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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英国石油执行长的出柜告白：
你不该牺牲自己的幸福快乐，只为了讨好那些观念陈旧的人
文：约翰．布朗（John Browne），前英国石油（BP）执行长，他曾经隐瞒自己的同志身分，直到他的前伴侣将一切真相高价卖给英国小报。2007年他正式出柜，并选择离开自己一手建立的英国石油。
“回顾我担任英国石油执行长的期间，我但愿当时自己有足够的勇气早点出柜。我的后悔至今仍难以平息。我希望能带给一些男女同志勇气：你不该牺牲自己的幸福快乐，只为了讨好那些观念陈旧的人。”—约翰．布朗
躲藏的代价
员工们都心知肚明， 选择活在柜里并不是一个平衡中立的决定。活在柜里，意味着脚跨两个世界。当你从一个世界切换到另一个世界，就算你再怎么熟悉此道，你的心灵能量还是会一点一点地被抽干。这份能量大可用于在职场上解决问题，或在个人生活中与伴侣建立稳定关系等等更有建设性的地方。
性倾向不是一个人的全部，但无可置疑地，它确实是身分认同的重要一部分。如果你否认某一部分的自己， 会让你无法接受全部的自己， 对自信心与自尊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如我的经验所见， 你可能自己都无法察觉这份代价。
纽约心理分析师杰克．德瑞斯确医师（Jack Drescher）说，有时候，活在柜里的人无法接纳自己在个人与专业方面的成就。“他们感觉自己是虚假的，不知道自己是谁，因此他们无法全然接纳自己真实的成就，”他说。“这是衣柜里的心理状态。当你抛出烟幕，让别人无法看见你，同时你也无法看见自己身边发生的事情。你无法看见自己。”
我在英国石油晋升的过程中， 时时刻刻在盘算思考， 该做出哪些不得不的权衡取舍。没错，我登上了顶峰，然而当我登顶的同时，我感觉自己被囚困、被孤立了。
我的双重生活在1969年的阿拉斯加安克拉治市就开始了。我刚到安克拉治的几个星期，住在一家廉价旅馆。旅馆的墙壁非常薄，薄到你会自然而然认识其他住客。不久前才发生了一场地震，毁掉大部分的闹区，当时这座城市正逐渐从灾难中复苏。你还可以见到沉陷地表的一大部分市中心。有一条酒吧街，那里常有斗殴事件，偶而听到枪击。即便如此，居民还是每晚光顾喝酒。一家人常去的酒吧地上铺着满满的花生壳，每走一步就会发出脆裂声。顾客会在钢琴上跳舞。
在这片混乱中，我开始了第一份工作，我在钻探井帮忙做流速检验。和我共事的男人们一个个高大结实，来自德州和奥克拉荷马州。他们的长相要说是逃犯也不会有人怀疑。
我们在天寒地冻的北方度过漫长的时光，每天等著下一件大事发生，我开始发明一种隐藏自己个性的方法。关键在行为举止完全正常，不要打草惊蛇。
我谦恭有礼、乐于助人。我那时21岁，但看起来像17岁。我不仅是全团队最年轻的一员，也是个外国人，所以人们往往想帮我一把。只要有人问我有没有女朋友，我会说“有”，就这样。人们在职场经常语带保留，因此创造了一道可供我躲藏的屏障。
1960年代后期到1970年代初期，企业运作的标准比今天低得多。让新进人员感觉被包容、成为团队一分子的标准，同样也低得多。
当我们到洛杉矶与旧金山出差，我们整天都在工作。晚上，整个团队都到脱衣酒吧喝威士忌或琴酒，大家轮流抽菸。几个女人在闪烁昏暗的灯光下舞动。这是个令人惊骇的经验，我很不喜欢，但我从未拒绝。我得学着融入。
1971年，在冻原上工作两年后，英国石油终于让我调回美国。我在第四十八街和第二大道的交叉口找到一间相对便宜的住宿，这个地方现在称为哈马舍尔德饭店（Dag Hammarskjold Plaza）。我住的是单卧房公寓，里面有个小厨房，毫无吸引人之处。
我不知道在这样一个巨大又忙乱的城市应该如何自处。但它给我的匿名性，让我有勇气第一次到同志酒吧探险。保镳把我拦在门口。“这是同志酒吧。”他说，好像要把我吓跑。“你知道这是间同志酒吧，对吧？”我感到很难为情，迅速地逃走了。也许我的穿着不合时宜。我原本穿着西装。所以我几个小时后回来，穿着牛仔裤和毛衣。
最后我好不容易进入酒吧， 感觉犹疑不定。我期待会见到一些刺激的、出乎寻常的事情。然而，映入眼帘的平凡场景让我大吃一惊：不过就是一大群人喝酒跳舞，有些人还穿着西装。
那时我口袋里没太多钱，所以我不常光顾酒吧。大部分人把同志夜店视为寻欢猎艳的场所。但我发现很多人光顾同志夜店，其实背后没有那么明确的动机。我遇见形形色色的人，有些人相当有趣。
对很多其他人来说，他们这辈子的所有同志生活，就只发生在小小的夜店里。
当时英国石油在纽约只有一个小办公室， 这让我大为放心。我无法想像办公室有任何同事是同志，更别说到同志酒吧消费了。但我错了。几个星期后，当我走进其中一间同志酒吧时，我立刻被一个眼熟的人发现。结果发现他是我办公室的同事。他来到我面前，而我只想躲到地底下去。
他出入同志场所的频率显然比我高得多。因为这个缘故，再考虑他在公司的职位，我相信如果他的性倾向曝光，他得付出更高昂的代价。我在青少年时期的经验告诉我，他也冒着一定的风险；更何况，他不会随便让任何人知道他是在什么地方遇见我的。在公司，我们之间的共同祕密让我恐慌不已，但从没有人发现一点蛛丝马迹，我们也从未露出马脚。
在我寄回英国给爸妈的信里，我小心地编辑我的人生。我会放心谈起我和一个法国男生搬到格林威治村，他有女朋友，教我做菜和办晚宴。当我讲起对大卫．霍克尼的喜爱时，则会谨慎许多；霍克尼是个能言善道且公开身分的同志艺术家，他常在画作里直接展露同性性倾向。有次我买了他为诗人卡瓦菲的作品所画的异色插图，画作里是两个躺在床上的男人。回顾当年，也许这是一种隐藏的叛逆。我不会对爸妈坦承自己的祕密同志生活。
无论是写信给父母或参加会议，我的基本哲学向来是“不留下任何证据，不泄漏任何迹象，不让任何人有机会见到真正的你”。我只要感觉自己仿佛露出破绽，就会好几个星期都魂不守舍。有一次， 当我穿着一套浅蓝色西装经过一个建筑工地，一群建筑工人开始鬼叫、大喊辱骂同志的字眼。我发誓从那天起永远只穿深色西装。
1974年，我来到旧金山，在那里工作两年。我在1980年旧地重游，在史丹佛大学完成了商学学位。这座城市不适合我。对一个尚未出柜的保守英国人来说，卡斯楚区（Castro District）张牙舞爪的气氛一点也不吸引我。
在这段时期，我交了个女友，是我的医师的女儿。我会和她在周末约会，十分期待与她共度时光。她是个好伴侣。我还是会偶而出现在卡斯楚的同志酒吧，但因为旧金山的同志场所与这座城市的其他区域非常隔离，我曝光的风险极低，因为我知道不可能会与她巧遇。如果你过著双重生活，你可以把每件事都合理化。
至少有一个人知道我不是外表的那个样子。每个商学院学生都有自己的信箱格子。有一天，我的格子里出现了一封男女同志聚会的邀请卡。我考虑了一下，但最终没有成行。几天后，负责筹办这个聚会的学生来找我，他说：“很可惜你没来。”也许他知道我面对的挣扎。最终，我的女友主动为我们的关系画下句点。我不责怪她。我没有结婚的打算，她感觉到了。
我接着转调卡尔加里、伦敦、亚伯丁。1986年，我已经升到位于克里夫兰市的标准石油公司财务长的位置。我几乎不再与同志朋友们见面。我的母亲已经确定长期与我同居。
我年近40，每个人都想帮我和他们的朋友或亲戚凑对。当我参加晚宴时，朋友的另一半会说：“我认识一个非常好的人，我希望你能认识她。”我渐渐进入某个阶段，成为有小孩的离婚女士眼中最有潜力的单身汉。我会保持礼貌，但不表任何兴趣。如果我礼貌地忽略，众亲友的探询通常会自己消失。
躲藏大师
2013年，我在俄国驻英国大使府上，与大使共进午餐。前俄国能源部长尤里．沙凡尼克（Yuri Shafranik）是主宾，我与他因商务熟识已久。俄国大使还记得我认识沙凡尼克时的种种细节。那是1989年，我正领导英国石油的探勘生产部门。“那时我们盛大款待你，因为我们的情报显示你会成为英国石油的下一个执行长，”他说。“这是我们的干员发现的。”我寻思，他们的档案里是不是还写了些什么别的事情。
在母亲与我同住的14年里，我几乎完全将自己与任何形式的同志生活分割开来。我活在深深的孤独感里，但相信我可以靠着久久一次的一夜情凑合过日。
当我在1995年成为执行长后，我的神经质程度高涨。在国外旅行时，接待我的通常是各国政要，周遭围绕着层层保安。1998年，英国石油并购美国国际石油公司（Amoco）之后，我的名字在美国越来越受注意，所以我身边二十四小时都有个人保全。保全人员会待在我隔壁的房间，当我一开门，他们会立刻醒来。我的衣柜在此时已完全钉死了。
我害怕性向被人发现，因为我相信一个公开同志身分的人，无法在一个惩罚同志的国家进行商务活动。在中东、安哥拉、尼日利亚等各个角落，这是千真万确之事。我把待在柜内视为务实的商务决策。
就算没有俄国情报特务的能耐，总有人会发现某个员工是未出柜的同志。我非常会经营公开形象，但依我的后见之明，我知道有些同事怀疑我是同志。我很擅长迷惑别人，更擅长在迷惑别人的同时迷惑自己。
2002年6月，我在柏林的女性领袖研讨会发表演说。我的说理直截了当。英国石油承诺支持多元文化，希望能把全世界最有才干的人集中到这里来。只有靠着吸引各行各业最优秀、最聪明的人才，我们才能保持竞争力。“这是个简单的策略逻辑，所以我们支持多元文化、鼓励包容各种个体：男性与女性，无论背景、宗教、种族、国籍或性倾向，”我说。“我们希望雇用任何一个角落最优秀的人，我们只看一个条件──才能。”
我们鼓励包容的方式涵盖各种各样的族群。但第二天，左派报纸《卫报》报导这则新闻时，他们的头条只强调一个小小的切面：“英国石油多元计画针对同志员工。”
《卫报》特别强调性倾向，显示把“同志”与“商务”放在一起，在当时是多么不寻常的一件事。在英国石油，我们正在做这件不寻常的事，把同性伴侣福利放进我们正当提供的员工福利保障中。
1999年末，世界最大的上市石油公司艾克森（Exxon）并购了规模稍小的竞争对手美孚（Mobil）。在并购案前，美孚已将员工福利延伸到同性伴侣，但艾克森尚未付诸行动。艾克森在签署并购案的同时，也否决了新聘雇员工同性伴侣的福利。
《卫报》头条多少令人震惊。但更令人忧心的， 是直接刺探我个人生活的访谈。身为执行长，每场面谈都是地雷区。一点草率的用字或错置的句子，都可能代表着灾难。
关于我自身的性倾向，我学会毫不犹豫地隐藏。我不需要预习草稿。我尽全力让人感觉我是个单身汉，只是从未遇见对的人。“我未来会不会结婚还很难说，”有一次我告诉伦敦《周日邮报》。我接着说，“ 也许这次访谈就是征婚广告。”《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是唯一直接问我是不是同志的报社。这个直截了当的问题，得到直截了当的回答：“你问错人了。”
然而，最让人担心的访谈发生在2006年。BBC邀请我上热门的广播节目《荒岛唱片》（Desert Island Discs）。节目主持人会问“放逐者”，如果要挑选八张唱片带到荒岛上，要带哪些唱片？音乐穿插在传记式的访谈之间。
为什么担心？因为1996年，这个节目的主持人苏．萝里（Sue Lawley）在访问当时的影子财政大臣戈登．布朗时，直接询问他的性倾向。“大家想知道你是不是同志，或者是你的性格里有缺陷，让你无法维持关系？”她的问法，像是在询问一条斩钉截铁的事实似的。布朗回答：“不过是时机未到而已。”
英国石油媒体部主管罗迪．甘迺迪是个聪明人。我十分确定他早已看穿我的烟幕，但他不希望任何对我性倾向的猜测，影响英国石油的形象。依他看，我不该置身于这种情境中。他与我讨论这层忧虑，我觉得他动用了自己的影响力，确保主持人不致刺探我的性倾向。他处理了这个问题，性倾向的问题从未出现过。
有段短暂的时间，我想过是否要趁这个节目出柜。只要我说“我想”，罗迪会想办法实现。但我的勇气只持续了短短的时间，很快我就把这个想法藏在心里。
相反的， 我聊到普契尼（Giacomo Puccini） 和理查．史特劳斯（Richard Strauss）。我回忆我在寄宿学校的刺骨风寒，谈起我母亲的伤痛故事。整场访谈非常地友善。当她问我会带什么奢侈品到荒岛上时，我说，我要一盒古巴雪茄。我会一边抽著雪茄，一边听着佛兰西斯柯．瑞比拉多（Francisco Repilado）的〈Chan Chan〉，看着夕阳西下。
事实与理想相差十万八千里。我对过著双重生活越来越厌倦。无论你在哪一行哪一个位置，只要你活在祕密里，这种生活就会越来越耗损身心。
即使是今天，我听了这么多年轻人活在衣柜里的故事，我一方面为了社会加诸于他们身上的压力感到生气，一方面为了隐藏的后果感到难过。
这里的故事唤醒了我自己的回忆，那段把我自己锁在硬壳中，确保没人能进入壳中的时期。人们也许会怀疑。他们也许会发问。但我坚信不可以让任何人接近，见到真相或真正的我。
无论在公司里的层级高低，员工如果被困在柜内，就难以建立全面的视野。只有在回顾时，他们才能了解双重生活加诸于自身的限制，以及对工作与生活造成的腐蚀。
前投资银行家亚历桑德， 还记得上司对粉红脚踏车的玩笑。但他没有对老同事生气，相反的，他气自己躲在柜中这么久。“如果我从一开始就对每个人开诚布公，我的生活真的会这么困难吗？”他问。“恐同者能有这么大的力量，是因为我们给了他们力量。如果我们允许这些人把羞耻加诸于我们身上，我们就永远是次等公民。”
恐惧让他躲在柜内。如今自由让他活在柜外。
“如果我对身为同志充满骄傲，叫我去骑粉红脚踏车还会是笑话吗？这句话之所以好笑，只因为我尽全力躲在柜里。一旦出柜，笑话就不再是笑话了。”
书籍介绍
《玻璃衣柜：英国石油前执行长的出柜告白与企业平权之路》，时报出版
作者：约翰．布朗（John Browne）
四十年来，这位财星500大执行长全心全意地隐瞒自己的性倾向。
担心曝光的风险，他不敢上夜店、也无法建立一般交往关系，以为只要靠一夜情熬过一辈子就好。直到某天，他选择隐祕却危险的做法：他上网认识了一个应召男，两人更交往了三年。最终，几乎是不可避免地，他的两个世界对撞崩溃了
《玻璃衣柜》以英国石油前执行长约翰．布朗深藏柜内数十年后的自我发现之旅为开端，鼓舞著担忧出柜将摧毁专业成就的每个人，更为我们揭示企业应该如何创造开放的文化并从中获益。
玻璃衣柜
责任编辑：邹琪
核稿编辑：杨士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