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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兰与麒麟》：惧犬或亲犬？古代亚洲的犬科动物形象
2019/06/04, 人文
《木兰与麒麟》：惧犬或亲犬？古代亚洲的犬科动物形象 山西太原虞弘墓汉白石雕上的
胡人｜Photo Credit: 八旗文化出版
我们想让你知道的是
当华夏群体彻底切断了其与之前的“犬戎”兄弟姻亲之间的文化联系，这个过程导致了
“纯粹”游牧生活的出现。东方的“惧犬性”传统最终消灭了西方的“亲犬性”绪余，
史前东亚的东西冲突模式被如今长城所划分的农业南方和游牧北方之间的对抗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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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陈三平（Sanping Chen）
惧犬或亲犬？古代亚洲的犬科动物形象
关于中古早期汉语的贬抑词“奴才”的所有事实都已经被讨论过，即在汉语中找不到这
个语词，蒙古字根“noqai”的当代环境，两个词汇的发音和语义类似，只能视为“nuc
ai < noqai”衍生的偶然证据。可以证明其相似性的最强力证据出自《晋书》的一段话
，描述古代藏人的氐族首领和匈奴前赵政权皇室官员的条件交换。更有甚者，这个段落
对于亚洲早期的历史有着重要的人类学和文化意义。
在三二五年，一场令人吃惊的反突袭，氐族首领杨难敌（？-334）从匈奴前赵政权手中
，夺回了他的旧日基地，堡垒城镇仇池，并抓住了前赵的守将田崧。《晋书》（103.26
97；亦可参见《资治通鉴》93.2934）的叙述引述如下（粗体为笔者强调）：
难敌左右叱（田）崧令拜，崧瞋目叱之曰：“氐狗！安有天子牧伯而向贼拜乎！”难敌
曰：“子岱（田崧的字），吾当与子终定大事。子谓刘氏可为尽忠，吾独不可乎！”崧
厉色大言曰：“若贼氐奴才，安敢欲希觊非分！吾宁为国家鬼，岂可为汝臣，何不速杀
我！”顾排一人，取其剑，前刺难敌，不中，为难敌所杀。
这段史料让我想到前一章讨论过的《木兰辞》。古诗同时使用了“可汗”和“天子”，
显然是指同一位君主。同时，在我们目前讨论的史料，匈奴政权的皇室高官用“氐狗”
和“氐奴才”来指称同一位氐族首领。这更进一步让“奴才”等同“狗”的等式更为可
信，氐族如同古藏人也有狗的图腾，因此匈奴大将军田崧轻蔑地用“氐狗”来羞辱氐族
首领。
有许多迹象与氐人的狗图腾相关。例如，著名的氐族贵姓在前秦政权至少出了两名皇后
，即苟姓（《晋书》113.2884），是“狗”的同音异义字。也有一个氐族人名为“苟奴
”（《魏书》101.2232），是完美的神事名，用来崇敬狗的祖先。最具说服力的证据是
三世纪的中国史料（《三国志》30.858）：“氐人有王，所从来久矣。……其种非一，
称槃瓠之后。”此处所提到的槃瓠是著名的“狗祖先”，在中国西部和南部都流传有这
个说法。事实上，这个狗祖先不只变形或融合进这些外族群体所创造的神话中，也进入
了今日大多数汉人之中。这个神话加上前面提到的吐蕃狗的禁忌，强烈地证明了汉藏语
使用者之间常见的犬图腾绪余。
然而，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当这个贬抑词“奴才”首次出现在中国时，狗或者其他犬科
动物成员的文化形象，几乎和今日所有的华文社会中一样低下，并没有作为受崇敬的图
腾象征。狗作为隐喻，经常与另一种低下动物“猪”一起使用，用于描述中古汉语使用
者无能和其他卑劣的特性。
那么，我们如何协调犬科动物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历史文化角色呢？
在我看来，中国犬科动物图像的演变，反映了古代亚洲两个相悖的文化传统的冲突，一
个可以称做是“惧犬性”（cynophobic），另一个则是“亲犬性”（cynophilic）。这
两种文化传统也与经济发展和经济条件密切相关或受其影响。
即刻入主
过去两千年来的亚洲历史中，于史料中占据大多数篇幅的叙述，是由内亚草原游牧与中
国腹地的精耕细作农业间的长城形成的清晰界线或“文化断层”（cultural discontin
uity）所宰制。现在鲜少有人注意到，这个亚洲冲突的基本模式是相对较晚的发展，在
西元前五世纪之间才或多或少开始僵固。在史前和早期历史中，广袤的欧亚大陆呈现出
有着不同冲突和交流模式的“文化连续体”（cultural continuum）。
近代中国学者傅斯年（1896-1950），曾任中央研究院历史与语言研究所创始所长及台湾
大学前任校长，率先观察到，与过去两千年相反，西元前两千年东亚的历史冲突格局是
东方对西方。我无意重述一次他巧妙、简洁又精辟的观察，除了能加重我的论述的部分
，即“惧犬性”对“亲犬性”的文化冲突正是普遍东西对抗的其中一部分。
简单来说，大多数早期的汉－藏语使用者都属于西方一个广大的“亲犬性复合群体”（
cynophilic complex）。这种“亲犬性复合群体”延伸到操阿尔泰语的部落和许多操印
欧语的族群。对于操阿尔泰语的部落来说，这个传统由突厥和蒙古族群中普遍和众所周
知的狼图腾充分证实，而且在其中找到许多广为流行的犬科动物人名、氏族名和部落名
，和许多其他事情，证明了蒙古语的“奴才”同时是族称（ethnonym）和人名。
印欧语族“亲犬性”传统的最佳范例就是皈信伊斯兰教之前的伊朗人和操伊朗语的群体
，尤其特别强调了狗在祆教中的神圣作用。根据祆教的圣典《阿维斯陀》（Avesta），
不仅攻击狗会遭到严重的惩罚，希罗多德（Herodotus）的观察（I.140）证实了，“穆
护（Magi，祆教僧侣）可以用自己的双手杀死任何东西，除了狗和人以外，但若要这么
做，需要特别留意”。（粗体为笔者强调）
古希腊的“历史之父”也描述了（希罗多德I.110）古伊朗阿契美尼德帝国（Achaemeni
d Empire）的创立者居鲁士大帝（Cyrus the Great）是个遭遗弃的婴儿，由牧羊人和他
的妻子Spico抚养成人，她的中间名就是“狗”：“这个家伙是Mitradates，他和另一个
国王的奴隶住在一起，这个女人的名字在希腊文是Cyno，母狗的意思。”费耐生讨论这
个段落时试图要“让大家都知道（居鲁士）是被狗所救”。有更多范例可以看出古伊朗
人喜爱并崇敬狗。作为一个范例，我引用了一个最近的研究：“狗在祆教中的地位特殊
，因为牠们被认为有着神圣的眼神，可以吓退魔鬼。为此，狗在葬礼中的‘犬视’（sa
gdid）仪式中有着重要的作用……据说，家中的狗会为灵魂引路，保护其在死后不受魔
鬼的攻击。因此，在古代，祆教徒的家里都会有一只狗，而这种做法仍然适用于现今大
多数的祆教徒。”
基于狗具有这种神圣的角色，我们只能想像，普遍来说当有“惧犬性”的阿拉伯人征服
了“亲犬性”的伊朗人，他们经历了伊斯兰化之后会有多痛苦。然而，阿拉伯人的传统
也在现代得到报复。
有趣的是，皈信伊斯兰教之前伊朗人的“亲犬性”传统，竟然没有影响到古代印度人。
接下来引用的印度圣典《吠陀经》（The Vedas）段落中的轮回说，是根据一个人的作为
而定，论述道：“因此，那些在这一世作为良善的人——（重生）的前景确实会让他们
进入一个舒适的子宫，无论是婆罗门（Brahmin）的子宫，还是刹帝利（Kshatriya）的
子宫或吠舍（Vaishya）的子宫。但是那些在这一世作为丑恶的人，其前景确实会让他们
进入一个丑恶的子宫，可能是狗或是猪的子宫，或遭抛弃的（“首陀罗”〔candāla〕
）子宫。”
令人啧啧称奇的是，猪狗地位低下的看法与中古华夏的社会极为相似，显然是受到佛教
的影响。我会推测，雅利安人（Aryan）在征服天竺之后，经历了一种文化转型，类似于
早期的“亲犬性”的华夏群体，正如我稍后所述，处于狗的价值不高的环境中。古代印
度教与华夏世界之间这种文化共鸣的后果之一，就是中古中国出现的羞辱性的名字，很
有可能是佛教传入后的副产品，狗和猪是这些名字中典型的“没有价值”的题材。
匈奴文化的铜制豹型片
Photo Credit: 八旗文化出版
代表匈奴文化的铜制豹型片。
在伊朗这一端，根据来世中的狗的角色，我很难不去注意到皈信伊斯兰教之前的伊朗人
和早期北亚部落民的共通点。《后汉书》（90.2980）描述了乌桓的葬礼风俗，这个族群
通常被认为是鲜卑的近亲，其大多数在中国心脏区的东北方逐水草放牧，如下所述：“
俗贵兵死，敛尸以棺，有哭泣之哀，至葬则歌舞相送。肥养一犬，以彩绳缨牵，并取死
者所乘马衣物，皆烧而送之（尚不能确定狗是否也要一起焚烧），言以属累犬，使护死
者神灵归赤山。”
在华夏－藏族这一方，中国西部的古藏人群体像是氐和羌等普遍来说都是“亲犬性”，
可以从中国史家记录的许多犬科动物氏族名和人名中推断出来，除了之前提到的“槃瓠
”狗祖先传说。在华夏群体之中，有迹象显示西征商朝的周人部族，是第一个名副其实
的中国王朝，原本属于在“亲犬性”复合体中。例如，周人早年的传统会将“白”狼当
作吉祥的象征，周武王在一举击败商朝的重要战役的前夕，据称使用了一个豺狼的隐喻
来描述他的雄兵。迟至春秋时期（770-476BC），在周人部族繁衍的华夏国家中，仍然有
犬科动物的姓氏，像是“狼”和“狐”，以及用“狗”命名的例子。
与此同时，中国东部及外海的部落也出现了明显的“惧犬性”传统，一直延伸到朝鲜半
岛，经由食狗肉的习俗和狗屠夫职业表现出来，这个职业只在古代中国的沿海地区出现
。这也是狗在文化和隐喻形象上，很快就跟猪连在一起的显著原因。商人起源于东方，
拥有与古朝鲜人相似的鸟类祖先神话，显然共享了这种“惧犬性”的绪余，如大量的商
朝文献所显示，这种文化态度只会因为西方许多敌对的“亲犬性”部落的存在而加剧，
特别是吐蕃。在狗牲上的甲骨文纪录，或是类似的祖先崇拜仪式中的羊牲和猪牲，考虑
到其将狗当作肉的来源，更进一步证明了商人的东方起源。
在征服商朝并完全采行商人的高度文化，特别是先进的文字后，周朝的高度社会自然而
然也必须承继一些商朝宫廷中轻视的那些不那么文明的“犬部落”伙伴，他们被排除在
这种征服的文化战利品之外，这是中古游牧侵略者不断循环的一种模式，特别是在一千
五百年之后，跟随周人的脚步威震八方的拓跋。在大部分的周代国祚中，在“犬戎”于
西元前七七一年入侵，并放火烧了周代首都之后，这个骄傲的优越感转成真正的厌恶，
尽管事实上，这些掠夺者是被政见不同的周人贵族请进城来袭击周天子的。
正如著名的《春秋左氏传》（本书简写为《左传》，4.214），春秋时期很快就出现了“
戎狄豺狼，不可厌也”的记载，尽管这些“犬戎”和西方一些华夏国家有着持续的通婚
和频繁的联盟，仍然开始将这些“戎狄”等同于中国政治文化语言中的犬科动物。不过
，有趣的是，我发现上述著名的“戎狄豺狼”的“惧犬性”言论，是出自东方沿海的齐
国的知名政治家管仲（？-645BC）之口，而齐国也是目前最早发现有狗屠夫职业的地方
。
同时，根本的经济变迁正在展开，精耕细作农业逐渐在华夏国家确立，加快了耕地的私
有化，并导致了西元前五九四年，孔子家乡鲁国实行“初税亩”的里程碑（《左传》11
.614）。除了因为狩猎在经济上益发无足轻重，狗的地位便继续边缘化，此一趋势也是
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 1900-1989）针对东亚游牧与农业分歧，所提出的“渐进分
化”理论（progressive differentiation）的驱动机制。
随着华夏社群在愈来愈多的征服的土地上开展精耕细作，他们较不“文明”的邻居在以
下的概念中逐渐被野蛮化：被华夏农业扩张驱赶到北方荒地、草原和沙漠，他们被迫日
益仰赖饲养动物，而非耕种。最后，当华夏群体彻底切断了其与之前的“犬戎”兄弟姻
亲之间的文化联系，这个过程导致了“纯粹”游牧生活的出现。东方的“惧犬性”传统
最终消灭了西方的“亲犬性”绪余，史前东亚的东西冲突模式被如今长城所划分的农业
南方和游牧北方之间的对抗所取代。
当中古早期，草原游牧部落重新进入中国腹地，最初只在东部区域盛行的这种厌狗传统
，已经深入华夏族群的意识形态，并跨越国界。这创造出一种有趣的文化冲突模式。另
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犬科动物的人名和氏族名在中国重新出现，这明显与另一种新兴
的风潮有所差异，佛教引进中国之后，过去被厌恶的猪和狗被重新用在人名当中，因为
如《唱赞奥义书》（Chāndogya Upanishad）所叙述的，这两只动物有着“丑恶”的子
宫，用来取名能让名字带有贬意，以避免上天的妒恨。
从另一方面来说，根据大约十五个世纪之前“亲犬性”的周人部族吸收了“惧犬性”的
商人高度文化的范例，中古时期来自西北方、较早汉化的游牧民族迅速地学习到汉语中
有关狗的贬抑词。在其他许多例子中，先前提到的讽刺言辞，说到两个兄弟分别是“人
面而狗心”和“狗面而人心”，就是出自氐族人士之口，他们是有着狗图腾的吐蕃的前
身。除此之外，如第二章所述，那些“胡人”或是“胡化”的人会称汉人为“汉狗”。
另一段透露端倪的悲剧故事是拓跋魏的寿阳长公主，记录在《洛阳伽蓝记》之中。（2.
76）当拓跋魏朝廷瓦解，羯族将军尔朱世隆（500-532）企图玷污美丽的公主，公主勇敢
地骂道：“胡狗，敢辱天王女乎。”拓跋公主最后因拒绝尔朱世隆，而遭到缢杀。这个
故事当中牵涉到几个有意思的问题，从羯族人的高加索身体特征，到拓跋皇帝的身分认
同——天王，这是草原神圣王权的明确痕迹，我将会在第六章中加以阐述。此处的一个
症结点在于，拓跋公主咒骂她从前的游牧弟兄为“胡狗”。这就是原始蒙古语的借词“
奴才”当时的政治文化环境。
尽管新获得了狗的贬抑词，古老的“亲犬性”特征仍然相当顽强。我前面已经提过，唐
朝第三位皇帝的乳名“雉奴”，十分有可能指得就是蒙古语走样的“狼”。在七四七年
，时值中唐时期，我相信，出现了破天荒第一次的文字纪录证据，虽然带有负面的眼光
，但能证明韩国人历史悠久的食狗传统：唐朝名将高仙芝（？-755）是高丽人（《旧唐
书》54.3025），曾被他崇拜狗的古藏族（羌族）的上级夫蒙灵詧（？-756）咒骂为“啖
狗肠高丽奴！啖狗屎高丽奴！”。
与“氐奴才”和“氐狗”一起观之，我们可以听到东亚的“惧犬性”东方和“亲犬性”
西方之间的一次生死亡冲突的回声，是一场长期以来遭人遗忘的古代战役，和特洛伊战
争一样古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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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介绍
本文摘录自《木兰与麒麟：中古中国的突厥－伊朗元素》，八旗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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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三平（Sanping Chen）
译者：赖芊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