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柏翰／玫瑰少年的启示：法律的能与不能
法律白话文 PLM 27 Oct, 2016
来源 鸣人堂 https://goo.gl/HQO32V
即将到来的台湾同志游行，今年希望重启法律与社会之间的对话，以打破“假友善”为主题，看似激进地划破岁月静好的表面，却非常写实，也呼应了上周四反性霸凌、性羞辱“精神日”（Spirit Day）的宗旨。“精神日”是2010年由加拿大的Brittany McMillan所发起的运动，邀请人们在每年十月第三周的星期四穿上紫色衣服，为因不同性倾向或性别认同而曾被霸凌的朋友发声，犹如彩虹旗里的“紫”是精神／灵魂的象征。重新唤起关于性／别自主的社会意识与公共讨论。
与性、性别有关的歧视、暴力事件总能引爆国内外社会的焦点，这个问题历久不衰，更显其棘手，好像不论法律如何良善，对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偏见与刻板印象始终处理不好。从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Donald Trump）的屡屡失言，就可见性别平等教育从小做起的重要性。
从印度最近传出的“贱民”同学在学校里遭到霸凌恐吓的新闻，可见校园暴力不仅只于低落的性／别意识，更涵盖了广泛的权力落差与不平等的人际关系，因此阶级、种族，甚至成绩、排名等，都是教育现场随处可见的“伤害来源”。但人性本不恶，恶的是铺天盖地、耳濡目染、深入骨髓的各种阶级意识。
虽然台湾的“全国反霸凌日”是2月16日，但在“精神日”针对性／别霸凌的特殊意义及宗旨下，本文希望从十六年前的叶永鋕事件谈起，简单介绍已经施行十余载的《性别平等教育法》 。
玫瑰少年事件簿
2000年4月某个早晨，正在上音乐课的叶永鋕突然举手说要上厕所，但他就再也没回来过了。据叶妈妈的描述，这名“玫瑰少年”从小就比较“像女生”，常遭同学“验明正身”。在学校不介入的情况下，他不敢在下课时间单独去上厕所。
经过六年多的诉讼，法官最后认定死因是由于地板湿滑造成重心不稳，头部撞击地面，因此判决相关人员有罪。但，真相只是因为厕所不够安全吗？若非出于害怕被欺负而不敢上厕所，他会需要急忙在下课前冲去尿尿吗？
这起事件后，教育部将“两性平等教育委员会”更名为“性别平等教育委员会”，以尊重不同的性别差异。在玫瑰少年案终审结果出炉前，立法院在2004年通过了《性别平等教育法》，希望“以教育方式……消除性别歧视”，并要求中央主管机关（教育部）、县市政府、各级学校都设置“性别平等教育委员会”（第4-11条），借此推广相关教育课程并对抗校园中与性、性别有关之歧视或暴力事件。
经过一连串的社会运动，法律制度虽更加完备了（如通报系统），也提供个案救济，但也每每让当事人心力交瘁。没想到2011年10月某个傍晚，一名就读鹭江国中的杨同学“因为娘娘腔被同学排挤”而选择以跳楼自杀的方式结束生命，震惊全台。
即使消失会让大家伤心，却是短暂的，一定很快就被遗忘，因为这是人性。
——鹭江国中杨同学遗言
过了十一年，法律搭出的防护网竟漏接了，众人不禁追问：会不会有更多隐匿角落的个案？这个社会到底有没有更友善？现行的制度不够怎么办？只靠立法能改变社会吗？法律带来了具有“强制性”的约束，或能解决部分问题，但从来都不会因为订完法律就没事了，因为法始终有其“侷限性”，因此《性别平等教育法》的重点其实还是在“教育”。
2000年的玫瑰少年到2011一名就读鹭江国中的杨同学因性气质遭同学排挤而跳楼，11年过去，法律搭出的防护网竟漏接了，众人不禁追问：会不会有更多隐匿角落的个案？ 图／联合报系资料照片
性别＋平等＋教育＋法
《性别平等教育法》规范了最严重到最轻微的状况，包括性侵害、性骚扰、性霸凌，而这里的“性”包含一个人的性别特征、性别特质、性倾向或性别认同。这项法规历经了几次修法，其中较重要的是第2011年6月7日那次的修法，包括将原本第14条第3项的规定，独立列为新法的第14-1条，要求：
学校应积极维护怀孕学生之受教权，并提供必要之协助。
教育部也于2015年8月5日相应修正《学生怀孕事件辅导与处理要点》，更名为《学生怀孕受教权维护及辅导协助要点》，要求学校不可以明示或暗示“要求学生休学、转学、退学或请长假”，且应“采取弹性措施，协助怀孕或育有子女学生完成学业”，并提供“友善安全之学习环境”（《协助要点》第5、6、8条），以确保学生的受教权不受影响。
同年修正《性别平等教育法》第13条规定的修正理由中，也清楚表示：
相较于事件发生后的处理与辅导，制度上建立一个安全健康的学习环境，保障学生受教权与资源不因多元性别差异而有不同待遇，才是正本清源之道。
《性别平等教育法》第17条第2项提到的“性别平等教育相关课程”，依《性别平等教育法施行细则》第13条之规定，“应涵盖情感教育、性教育、同志教育等课程”，而且教材内容“应破除性别偏见及尊卑观念”（《施行细则》第14条）。
此外，同年也将第24条中关于“告知权益及各种救济途径”规定中的“被害人”改为“当事人”，以确保行为人和被害人双方都能清楚了解自己在法律上的权利，亦增加了保护检举人、引进专业人士协助等内容，至于更细致的规定，可参见《校园性侵害性骚扰或性霸凌防治准则》。
虽然不否认行为人该有的权益亦应受到保障，但第30条仍要求，委员会在调查处理校园性侵害、性骚扰或性霸凌事件时，应衡量斟酌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权力差距”。这里的权力差距，依《施行细则》第16条，指的是：
当事人双方之间存在的权力关系不对等，包括“地位、知识、年龄、体力、身分、族群或资源”的落差。
理想与现实的落差
事实上，自2011年修法时，《性别平等教育法》就逐渐偏重心理辅导与教育功能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也就是“宜教不宜罚”原则。即便如此，这部法律还是随着社会变迁、观念改变、实务需求等因素，不断在演进（或倒退噜）。
近几年在实务操作上，倾向处罚的氛围似乎越来越重，一来可能因为儿少保护的大旗下，没有人戴得起“怠忽职守”的帽子，反而让教育现场的弹性空间相对紧缩。二来，还是回到师资与教材本身，在一切以升学考试为主的校园中，缺乏民主的教育体制似乎无法配合法律规范中的许多善意。
因此，《性别平等教育法》始终有落实困难的情况，加上保守势力反扑的趋势，恐怕“性平教育沦黑箱，友善多元剩口号”会持续下去，直到下一场悲剧再发生。只希望，有一天众人能领略防患于未然的价值，以实现当年制定该法的目的：
促进性别地位之实质平等，消除性别歧视，维护人格尊严，厚植并建立性别平等之教育资源与环境，是众人仍须努力的目标。 图／美联社
台湾性别平等教育协会／永志不忘˙永鋕：反性别暴力教育／行动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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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柏翰，毕业于东吴法研所国际法组，正在英国University of Sussex从事博士研究，主要关注弱势群体健康的社会因素及相关国际人权法之议题。目前也是法律白话文的编辑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