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师之妓”
北京城里的皇华坊 (街区) 有东院、有“本司胡同”，‘本司’就是“教坊司”，
顺治初年沿袭明朝制度设立；
又有“句栏胡同”、“演乐胡同”(后来改名“眼药胡同”，在四牌楼南)，
附近还有马姑娘胡同、宋姑娘胡同、粉子胡同，出到城外则有南院，都是以前风化区。
北京称妓院所在地叫“胡同”(胡同)，是‘火弄’的音转，
本来小巷子都叫胡同，但后来却成为风化区的代名词，因此逛妓院就称“逛胡同”。
又有称妓院为“小班”的，起源于光绪中叶，城内口袋底胡同、砖塔胡同等处，
都有人养歌伎，为了跟外面一般戏曲剧团的某某班区别，所以叫“小班”；
八国联军之后，城内歌伎逃散，城外的许多妓院就拿此名来用，已不是十年前的本意。
光绪二十三年～二十四年 (1897-1898) 时，城南的娼寮极为卑劣，远不如韩家潭的，
大致都是摆一桌水果要价二两再加四串大钱，较差的则不摆桌、不唱歌，但可过夜，
费用二十串大钱，因为便宜，所以妓女的程度也低下，
奴仆走卒拿个一两来就能过夜一次，妓女们也欣然接受，
蜀南萧龙友就说这种地方已成为贩夫走卒的巢穴了，一点都不假。
北京妓院分为三等：一等“小班”、二等称“茶室”、三等称“下处”，
是营业等级上的区分，另外还有“北帮”、“南帮”，则是地理上的区别：
妓院一直以来都分南北帮，界线分得很清楚，南不侵北、北不扰南，
大致上南帮活泼、但不免浮滑，北帮诚实、但不免固执，
南帮仪态万千、招呼周到，北帮则除了床上外无其他照应、依偎抱人外无其他招式；
顾炎武曾讲到社会状况，用“闲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评南方人、
用“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评北方人，都可以拿来套用在妓院上。
“大了”，北帮妓院里有，都是四五十岁的中老年妇人，负责管理整间院子的事情，
意思是妓女跟客人的所有交涉都可由他来了之，
妓女要留客人，都必须跟她请示，得到同意后才行。
南帮妓院里，除了男佣之外，还有婢女供使唤；
但北帮妓院房间里的工作人员都是青年男子，称为“茶壶”。
北帮妓院的妓女及工作人员，对于顾客都同等对待，就算来客有差别也不会表现出来，
而且不会用穿着打扮来区分顾客等级，但南帮就不是这样了。
南北帮合计，光绪二十三年～二十四年时只有 37 家，每家不超过十人、少的三五人，
生客第一次来，以摆水果桌当见面礼，这次付现、之后则都记帐起来，
因此很多人逃债不给，导致常常经营亏损而倒闭，
八国联军之后才改变经营方式，因此得以生存，而内部规定也有些变更：
客人入门时如果已有前客在，就由仆役带到小房间等，称为“坐柜房”，
等前客走了再带他到对象的房间，称为“到本房”，
一个小时后披衣服起身，拿个银圆丢在桌上、发出“镪”一声，称为“开盘子”
客人过夜，费用是 8 银圆、也有 12 银圆的。
光绪末叶，掳人勒赎的风气非常严重，一些名妓出门常常被绑走，因此都不敢外卖，
北方人称干这行的为“浑浑”；八国联军时，这些人大多被杀，
之后官方设立警察署、又找人保护，妓女都可穿著华丽在晚上出门，
老妓女看到后，都说日子真是不一样了。
北京跟上海逛风化区有最大不同：上海的“长三”(高级妓女) 如果不是透过介绍，
就不准生客进门，全都要靠关系得到信任，是属人主义；
北京则不同，不管生客熟客、认识不认识都可自由进门，大了喊个见客之后，
妓女全部出来排排站，由客人挑选。
晚上逛妓院的人，手上都拿纸制白色小灯进大门，称为“闯门子”，灯都是妓院提供，
甲女送的带进乙女房内就丢了，出房门时乙女再送新的，之后再带着进丙女房间，
因此妓院房间内都吊满满的白色纸灯；
进大门后，仆役都站在旁边大喊见客，门上用红纸写该馆的名字，
又用两三尺的红布挂在门旁，门上吊著的灯笼上则写着“鸿禧”红色大字。
北京酒店，不准召妓来陪酒，只能到妓院摆桌请客。
所谓“割靴”，就是某甲包了某个妓女后，他朋友某乙却也偷偷跟对方来往，
两人共用一个妓女，称为“靴兄靴弟”，而伶界也有这种称呼。
道光之前，北京人最爱吃“像姑”(男伶)，
极少妓院、只在金鱼池等处有，都是轿夫等粗人聚集之地；
咸丰年间，妓女风气大盛，胭脂胡同、石头胡同里家家悬挂纱灯、门上挂红纸，
过中午之后车轿络绎不绝、游客如云，招呼喝酒送客声音整夜都听得到，
官员士人吃到上瘾、一点都不觉得怪，因此身败名裂、还有因而丢官的。
北京的伶人不敢直接面对妓女，若路上突然遇到，一定弯一脚行礼、喊“姑姑”，
妓女再送他手帕、荷包等小礼物，
但八国联军之后，伶人渐渐没大没小，见到妓女时就没这种礼数了，甚至还有相好的；
不过如果妓女让伶人过夜，就会被人看不起，
甚至若对象是宦官，之后就更不会有人再上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