，至大食、白达，再沿阿拉伯半岛海
岸西入红海，或到达非洲东海岸的层拔、粥琶罗等地，或越过苏伊士地峡入地中海，抵
达欧洲南部和非洲北部。这条跨洋越洲、连接东西方的海上航线，即是现今统称为“海
上丝绸之路”的路线。北行航线相对较短，主要是航行至朝鲜、日本，母港为明州（宁
波）。
南宋以前，与中国通商的国家约为20个；南宋大开商贸之后，激增至77个（见《诸蕃志
》）。输入中国的货物超过400种，是北宋时的9倍。随着贸易量的增加，外国人长居中
国者甚众（泉州就有“蕃人巷”），亦有大批中国人随船漂洋过海，成了侨民。无数艘
大船上装备着当时世界上最精密的仪器，在绵长的海路上往返穿梭，给东西方带来了财
富和文明，不仅创造了一个王朝的经济、文化奇迹，还造就了“市列珠玑，户盈罗绮”
、“夜市未央，早市已荣”的民间繁荣。
“苍官影里三洲路，涨海声中万国商”。这是其时生活在泉州的南宋大臣李邴的一句诗
，大概就是对当年海运贸易生动的写照，亦是“东方海上马车夫”的最佳剪影。
唯一鼓励民间航贸的王朝
由于历史原因，现今一提到中国航海壮举，好像只有郑和。
郑和七下西洋确为世界航海史之绝唱，但用郑和支撑中国数千年的航海史，抹杀华夏子
孙的海上探索功绩，有失偏颇。
中国古代航海事业，至少有三大主力：官方使节、民间商贸和海盗。中国海盗因其有深
刻的负面历史烙印，暂且搁置，但民间商贸才是宋元“大航海时代”的原动力和支柱。
因为，民间商贸赚钱，官方航海赔钱。郑和去世后，统治者连他的航海资料都要付之一
炬，造成中国船舶科技和航海技术的断代，正是因为“赔本赚吆喝”——“三保（郑和
）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宝而回，于国家何益……”（见《殊域
周咨录》）。此语出自明宪宗年间兵部侍?刘大夏之口，据传是刘大夏因愤恨而毁灭了官
档中的郑和航海资料，亦有专家猜测是清代在编修《明史》时将资料毁去。但无论如何
，郑和下西洋是赔钱的。
史上官方使节出航，主要是宣扬国威、传播文明，并不以赢利为目的，其历史功绩亦无
法抹杀。然而，从世界海洋发展史来看，只有民间商贸才能持续促进海运业的发展，才
更符合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
纵观中国五千年航海史，真正大力促进民间海运贸易的王朝，只有南宋。
南宋政府为了迅速积累中央财政以对抗强大的北方游牧民族，推行了讲求实效的经济政
策，对民间航运贸易活动持鼓励态度，通过市舶司向私商征税，而私商也愿意在政府的
保护下经商致富——实际上，这是我国最早的“改革开放”雏形，使当时的民间海商成
为国际贸易的主流。
美国学者费正清和赖肖尔在合著的《中国：传统与变革》一书中指出：“宋朝经济的大
发展，特别是商业方面的发展，或许可以恰当地称之为中国的‘商业革命’。这一迅速
发展使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显然高于以前，并产生出直至19世纪在许多方面保持不变的经
济和社会模式。”这里所说的“商业革命”，起于北宋，盛于南宋，特别是在海外贸易
中得到了集中体现，它使中国从根深蒂固的农业社会成功向商业社会成功过渡，大量的
民间劳动力流向造船、航海、贸易领域，手工业也随之兴起，解放了生产力。由于金银
在国际贸易中不便使用，“金融革命”亦风起云涌，铸币量激增（“南海一号”中已发
现铜钱万枚，证明南宋时的“中国货币”已是“海上丝路”的硬通货）。同时，朝廷批
准一系列优惠国际贸易的政策，采取有力的保障措施，激活了国内外民间海商的积极性
和创造力。
南宋的开放政策到底造就了多少巨富？因当时没有《福布斯》这样的财富排名，不得而
知。但从一些地方史料记载中，或可窥得一斑：
据晋江《青阳王氏族谱》记载，南宋时有一个叫王元的商海，“尝航海之五洋”，仅捐
出用于修建祠堂的田产就达四百六十亩，还出资修建佛殿、桥梁、亭榭等，可见其富有
。晋江安海《嘉坡店古今》记载，有一个叫苏光国的人，无意科场，专心从事远洋航务
，输出陶瓷、丝绸、漆器、茶叶、荔枝及各种药材，与诸番贸易珠贝、玳瑁、犀角、玛
瑙、乳香、檀香、苏木、胡椒、吉贝等数十种，“每岁放舶三次，可货利千缗（一缗即
一千钱），人慕不及也”。苏光国尝到甜头后，“率弟光闽、光泉偕乡友苏祥发、苏祥
凌、陈金纪、许晓枫、朱成嘉等人，司其厥事”，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一人从商，亲友
沾光”的社会风潮。
不仅是中国人因海贸致富，外国人也因此大发其财。南宋时期，长期居留在泉州的外国
人很多，有的家财富甲万户。“泉南有巨贾蕃商佛莲，其家甚富，凡发海舶八十艘”，
佛莲死后，留下珍珠一百三十石（《癸辛杂识》）。按南宋的规定，海商死后财产可由
子孙继承五世，如无孙，遗产才由市舶司管理，可见当时保护民间商业的法制已相当健
全。在南宋境内，外国商人可设铺营业，亦可与中国人合伙组建远洋船队。不仅如此，
南宋为平衡中外海商，擢拔阿拉伯人蒲寿庚任“泉州提举市舶使”（市舶司主官），开
一代风气之先。
此外，外国民间商贸者也热心在中国修城、筑路和其他公益事业。南宋开放的海贸政策
不仅有力地促进了民间商业和航海科技的发展，也为中外民间友好和促进中西文明的大
交融搭建了平台。当然，鼓励民间海商的政策亦为南宋王朝带来了实惠，使南宋有财力
、国力与横扫欧亚大陆的蒙古大军对抗了45年。
可叹的是，南宋灭亡后，这种鼓励民间海贸的盛况一去不返。特别是明清两代厉行海禁
后，我国东南沿海的海商们集体“转业”，沦为海盗——直到1978年，国门轰然洞开，
民间海贸的枷锁终于解除，中国海运业又迎来了历史的春天。
古代水运科技的黄金时期
随着中国打捞技术的精进，沉睡800年的“南海一号”完好出水。这艘长30.4 米、宽9.
8米、深4米、排水量600吨、载重近800吨的南宋商船，还很难讲就是当时的代表船型。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南宋为发展海洋贸易，其造船和航海技术取得了空前发展。英国著
名学者李约瑟所说：“每当人们在中国的文献中查找一种具体的科技史料时，往往会发
现它的焦点在宋代，不管在应用科学方面或纯粹科学方面都是如此。”
宋朝的造船中心分布在闽、浙、粤沿海地区。南宋迁都杭州后，这一地带的造船更为迅
猛，在继承北宋造船、航海技术的基础上，又迈进了一大步。特别是民船场所占据的比
重增大，支撑起这个全球首屈一指的海运强国。
南宋时期，古代造船技术的三大发明——船尾舵、水密舱、尖底造型及龙骨结构，虽在
北宋之前就已出现，但直到南宋时才大量运用到远洋船舶中。载重数万斛的特大海船，
只有广西钦州地区的紫荆木、乌婪木最为适合，因为木材长数丈、缜理坚密，就算遇到
恶风怒涛也不会损坏。为防止船舶破损倾覆，凡是大船，无论内河船还是海船，南宋时
期都采用了水密舱结构。对于尖底龙骨结构，虽然在唐代泉州所造海船中已有应用，以
便“破浪而行”，但因吃水深不利浅水航行，南宋高宗绍兴二十八年，在明州造平底?鱼
船，在泉州、广南造二千料尖底海船，针对战船、海船和不同航区作了技术上的调整。
宁波出土的南宋海船左右舷第七和第八板的结合处，各有一根断面为半圆的长木，纵向
安装在舷外，其作用是增强船舶隐性，称为防摇龙骨。西方木船也有这样的结构，却比
中国晚了数百年。
南宋时期，一艘大海船可载千人，最多有12帆，载货数百吨，比北宋的船要大好几倍。
《岭外代答》记载，南海航行的海船，舵长数丈，一船载几百人，积一年粮食，还能在
船上养猪酿酒。这种巨型海船在当时的世界上遥遥领先，后世的“郑和宝船”亦是继承
和发扬了南宋造船的优点。在航海技术方面，南宋也有很大的进步。沈括发现地磁偏角
后，水浮磁针得以应用到船舶导航中。进入南宋以后，船工们将水浮磁针与带有方位标
志的部件组合成一件完整的仪器，即后来所称的“罗盘”，开创了世界航海技术的新纪
元。此后，罗盘随着商船队传入阿拉伯地区及欧洲国家，有力的推动了西方航海。所以
马克思曾说：“指南针是资产阶级发展的必要前提。”
此外，南宋人还熟练地掌握了海洋季风的规律，充分利用它来保障航行。冬季，西北季
风强盛，海船便可沿“丝路”南下；夏天，东南季风强盛，则由南洋归来。南宋的航海
者总结了大量预测天气的经验，并在此基础上设计出了能够根据风向和风力大小进行升
降旋转调节的平式梯形斜帆和“之”字形的调帆方法，保证海船在各种风向下都能顺利
前进。南宋深水测量技术也相当成熟，可以用“下钩测深”、“以绳结铁”等法，测量
水深七十丈以上，以确定船舶所在水域能否下锚停泊。
没有水运科技的推动，“东方海上马车夫”的壮丽奇观只能存在于想象之中。划时代的
水运科技使南宋商船成为那个时代的海上奇迹，不论哪国商人都以乘坐“中国大舶”为
最佳选择，中国船以其美丽与磅?征服了世界。凭借着举世无双的船队，南宋迎来了大航
海的黄金时代，环中国海、西太平洋与印度洋满是中国船队如云的帆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