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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8日下午，我与其他婚姻平权团体以及同志家庭会面台湾总统蔡英文，进行一场谈话
。稍早之前的上午，蔡总统已会面过反同婚团体的领导阶层，接着轮到我们，为了说服总
统加快通过婚姻平权法案的进度，该是我们诉说自己生命故事的时候了。我们一群大约20
人，有牧师、同志伴侣、爷爷奶奶、同志孩子的家长，当然也有同志的小孩。
一年过去了，曾在总统大选期间公开支持婚姻平权的蔡英文，她的态度是否在经历过去五
个月针对同婚的激烈抗议、公听会、恶意污名毁谤之后，能如以往坚定？现在该是我们检
验的时候了。
我们各自花了两个小时以上向总统说说我们的人生故事、分享我们的见解看法。轮到我的
时候，我向她分享了目前美国约有300万位同志家长，养育了600万个小孩，其中，12万5
千个家庭的小孩年龄在18岁以下。对比台湾，根据台湾同志家庭权益促进会登记数据，被
同志养育的小孩约是200个。美国的人口数量是台湾的19倍之多，但是同志家庭养育的小
孩却差1250倍。台湾与美国如此悬殊的家庭结构与人口分布，是合理可信的吗？还是潜藏
的文化上、法律上、社会上的僵化正在阻挡着部分的公民组成自己的家庭？
台湾婴儿出生率在世界上是数一数二的低，但讽刺的是试管受精技术却加速发展。目前粗
估有30万的人民饱受不孕之苦。有些人可以透过生殖技术的帮助，像是子宫人工授精或者
试管受精来克服这个障碍。
如果你像我一样，曾造访试管受精诊所，你会看到许许多多的异性恋伴侣，试图寻找方法
受孕的殷切期盼。但是对有些女性来说这是一辈子都不可能的，因为有些女性天生没有子
宫，又或者因为罹病、受伤而导致永久不孕。台湾知名女星小娴就是先天缺少子宫的女性
之一，她与丈夫在上个月前来分享他们多年来不幸的遭遇，花了数年的时间与努力以及庞
大的金钱前往美国透过代理孕母生子，但却徒劳无功。
然而有幸的，我成功透过代理孕母诞下孩子，但是过程中我也感受到跨国寻找代理孕母的
艰辛。平均每两三天，我就会收到来自周遭朋友，甚至是陌生人的询问，无论是同性恋、
异性恋、单身或已婚、台湾或外籍人士。他们都极度渴望拥有小孩，而且他们最后的手段
只剩下代理孕母。我可以轻易地感觉到他们的迫切与绝望，我也尽我所能的帮忙，因为这
真的得来不易。
但是，为什么寻找代理孕母非得这么困难？为什么台湾政府在人民有必要需求的时候禁止
代理孕母？是因为代理孕母不符自然而且变相剥夺女性？也许普罗大众对代理孕母的想像
是一只被监禁在笼子的熊，胆汁不断被导管压榨出来。
我可爱的代理孕母与她的妻子，艾蜜莉（Emily）与瓦乐丽（Valerie），意识到自己能够
给予他人带来一个无法估计、意义重大、充满喜悦与幸福的礼物。在经过一连串的生理与
心理评估、和我无数次的Skype通话与亲自会面之后，她们与我决定一起开始这趟旅程。
在生下两个美丽的男孩后，艾蜜莉与瓦乐丽的家人，以及她们的八岁女儿都前来纪念这团
结、充满亲情与生命意义的一刻。
这个画面，难道是不自然又剥削女性吗？所有人在婴孩诞生于世的那一刻，感受的情绪都
是相同的。既然我在美国的旅程不是单一个案，那为什么当需求迫切、人们愿意担任代理
孕母的时候，代理孕母在台湾无法合法化？我们必须制定严谨的程序条例，也必须审查讨
论代理孕母在医学、经济、社会、政策、以及最后，法律上等各种层面的问题。
过去20年来，台湾政府历经多次政权交替，代理孕母的草案曾经试图送交立法机构，但是
到现在却音讯全无。与此同时，人们的绝望越来越深。
几个月前，我帮忙一对同志伴侣将他们在柬埔寨的新生儿从越南接回来，过程经历无数繁
琐的程序与障碍，我为这些孩子感到痛心。
数天前的晚上，我透过视讯电话和一对在高雄的异性恋伴侣通话，他们亟欲渴望小孩的模
样让我回想起了自己当初的旅程。在和他们通话的同时，另一个房间内，一个准备当爸爸
的比利时裔台湾人正在和我的小孩们玩，等著询问我问题，让自己在成为父亲的旅程上能
够多点信心。
我将我的故事分享给蔡总统，以及小娴寻求代理孕母却失败的消息，并要求总统能仔细够
想想台湾与美国同志家庭差异极大的小孩人数。我看见蔡总统点头、副总统点头、法务部
长点头、总统府发言人点头。
我希望他们点头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理解同志伴侣结婚成家的迫切渴望和异性恋伴侣一样如
出一彻。唯一不同的是法律限制了某些人的爱与家庭，所以让我们好好谈谈吧！蔡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