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色病》：瘟疫与法西斯独裁的对立
http://paratext.hk/?p=2537
1937年，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卡雷尔．恰佩克（Karel pek）发表了他的剧作《白色病》
（The White Disease），这位早以另一出剧作《罗梭的万能工人》（R.U.R.）闻名于世
的作家（英语“robot”一词便是出自这部作品，而后为广传），自三十年代开始，也曾
被多次提名竞逐诺贝尔文学奖。然而，因着当时欧洲的政治情况，人们对《白色病》的回
应倾向两极化。
一方面，《白色病》受到右翼政客吉日．斯特林尼（Ji술St槟rny ）强烈的批评，
法西斯政党斯洛伐克人民党（Slovak People’s Party）评之为“有害”。但在另一方面
，《白色病》马上受到了欧洲各地文人的赞许。德国大文豪汤马士．曼（Thomas Mann）
对《白色病》的人文关怀精神赞誉有嘉，[1] 甚至，在剧作出版的同年，他就曾致信阿尔
托，表示自己对流亡捷克斯洛伐克的德国同胞表示关注，希望同是反对纳粹政权的阿尔托
可以告诉他，流亡捷克的德国人的真实生活状况（其后曼本人也流亡到美国）。[2]
在上世纪的三十年代十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夕，面对纳粹德国的掘起，以至其权力对
捷克斯洛伐克的威胁，恰佩克曾多次公开批评法西斯主义，自然是法西斯主义的眼中钉。
到了《白色病》，恰佩克便直接把对自己法西斯的看法化成戏剧，试图以艺术对抗专制的
极端民族主义，让他们知道“棒喝”的真正意义。这不难想像何以他会受到右翼人士的批
评。而在右翼与瘟疫流行的今天，再读《白色病》仿佛又是一种感叹。
＊ ＊ ＊ ＊ ＊
《白色病》讲述一种来自中国，名为“郑氏病”（Cheng’s disease/ngova nemoc）
的不治之症已经席卷全世界（不要问为什么叫“郑氏病”，我想只是巧合）。这种传染病
表面症状类似痲疯，但却比它更奇怪、更具杀伤力，因患者皮肤出现白色的斑点而姑且被
叫作“白色病”。这病会杀人，患者通常就只有一年的时间，使得人心惶惶。患了病的人
认为这可能是神要降罪于人，都在求神打救。古怪的是，“白色病”只对五十岁以上的人
具侵略性；年轻人似乎就是有一种神秘的免疫力。但也正因为如此，剧中国家的独裁元帅
才会忙于发动战争，对瘟情的严峻漫不经心──毕竟，年轻人才是战争的主要投入，年老
的人由他们死去也只能算是不幸而已。
这时，一位名叫盖伦（Galén）的神秘医生突然出现在属于党的疾病研究所，声称自己找
到了“白色病”的治疗方法。研究所的首席教授起初只把他当才疯子，直到他得知，盖伦
是当时最伟大的医学教授利连塔尔（Lilienthal）口中最得意的门生“大孩子”（Dě
tina），才愿意接受他的建议，把医治穷困患者的第十三号大楼归他管辖，用作实验之用
。
事实上，盖伦医生只愿意治愈穷人，他要求准患者携带收入证明，凡是有钱的一律不收留
。他甚至要求前来采访的记者们向外宣布，只要政府愿意停止战争，他就会医治所有患者
。盖伦之所以要如此偏执，是他想要借用有钱权贵们向政府施压，以达到他所渴望的世界
和平。以至，后来连独裁元帅身边的得力助手也病倒了，盖伦便利用他作为其中的谈判筹
码（这位名为克鲁格［Krug］的工业家，似乎是现实历史中帮助希特勒的工业家族克虏伯
［Krupp］的化身）。
独裁元帅当然不会轻易屈服。他知道盖伦想要利用富人的力量反抗，便设计了一场诡计，
声称盖伦的一名前学生也掌握了“白色病”的根治方法，并开始向富人出售能一时消除症
状的假药，继而展开了对邻国的侵略。直到最后，连独裁元帅本人也得了“白色病”，才
认真要考虑盖伦提出的协议。但偏执的独裁元帅还是死于“白色病”，到死前还是喊著“
战争万岁”；而偏执的盖伦医生也因为不愿意高呼支持战争而被杀。
最终，剧场以欧洲继续饱受战争和疾病的催残而落幕。
＊ ＊ ＊ ＊ ＊
《白色病》要刻意强调中国为瘟疫的源头，大概可以归咎为十九世纪末，香港把鼠疫带到
欧洲的结果。但在另一方面，这也似乎显示了一种属于捷克斯洛伐克人的世界观，和他们
民族心灵的展现──中国不是好东西，捷克人甚至在日常生活中也有一些惯用语，把坏的
天气以“中国”作为形容词。
剧中的医生名字叫“盖伦”，也是大有来头。这个盖伦，指称的是公元二世纪希腊名医学
家盖伦（Galen of Pergamon）。恰佩克还刻意说明过，剧中的盖伦就跟历史上的盖伦一
样，都是来自当时属于希腊的别迦摩（Pergamon）。
偏要用到罗马时期的医学家盖伦作为主角的原型人物，大概是他作为医者的精神气质。就
如，《白色病》中的盖伦强调医术所为一种政治和道德的实践，似乎跟二千年前持柏拉图
主义世界观的盖伦互相呼应。此外，在历史上，盖伦的医学观由希波克拉底（
Hippocrates）影响，而希波克拉底是史上第一个能真正被叫作医者的人，这就不在话下
，另外，他也是第一个反对疾病为天谴或超自然力量所致的人。这似乎也符合了《白色病
》中盖伦的形象。
在表面上看来，《白色病》中盖伦似乎违背了希波克拉底誓词（Hippocratic Oath）中所
提及，救济所有病人的医者品德，就此，恰佩克甚至要至信当时国内的医生们，澄清剧中
的医生并无所指。[3] 但细读誓词中的一句：“无论何适何遇，逢男或女，民人奴隶，余
之唯一目的，为病家谋福，并检点吾身，不为种种堕落害人之败行，尤不为诱奸之事。”
或会发现，所谓医德，本来就超越了纯粹的救济精神。那么以医术作为解救人类的手段，
在一个角度看来似乎亦无不可。正如恰佩克又说过：
这个剧本的想法来自我的一个医生朋友：伊日．大众特卡（Ji술Foustka）医生。那个
主意是，一位医生发现了一种可以消灭恶性肿瘤的新射线。他在它们身上找到了死亡的光
芒，在它们的帮助下，他同时成为了独裁者和这个世界不祥的救世主。 一个掌握人类命
运的医生。这个的想法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记忆中。[4]
其实，恰佩克的父亲也是一名优秀的医生；除了医事，他还是社会的活跃份子。恰佩克甚
至会称他为“世代民族觉醒的好例子。”[5] 可见他对恰佩克的影响。此外，经历了第一
次世界大战，恰佩克就特别痛恨战争，认为所有人都只会是战争输家。[6] 因此，恰佩克
才会在《白色病》的序言里说：“战后人类最鲜明的特征之一，就是人性的退却。 这个
词象征了对生命和人权的虔诚尊重，对自由与和平的热爱，对真理与正义的追求，以及其
它在欧洲传统意义之下，作为人类进化目的而保留至今的道德假设。 ”[7]
正如鲁迅会认为，只有医治人民的心才能真正救国，继而弃医从文。就此，恰佩克似乎持
一种相反的看法，认为假如一个医生能掌握独有的医术，便能为世界带来和平。但又细看
两者，又会发现两人好像在走近似的路……
＊ ＊ ＊ ＊ ＊
由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的《十日谈》（Decameron），到莎士比亚的剧作，瘟
疫都会被指为神对人的惩罚，这似乎已经是过度普遍化的剧情。但当台上出现一个满面瘟
疹的角色，不仅有对当十足的戏剧效果，还有引申的道德含意。[8] 《白色病》的第一幕
正是讲述求神打救的三个病人；但可以说，恰佩克想要反对这种带神学色彩的剧场美学观
。
罗马时期的神学美学家圣奥古斯丁（Saint Augustine）就很反对剧场，在《上帝之城》
（City of God），他就曾把剧场跟瘟疫作类比，认为剧场损害一个人的心灵，就如瘟疫
损坏一个人的器官（这自然是剧场作为罗马神话的展现有关）。[9]
圣奥古斯丁的这个说法，在表面看来好像就纯粹是反剧场；但认真细读他的想法，会发现
把剧场比作瘟疫实在是有挑战核心权力的意味──他反对剧场，真正的用意是批评罗马神
话的世界观。正如，恰佩克偏要以瘟疫作为《白色病》的主题，要的是同时批评于欧洲核
心的基督教价值，和当时新兴起的法西斯主义。
于这点上，似乎要沿着法国戏剧理论家安托南．阿尔托（Antonin Artaud）的文章，〈剧
场与瘟疫〉（The Theater and the Plague）细说……
注释
[1] B.R. Bradbrook, Karel Capek: In Pursuit of Truth Tolerance And Trust,
(Sussex Academic Press, 1998), pp. 69–71.
[2] Thomas Mann, Letters of Thomas Mann, 1889-1955,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pp. 129–221.
[3] 参考 B.R. Bradbrook, Karel Capek: In Pursuit of Truth Tolerance And
Trust, (Sussex Academic Press, 1998), p. 68.
[4] Karel pek, Renata Flint and Robert M. Philmus, “Preface to “Bílá
Nemoc”,” Science Fiction Studies, Vol. 28, No. 1 (Mar., 2001), p. 2.
[5] 参考Thomas Ort, Art and Life in Modernist Prague: Karel Capek and His
Generation, 1911-1938.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p. 19.
[6] Ibid., p. 104.
[7] Karel pek, Renata Flint and Robert M. Philmus, “Preface to “Bílá
Nemoc”,” Science Fiction Studies, Vol. 28, No. 1 (Mar., 2001), p. 2.
[8] 参考 Louis F. Qualtiere & William W. E. Sllights “Contagion and Blame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The Case of the French Pox,” In Literature and
medicine 22(1), (2003), p. 20.
[9] Saint Augustine, City of God, Book I: 33.
标签：Karel pek, The White Disease, 卡雷尔．恰佩克, 捷克文学, 瘟疫, 白色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