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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110 年新书出版总量 57,710 种，申请 ISBN 之出版机构 4,873 家国图书号
中心受理台湾出版机构申请图书 ISBN，民国 110 年 1 至12 月，总计核发新书及补申请
图书 ISBN 之出版品 81,483 种（ISBN 笔数为 92,345 笔）。其中，配合文化部图书出
版品销售收入免征营业税政策，办理历年已出版、未取得 ISBN 之出版品补申请书号，计
核发补申请书号图书 23,773 种（ISBN 数为 29,688 笔）；扣除补申请图书之数量，台
湾 110 年申请 ISBN 之新书（含电子书）计 57,710 种（ISBN数为 62,657 笔），申请
新书 ISBN 之出版机构总计有 4,873 家。
110 年申请 ISBN 之出版机构较 109 年增加 179 家，台湾新书出版总（种）量，增加
22,669 种，新书成长率 64.69%。110 年新书出版总量 57,710 种，申请 ISBN 之出版
机构 4,873 家国图书号中心受理台湾出版机构申请图书 ISBN，民国 110 年 1 至12 月
，总计核发新书及补申请图书 ISBN 之出版品 81,483 种（ISBN 笔数为 92,345 笔）。
其中，配合文化部图书出版品销售收入免征营业税政策，办理历年已出版、未取得 ISBN
之出版品补申请书号，计核发补申请书号图书 23,773 种（ISBN 数为 29,688 笔）；扣
除补申请图书之数量，台湾 110 年申请 ISBN 之新书（含电子书）计 57,710 种（ISBN
数为 62,657 笔），申请新书 ISBN 之出版机构总计有 4,873 家。
110 年申请 ISBN 之出版机构较 109 年增加 179 家，台湾新书出版总（种）量，增加
22,669 种，新书成长率 64.69%。
──摘自《110年台湾图书出版现况及趋势报告》
国图自2013年起每年都会在春节过后，发布新书资料中心针对前一年 ISBN 申请所得的结
果，加以分析统计。国图希望这些统计“有助于出版界、图书馆及社会大众透过最新图书
出版资讯，进一步掌握发展机先”。由于 ISBN 资料是台湾目前极少数关于图书产业的公
开资料，加上公布时间及时，所以对产业及社会议题关切者均有广泛影响。
不过国图可能受限发布时限压力，对 ISBN 资料集中的数字都缺乏正确的理解，或做了错
误的引伸。本文试着从产业角度检视国图的报告，分析其中的缺失，希望国图越做越好，
为产业贡献更多。
2021年的 ISBN 数字，是国图自上个世纪起动 ISBN 申请以来，最戏剧化的一年，ISBN
统计数字从连续四年的衰退，大幅成长二万余种而成为五万七千余种，成长率高达六四点
六九％。国图已经在报告中说明“由于免税政策的吸引”（财政部免征图书业加值型营业
税政策），大幅提升了电子书及考试用书出版商的申请动机，光电子书就较前一年大幅增
加了一万五千余种。
这足以推论 ISBN 申请数量的增加，但这并不等于“新书出版量”的增加。只能说过去没
有免税诱因，懒得申请书号的书种，去年都开始申请书号了。是免税政策把电子书、考试
用书吸引曝光在ISBN 的统计数字里，而不能直接推论新书出版量在连续下跌后“有显著
回升”（国图报告用语）。甚至中央社在发布新闻稿时还用了“疫情期间用力编书 110年
新书出版数成长逾6成”（中央社 / 台北17日电）的标题，更属误导。
由于前后两年面临的申请诱因不同，现在要统计免税政策对推动新书出版量的增长效益，
已经属于不可能，现在能推论的只剩下“申请量”的增长而已，非常可惜。下图所示是
2021年台湾新书 ISBN 数量，翻转连四年衰退后的戏剧性劲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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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出版单位属性画分，国图把出版单位区分为一般出版社、政府机关和个人三类，在2021
年的出版量上，出版社新书占比从八成七，扬升至九成二五，机关和个人出版占比则同步
衰退。由此也可以反证新书ISBN数量的劲升，是单一商业动机所驱动，政府机关没有免税
动机，就不会像民间出版社那样拚命申请。
此外台湾出版业近年来为樽节成本，大量采用旧书改版，把三、五年前已经出版的旧书，
重新设计封面，更改定价，甚至另定书名，视为新书上市，这些在业界其实不会视为原创
新书，只是为省成本，增加营收做的工作，但在国图的统计里并不区分，仍然归类为“新
书”。而这类书的比例可能占一间中型出版社三成的新书量，数量非同小可。
如果统计新书量要用来表彰国家的文化创造力，那么把旧书改版另外圈出统计就是一件极
有必要的事情。可惜 ISBN 的资料字段里并没有相关字段，造成事后要统计改版数量变得
困难。
有声书在去年的出版提升，也是国图报告中特别着墨的事情，去年数量从个位数，大幅攀
升至四百余种。可是同样的麻烦依然是，这种提升到底是市场趋势，还是纯粹是申请诱因
增加所导致的结果，目前是无法判断的。
这就可惜了一个极好的工具，因为缺少对统计条件一致性的理解，以致于可以作为商业分
析的资料集，就变得难以使用了。
国图报告中还有一个重点，是把全体出版单位，依照年出书种量区分为七个等级：年出书
一种级、二至五种级、六至十种级、十一至二十种级、二一至三十种级、三一至一百种级
、一百〇一以上级等（见下图）。并依照数字所示，后二级出版社家数上升（二九九家，
占六点一％），且出书量占比亦占至高达七五点四八％，报告中因此推论“大型出版社则
明显的展现出版量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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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主要的问题是大型出版社在前年和大前年并没有这么夸张的新书占比，而忽然在去年
出现了超高的数字。我的解读并不是“大型出版社展现出版量能”，而是因为多申请的书
号使得挤进“大型”的出版社数量加倍（四十五家变一〇一家），这些大社出书数更从一
年二百种，暴升至一年三百二十五种。这里实际仍然是书号数量的增加，而不是出版书种
的增加。
以出书种数来区分出版社规模是很好的办法，业界通常会认为，一年出版一、二种书只是
个人出版或业余出版，不算在出版“产业”的范围，业界通常使用的标准是年出书“四种
”以上，才算入“产业”范围，历年来文化部的出版产业调查都是使用这样的标准。国图
如果希望 ISBN 的分析报告能够对产业有帮助，最好能够参考专业部门使用的调查基准。
此外，七级区隔对统计分析实在看不出有何意义，因为对产业而言，年出书十种、二十种
的出版社，并无区分的意义，他们都属于小型出版社范围，对业界而言，年出书四种以下
，属于业余出版，四至二十种算小型出版，二十一至一百种算中型，一〇一以上算大型。
而且大型出版集团通常都以“子品牌”申请书号，换句话说，在国图的统计里，很多小出
版社其实都应该归属于大集团的出版加总才对。
国图报告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长条统计图（如下图），说的是近三年来，各出版规模等级
的出版社和申请书号数量的变化。不过国图只交代了各等级的数字，而没有看出这张表极
有意义的一个事实：
就是台湾最小规模的百分之八十的出版社，只出版了全年度百分之十的书种；而台湾最大
规模的前百分之八的出版社，则出版了全年度百分之八十的书种。换句话说，虽然台湾出
版业绝大部分都是小型出版社，但产业产值主要还是由中大型出版社所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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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国图报告中有一节讨论翻译书数量的问题，报告发现近三年来，翻译书在年度新书的
占比节节升高，从二六％上升至二九点四％。译本来源国前四名分别为日、美、英、韩，
合占所有译本的九十一％以上。其中最大宗是从日本引进的漫画译本，占所有译本的五十
七％以上。
译本比例上升，其实跟这几年新书首刷量下滑的趋势有难以解释的矛盾，就是首刷量衰退
应该会导致出版社无法负担翻译书昂贵的翻译成本才对，结果翻译书不是减少，反而增多
；何解？解读应该还是从旧书改版来，就是大部分增加的翻译书，都是从旧书改版而来，
改版不需要再支出翻译费，反而对萎缩的首刷量非常划算，比出版本土创作更划算得多。
因此在翻译书占比的讨论上，区隔出旧书改版的数量，对显示台湾本土创作能量的消长也
具有重大的价值。此外国图报告中还提到“简体中文转换为正体中文图书”的统计，从业
者填写的记录显示，去年共有一・三〇三种新书由简中转为正体出版。
从本土创作力的角度看，简中来源图书其实应该跟翻译来源图书，合并成为“引进书”一
并看待，他们都是境外作者，都对探讨本土作者创作力的占比具有重大影响。事实上简体
引进书占比极高，在翻译书来源榜中可以挤下韩国而排第四名（甚至跟第三名的英国只差
四本书就可以超越）。简化字引进书应该要成为标准分析的一节，而不是附带一笔才对。
额外补充一件事。国图报告中常常引用财政部发票统计的数位出版产业产值，视为电子书
产值，但这其实是无关的。由于财政部发票统计的先天限制，所有现存出版社所出版的电
子书收入，都会计算在图书出版业的项目下，不会分开计算在数位出版的项目下，因此只
看数位出版的变化来推论台湾电子书市场的变化，是对财政部数字完全错误的解读。这点
应该不要再犯了。
国图九年来持续分析 ISBN 资料集，确实劳苦功高，但如能更贴近产业现实，则此项分析
才会更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