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周报》翻译文学也要转型正义——赖慈芸扮柯南打开乱世黑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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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记者蓝祖蔚 整理◎记者杨媛婷 摄影◎记者廖振辉
译者名姓有玄机《飘》傅东华夺姓改名50次
问：妳的“翻译侦探事务所”是一本奇书，对文学或对翻译作品略有涉猎的人，都会被你
挖出来的真相看得目瞪口呆，妳好像是一名侦探，上穷碧落下黄泉般揭开台湾翻译史的荒
谬面纱，更特别的是妳总在一般人不会起疑的地方切入，揭发隐藏背后的秘密，妳是怎么
从学者走向侦探这条路？
答：
我1994年读翻译所硕士班的时候，因为和同学要合作撰写台湾翻译史，翻查资料时就发现
经典文学如《简爱》、《咆哮山庄》的翻译都有问题，明明就是同一本译本，译者的名字
却不同，简直像是个包藏无限秘密的大黑洞，这实在太有趣了，为什么过去都没人发现或
讨论呢？
左派文人不改名难上市
一部分的原因确实跟政治有关，1949年后，有些翻译者并没有来台湾，而留在中国，曾经
翻译《飘》的著名译者傅东华就是如此，使得他流通在台湾的译本，就不得不涂改译者的
名字，傅后来在文革期间被斗死，他的译作一度在台湾与中国都遭遇到不幸对待，我有一
位学生专攻《飘》的译本研究，总共找到50几个版本都是抄袭傅东华译本，但译者名字却
付之阙如。不挂名的译本背后就有血泪故事。
但来到台湾的译者同样会受到政治牵连，例如翻译《红与黑》与《冰岛渔夫》的黎烈文，
就因为过去曾和偏左派文人往来密切，受到当局监视控管。
另外，早年还没有著作权概念，像是曾经风靡一时的罗曼史小说，很多出版社都是拿到书
后，直接拆成两三落，请不同人抢译，很快就可以上市。后来要付版税后，利润太低，罗
曼史出版锐减，间接促成本土罗曼史崛起。
皇冠早年翻译了许多外国文学，其实都未获授权就自行翻译，畅销的史蒂芬．金的小说就
曾遭大幅删减，著作权法实施后，皇冠重新和作者谈版权，作家当然要求把删掉的统统加
回去。简单来说，那时候台湾的翻译市场就是一笔糊涂帐。
老蒋“匡正”福音 加油添醋版带进棺材
问：“翻译侦探事务所”中，最神奇的发现就是蒋介石带进棺材中的《荒漠甘泉》的版本
，竟然和原版的基督教灵修书《荒漠甘泉》出入极大，译者是在新闻局工作的王家棫，文
稿则经蒋介石“亲自核阅”与“匡正”，因此出现了把约翰福音的耶稣说：“在世上，你
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简化成“我已战胜了世界”。还加油添
醋多了“世界是一个大战场，人生在世，就是在这战场上，度著战争生活”的注解。想像
一下张学良和李国鼎等名人都要根据蒋版写心得，老蒋的洗脑本事还真惊人！另外，妳也
对取自《圣经》经文的歌曲《爱的真谛》：“爱是不做害羞的事”提出异议，为什么对圣
经题材这么敏感？挖出这么多真相？
答：我从小就读的就是以《圣经》做为品格教导原则的奎山小学，每天都要背诵《圣经》
，只要念到：“爱是不做‘害羞’的事”时，男生都会怪模怪样地挤眉弄眼，老师也跳过
这句不讲害羞的事究竟是什么事，便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后来才知道普遍流传的中译本《
圣经》是1906年传教士翻译的“和合本”，年代久远，难免出现“爱是不做害羞的事”这
类奇特难懂的句子，但究其原文，如《中文新译本》是译作“不做失礼的事”，《现代中
文译本》更译为“不做鲁莽的事”，这样翻或许就不会让年轻人大呼小叫了，虽然希伯来
原文略微指涉到一点男女情事。
《荒漠甘泉》则是有次我在旧书店看到王家棫的译本，里面对原文有非常大的改动，书中
引述的经文跟我过去读的《圣经》都不同，很意外，经过考究后发现经由老蒋审定的《荒
》一度是军方极重视的思想教材，将军都要拜读，而且版本内页还注明退伍后得要回收，
显然老蒋是借由宗教手段，洗脑军人，而且老蒋不但指定张学良研读，还要写下读后心得
。直到今天，台湾仍流通两种版本的《荒漠甘泉》，一个是蒋家版，另一个则是非蒋版。
耿济之？汪炳焜？《罪与罚》到底谁翻的？
问：为了做翻译研究，得接触许多珍本、孤本、绝本，妳怎么形容自己跟这些旧书接触的
日常？
答：
一切都因为兴趣。我在旧书店遇见这些书时，常在想这本书是如何辗转来到这里？有过什
么前世今生的传奇？有些旧书上面会留有书主购藏日期的签名，例如“1949年购于上海”
，书的身世就跃然眼前：这些书当初跟着知识青年跨海来台，青年变老过世后，这些书辗
转卖到旧书店，等待新主人接手…。
后来有些小出版社拿到这些知识青年的书，去头截尾，做起无本生意，直接盗版印行这批
翻译作品，早年的志文和远景出版社都曾经做过这些事，这是当时出版社的常态，那时的
出版人将这种书称为“种子书”。
早年这种去头截尾的翻译书出版社，远景出版社创办人沈登恩可说是集大成的出版人，但
他并非起头者，而是很用心地将早年这些用劣质纸张潦草印刊的翻译书重新排版，并修掉
不合时宜的句子，最后活化成“世界文学全集”。这套1978年出版的套书极为畅销，也让
远景在台湾翻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我开始办译疑案时，第一套查的就是远景的翻译，因为这套书的译者很多都是用假名，或
是像《罪与罚》，远景再版时说是耿济之翻译的，其实不是，后来耿济之的外孙陈逸得知
这部《罪与罚》是外公译作时非常开心，以为是外公的遗作出土，便跟远景说要重出该版
，于是出版社在封面加上“耿济之原译，陈逸重译”字眼，看似一段佳话，可惜不是真的
。那本“耿济之”的译本，其实是上海启明“汪炳焜”的版本。
追查这些因为戒严时期特殊时空而错置的译作，我期待有出版社愿意出面承认，全面更改
书目，还原真相，毕竟解严至今超过30年，国家图书馆里建置的书目仍未更正，一错再错
的结果会让国内外学者研究出现问题或被误导，事实上这件事情我跟教育部反映多次，却
一直没有人愿意好好面对，改正错误。
就图书馆的专业伦理而言，如果这本书是抄的、假的、是冒名的，图书馆根本不该收，但
要把这些曾经流通的书统统都丢弃，也不切实际，这是戒严时期留到现在的历史共业，只
要公立图书馆愿意参考我们的研究更改书目，不就是出版界的转型正义吗？
4家翻译社老板都是更生人 白恐奇观
问：既然妳提到了转型正义，其实还原台湾翻译史隐姓埋名的历史也是重要工程，因为许
多翻译者都是白色恐怖时期受迫害的文人学者，妳认为转型正义也该还原这些受害文人的
身世吗？
答：这些文人当初受了政治上的冤屈，不过他们的译作本身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译作仍然
可以挂着他们自己的名字。不过我发现，台湾早期的4家翻译社老板都曾经入狱，这是放
眼全球翻译界都很罕见的文化奇观，我访问过这些老板，他们都说是因为出狱后找不到工
作，只好从事翻译，因为翻译是一条相对容易的就业路，用字卖钱，自己就能接案，少了
雇主要不要聘用政治犯的疑虑。
例如统一翻译社的老板方振渊是本省人，以日文翻译为主；国际翻译社的胡子丹是外省人
，专做英文翻译，胡先生的出版社还邀了许多绿岛的狱友一起翻译。话说回来，这些绿岛
的受难者也曾为《拾穗》月刊贡献不少力气。
创刊于1950年的《拾穗》是以翻译为主的杂志，主要成员都是高雄炼油厂的一群工程师，
当年是文艺青年很重视的一本杂志，我的学生到高雄查阅原始资料，发现后期很多翻译稿
件都是从绿岛寄出。
问：翻译是否讲求正确？抑或是有让译者自由发挥的余地，这部分的争议一直存在，甚至
像是前几年洪兰的译作便被学者抨击为超译，又加上现在翻译软件盛行，但翻译软件的译
文经常让人啼笑皆非，到底翻译该追求的是什么呢？
答：
揪出翻译错误的人一直都有，但我认为在讨论译作时，究竟是要把译作视为独立作品？抑
或只是服务原作的衍生性产品？翻译界一向有两派不同见解。有一派将译作视为独立的艺
术作品看待，这一派是少数，另一主流则是以原文为中心，信奉严复曾提出的翻译三原则
：“信达雅”。但我不喜欢“信达雅”的概念，因为它已化为翻译界的紧箍咒，我认为有
时过于忠实原文，对翻译的艺术性反而造成巨大伤害，翻译之所以无法取得艺术高度，就
是被“忠实”给绑死了。
翻译软件也是翻译界经常讨论的话题，例如AI兴起后，翻译工作是否会消失？这就像19世
纪发明相机时，很多画家担心是否就此失业，其实失业的只有人像画家，因为如果只是追
求形似，没有一位画家能超过相机，但是只要有自己的艺术诠释，这种画家是不会消失的
；如果翻译只是追求准确的话，随着AI愈来愈进步，数据库越来越完善，AI翻译是可以做
到非常精确的，现在大型翻译公司都有自己一套翻译AI软件，先经由软件翻译后，再由人
工校正就可完稿。
但是，即使AI再进步，翻译的文采跟诠释是不可能被机器取代的，我认为翻译就像是在演
绎一首古典音乐，作曲家是原著，译者就像是演奏家，翻译家用他的文笔与理解，就能在
作曲家的原谱中拉奏出不同的韵味，就像明明是同一首萧邦作品，不同的演奏家都会诠释
出不一样的萧邦，差别在于翻译不需要登台献技，而是像一位没有舞台的表演者。
《小亨利》来台开了口 世界文学简译版儿童不宜
问：妳做研究时曾指出，曾连载在《国语日报》的漫画《小亨利》里的对白是翻译者所加
，原本里面是没有任何对白的，妳看到《小亨利》原作的冲击，是对旧有世界的重新认识
，还是像闯进新的世界呢？又或是对很多人来说，熟悉的“小叮当”被正名为“哆啦A梦
”，但青春记忆里那只蓝色机器猫始终还是小叮当，这些也是另
一种乡愁吧？
答：
我发现它们都经过“加工”操作，不只《小亨利》，东方出版社早年出的许多儿童经典世
界名著等，都是从日本照搬过来，台湾孩童当年借由阅读这些经典形塑对外国的想像，其
实都受到日本文化的影响，换言之，我们想像的欧洲世界形貌是透过日本人的理解，我们
就这样毫不知情地接收过来，我问过日本学者，为什么要把世界名著“改写”给小孩看呢
？日本在60年代时就出现改革的呼声，主张小孩就看儿童文学即可，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
就非常反对这样的简写版，与其给小朋友一棵塑胶树，为何不带孩子走进文学森林里真正
捡一片叶子呢？但是台湾出版商，现在还是很爱将这些大块头的文学钜作改写成300页不
到的儿童文学版本，这些都是简译版，删改后和原著差距甚大，很多小朋友看完这些简译
本后，日后就不会想再看完整版译作，他们认知的世界与文学就有了残缺与遗憾，这也牵
涉到出版伦理的问题。
问：接下来的翻译任务是？
答：
我即将推出一本关于台湾翻译史的论文集，这本我主编的论文集要以台湾翻译史来证明台
湾跟中国的文化基因完全不同。
首先，台湾从1895年后就走上跟中国不同的道路，即使仍来往密切，但非常不同，举例来
说，中国编写的近代翻译史，会从晚清、五四、30年代、战后，最后再加一章台湾跟海外
，但台湾事实上根本没有经历五四运动，台湾翻译史的断代是从晚清、日本时代，再接国
民政府时期，台湾人的母语以河洛话、客语为主，和中国的北京话是不同的，例如伊索寓
言就有过台语译本，“老鼠开会”就译成了“鸟鼠会议”，例如“国王的新衣”最早的台
湾译本则是“某侯好衣”，早过中国的版本。
随着国民政府来台，台湾战后直接硬碰硬遇到曾经历五四运动的外省人，所以即使外省人
所占人口比例很少，但台湾出版界则多半由外省人主导，从作家到编剧都是，台湾因为没
有经历五四的白话文运动，译文的表现上就与中国译者不同，这些研究对台湾来说意义是
比较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