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如水赴壑—香港历史与意识之流》:民族历史叙事的解构
(站标:读《如水赴壑》──名为民族国家史的“中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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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知的人都知道我不太买新书,曾被反问:“那你自己出书还要别人买哦。”但是我并不是完全不买新书,而是会挑那些我迫不及待想阅读,以及透过消费这行动支持的那些书籍。更尤其,购书与否并非知识问题,因为知识未必透过购书,购书也不见得取得知识,在当代过度宽泛的意义下只要是印刷品都能事“书”。但印刷品上载有的符号未必能让纸张不只是纸张,所以很多所谓的书其实都不过是堆废纸,这些东西不如保留在树木上。
买书成为了一种品味问题,这消费行为未必为他人所知悉,但却是自身的行动对于自身的定义与定位。
本书作者卢斯达,是在我开启社群网络时、在我大量寻找资讯来源管道时所见及的作家,写政治也写历史,记得十分欣赏其文笔而于社群网络与其联络发现是历史系学生,才发现自身的刻板印象认为薄学者必然有着特定学经历,但才发现求知这件事不囿限在任何条件上。有趣的是,自身的阅读社群中有位出版社编辑也同样学识渊博,又同是历史系,恰巧地让我产生了历史系的好感。
当代的民族国家历史都是种建构,有道考古学所到之处即为民族国家史源,这是种逆溯式的建构,这是在民族的想像共同体特质上所必须创建的共同历史叙事以凝聚个体的情感所由。
从中原与蛮夷我们见得民族政治上经由“他者”来形俗“我群”的过程,被宣称的五千年中华历史中有个不断的丝线被确信为中华史的正统轴线,但若我们靠近去看即会发见这轴线本即不存,毕竟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存在了五千年,更尤其哪有领土这样大大小小变来变去,就连“国号”也各式各样。于是我们就会产生疑问了,中国究竟是什么?
实际上,“中国(China)”也不过是19世纪末随着革新跟随世界民族国家潮流才创建出的民族国家概念,在这之前都只有朝代(dynasty)的观念,
“‘朝代’是两个字。‘朝’,直观来看,是朝阳的‘朝’,阳光所在兼权力来源,也有皇帝百官上早朝的意象。指涉再扩大就是‘朝廷’和政权本身。...传统的中国历史,以‘朝’为纲,对于将哪些政权定性为‘割据’,自有一套标准。‘朝’这个字所蕴含的意象,是世间有一个正统,像太阳每‘朝’升起,周行不灭,而现在的朝廷就是那个正统在世间的代表。正统‘代’‘代’相传,就有了‘几千年以来’。”
卢斯达提到相较于西方文化以上帝为中心,中国则是以皇帝为中心,但这里的皇帝并非已经世俗化的政治,皇帝是天子,仍然具有神格,朝代历法即为天子就时间予以创建的标志,这是种神学。然而,现代国家理论都是世俗化神学,德国宪法学家施密特在著作《Political Theology》中这么说道。而在中华史上的政治统合—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主权的收编,虽然中国于各时皆尚未有国家(State)又或者主权(Sovereignty)的观念—是为“绝地天通”,
“《国语.楚语》的记载是:“九黎乱德,民神杂揉,不可方物。”所谓九黎,就是蚩尤背后的诸部落。颛顼是黄帝的后代,那个时代仍然是民神“杂揉”。所谓的神和人“来往”只是神话笔法,“民神杂揉”是指祭祀活动。
颛顼批评人们沉迷卜巫和降神而不事生产,并以此为名展开了一场宗教改革。
颛顼找了两个人(后人也尊之为神)帮他“封锁天地之间的通道”,从此人们就不能自行通天。这场改革叫做“绝地天通”,记载散见于《国语.楚语》、《山海经.大荒西经》等等。”
若我们摸索政治学的相关知识,多会集中在西欧以来的“文明国家”,那会有一种主流研究焦点以及观察,相对的,所谓的东方就成为了西方人眼中的东方,偏偏东方自身也却只有一种新儒家式的正统史观,就像吟游诗人般地不断传唱中华神话,当然这样的方式或许是政治上所必要,以持续灌注共同体以能量,但是在知识上却是反智与反真理的。
在《如水赴壑》中指出了些我还不晓得的事情,例如中国在13世纪的马可波罗时甚至是指称契丹(Catai),而后是蒙古帝国,而这种“帝国”的概念与其后的明朝王国有所不同,差别在于明朝是单一民族,而蒙古帝国却是具有不同民族与多元政治的政治体。于此可知者,语言本身也是政治的,例如殖民帝国透过中央统合的教育灌输“国语”,又或者例如同样概念经由翻译却会产生不同指涉如“国家—State”或者“权利—Right”,不仅仅翻译是种诠释(translation as interpretation),历史更是种文学。
为了创造一系相传的文明史,就必须认贼作父,如清满、如元蒙,更尤其是清的帝国疆域却成为民国或是共和国(汉人)能继承的遗产,然而这条名为中华的想像轴线却是此政治实体统治的正当性来源:道统。
“不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中华民国,其统治合法性,都在于人们想像“中华帝国”的“正统”一直流传,一直到大清皇帝退位,将权力让渡人民,法统转移,落在革命者及其后代手中。”
除了过往之外,作为书名副标的香港问题也是在书中的重要篇幅,尤其是距今最近的反送中运动,从华为的科技侵略到欧美反制,再到香港成为筹码其后战场,书中简结到:
“简单说,以下是整个过程:中国(军方)策划用华为征服世界,欧美反制,中国就拿香港做西人捕兽器;西方就说,我们反对,但你搞的话我们也能承受;香港人的怒火因而爆炸,警黑被动员,大家打了很多场,把香港折腾,然后中国眼见既然香港局面已经乱套,连消带打降旨“国安法体制”抢占局面,先平定了表面问题,再攻占以往难以动手移除的大山。
西方也对中国抢摊来一次连消带打。他们认为自己也是香港的持份者,香港一直以来都是中西资本开心赚钱的乐园,但现在中国等于要把香港完全独占,于是就打移民牌吸纳香港人材资金,要把一个烂摊子留给中国,让她得物无所用。
以上就是这两年整个世界发生的事,每一次往还,都是国家级的战略和动员,根本与香港无关。如果认为香港人若有做或没做什么,就可以改变既有的局势,或阻止某些灾难降临的话,这种想法和后悔并不现实。因为中美共同体的内爆,即使现在不出现,之后也会。”
这固然是悲观的,但是揭露残忍的事实永远比说起甜蜜的谎言,告诉你民主终将会胜利,历史终究会终结一般同样天真。历史是持续辩证、前进的,每天都是新态势的产生,二战后虽有着民族国家自觉的“普世价值”,原则永远会出现例外,福尔摩沙的外来政权成为被姑息的合法殖民,关塔那摩成为人权的禁区,香港则是世界最后的殖民地。逆溯是民族国家历史的阅读方式,那我们就应该遵循如卢斯达般以正溯的方式从上至下地“解构”民族国家的“建构”。民族历史的叙事是种故事,故事有环环相扣的章节以得人心,但我们若把真正的历史(History)摊开来看,每时每ꠊ閮C处发生的事件毫无关联,如同意识流作品般地随着时序流淌,实际上根本没有故事存在,而相信故事的人不过是愿意待在幻梦中的孩童,毕竟放弃了思考是最为安逸的事情。然而在语源上,所谓History的概念在希腊文上乃是historein(historéō, στορ ω),意思是探问(inquire);再往上是希腊文的histor( στωρ),意思是知者。那谈到历史我们不就该去inquire吗?
而在这探问之后,对于自身民族性的认同与建构,也必须要创造出与其他群体有所不同的叙事—故事,而这就会是民族的打造,也是一个独特政治共同体的诞生,
“香港的故事在东亚乃至世界范围,都相当独特。香港是世界最后的殖民地;其他殖民地的故事已经完了,但香港的一切还在发展之中。
只要没有忘记自己有一个独特故事、没有忘记这个故事不是中国或者西方能够帮我们完成,即使故事在这个世代完全熄灭,故事也会被其他人拾回来继续发展下去,让香港成为一种文明的迷因。即使最后写完故事的不是我们的血脉,也会有人接着那个迷因。
现在的香港故事,开头是这样的:一群本来无忧无虑的人遭逢巨变,有人离开挣扎求存,有人在本地挣扎求存。这班人虽然成份杂乱,甚至彼此看不顺眼,但他们都在用不同方法,试着将同一个故事流传开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