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战文字要写得漂亮是一门艺术。论战的起因来自观点的拒绝。拒绝观点的途径往往有两
种，一是反对背后哲学默认，二是对个别观点或结论做细部诘辩。前者就暂且称大框架，
后者称小框架，最好的论战文字除了是大框架包覆小框架，战得酣畅淋漓之外，文章本身
的文采也非常重要。多的是那种干巴巴一个一个论点小鼻子小眼睛挑出来面对面的论战文
章，因为这样穿上理性的外衣让他们觉得自己吵架也很庄严，但旁人其实看的蛮无聊的（
最佳范例可参考陈芳明和陈映真的台湾新文学史之战）。全身长满不羁孢子巴特怎么可能
接受这种写法，当然是要酸度全开、嘲笑满点、以其人之讽还讽其人之身这样才行。这本
《批评与真实》可谓是学术论战美妙的经典代表作。
巴特所战者何？是1965年一场发生在法国，关乎文学批评应该要怎么做才是对的的论战，
巴特说，与其说它是“新旧对立”，倒不如说是（传统力量）“禁止犯上违禁”。
巴特说，二战之后“我们的古典文学接触了新哲学”，所以把从蒙田到普鲁斯特的作家再
拿出来筛过一遍，用新的哲学眼光“做一定程度的重新评价”，因为用了不同的哲学观点
，一般被称作“新批评”（按：不是文本自身意义充盈的那个新批评，而是批评同时是
再创作的法国多属的文学批评法）。但是到1965年，某部份针对巴特的《论拉辛》的情况
下，突然有人指控这个运动是“冒充的运动”，集团性的发文，然后用词异常激烈，巴特
非常忠实地引用了几个来自于法国高等学院的文学教授的“形象的有礼貌的责难”：“荒
谬的武器”、“戳穿难看的羊皮袋”、“精神的诈骗”、“拧死新批评，把一些骗子干净
俐落地斩首，包括巴特，把头头拴住，一把拉下”、“这种语言的病态特性”、“谬误推
理大全”、“蠢话”、“没落官僚的细腻”、“充满反客观主义的罪恶”。
巴特说这种“赤裸裸的反动”之所以认为自己有权把新批评给“处决”的基本理由来自于
他们不容许“语言可以谈论语言”，因为一旦如此，则语言的语言又会成为一个新的问题
，如此一来，他们去“判定”文学作品好坏的评判官角色就会从舞台上被取消，是以，“
在文学的王国中，批评家正‘保持’着警察般的作用”，“用一种狭隘的法规加以约束”
批评方法。
这种狭隘法规的思想资源来自于亚里斯多德发明的“拟真论”，巴特说亚氏由拟真论“建
立了一种大众美学”，因为“这种拟真不是注定等于已然（源于历史）或必然（源于科学
），而只相等于大众的认可”。它不以“宣布原则来表现自己”，而只是强调“自然如此
”。
在这种信仰拟真论的基础上长起的批评教条有三项，第一项是客观性，第二项是品味，第
三项是明晰性。
“客观性”的前提是，“文学作品有一‘事实’可循”，狂骂新批评的比卡（Raymond
Picard）说只要按照着‘语言的准确性、心理统一的蕴涵和体裁结构的强制性’分别进行
分析就可以。所以当我们无法解读一个词放在文学文本中的涵义的时候，就去查字典；当
我们无法解读这个故事而以会被设计成如此发生时，就去参照作者生平；当我们不知道该
用什么路径分析时，先把文本判别为诗还是散文诗就可以找到方向。巴特说，字典里面用
语言来说明语言，这表示前者（语言）不过是后者（语言）的另一种素材，它们本身就已
经是被诠释的了，充满著不确定性，所以若要依赖著《古典法文语法》进行批评，那可能
还必须先对《古典法文语法》作一彻底的分析才有可能。在心理统一性的状态也如此，我
们用“在学校时所得到的有关拉辛、康乃依等人的知识”来决定拉辛和康乃依的形象，巴
特说这是：“多美的重言反复！”。
在巴特，之所以举出“客观性”为标靶不是因为他认为文学批评不需要客观性、只要纯以
个人感受作判定便可，而是这种“客观性”是假的客观性，因为这种客观性选择的是“字
面上的符码（code）”，也就是说，他们用被给定意义的词和一切事物来作批评，但却从
来不曾考虑过词和一切事物的本身或是被给定的过程是否就带有问题，这是第一个层次；
第二个层次则是读法上的：“问题是人们有没有权利在字面意义外，读到与本义无违的其
他意义”。这两个层次是实证论根基永远无法稳固的最大原因。
巴特认为文学之所以是文学，是因为它尚未麻木，它利用语言对人生难以忍受的平庸处境
不断进行评论与描写，语言使“平常的关系化为基本关系，又使基本关系化为议论纷纷”
的关系，于是人生的多义由此可展现。但这种假客观的实证批评会把文本庸俗化，因为它
拒绝议论纷纷、拒绝更多潜在可能，固守本有（且充满该被检讨的默认的）意义，以至于
不断的产出同义反复的学术产物，这种“独特”的批评美学，“使生命哑口无言，并且使
作品变得毫无意义”。
巴特说论完客观性之后，其他的戒律又更等而下之了，这等而下之的第一个候选者是“品
味”。“品味其实就是不准说话”，巴特如是说。更精确的说法是：“不准其它价值说话
”。在法国，文学批评应该只以“单一价值”为对象，这个单一价值可能是“德与美的共
同仆役”、“美与善的方便的旋转门”－－一切能够激励人类正向思考、合乎真善美标准
的品味。巴特举了旧批评理解的精神分析形象为例，那是以人体的古老分类法为标准作支
撑的：上部是头部，属于高尚的外型；下部是生殖部，当新批评开始认真对待下部问题的
时候，旧批评认为如此“人们就冒着一个不能分辨‘钻石’与‘石头’的危险”，亦即，
“有意识的思想”仍然高过于“直接和基本”，而这是将“未经证明的判断作为证明议题
论据的错误”。是以旧批评看起来虽是务实，但其实都是在为“抽象”服务；新批评看起
来抽象，但“其实探讨实质和实物”－－实际的下部问题。
“明晰性”是批评拟真的最后一项审查。若只专指批评手段，那么它意味着某种语言被禁
止于批评殿堂之外，只有穿着“明晰性”罩袍的才被允许进入。但巴特讨论这个问题时将
它放到了更大的“政治语言”的框架当中，明晰性不仅在文学批评使用的语言被要求，更
在整个法语的使用
中被强调。为了维持明晰性，所要做的就是把“混浊性”的语言、词汇进行清除、禁止、
淘汰和保存与否。巴特认为不让新词诞生，是一种“民族病态”，意味着渴望净化、维持
纯度，“拒绝思想界的新词新义”，而这是一种“守丧行为”，因为它拒绝新血的诞生。
对我们可能会大做文章的“权力把持语言”的这点，巴特只是轻轻地带过，他把力气更多
地放在“批评圈禁止外来语引入，好由此达到普遍性的语言尊严”的特殊现象。这种普遍
性其实也是一种假普遍，因为只在批评圈里使用，一旦批评圈遇到不循集团规则的语言，
就立刻将其判为“无用、病态、空洞”：“为什么不能简单明了的说呢？”这是旧批评常
对新批评提出的要求（也是很多台湾读者对于艰涩作品的要求）。巴特的答复是：“因为
书写就是组织世界，也就是思考”，用另外一种语言书写也就代表着用另外一种语言思考
，这个作为表达形式的语言是不能随意取消的，它们或许可以通译，但不能被简化。
巴特说，书写当然有其明晰性，但不是旧批评这种把字词意义简单作为特色的明晰，而是
书写本身就是明晰的，如马拉美的《墨水瓶之夜》，里面诚实地说出了书写者“欲求的一
切”。巴特说“写作并不是藉著一种媒介与一切可能的读者订定一种容易的关系，而是与
我们的语言本身订定一种艰难的关系：一个作家应该主要对言语及其自身的真实负责，而
不是主要对《法国民族》或《世界报》的批判负责。”所以艰深的字词、晦涩的文句、陌
生的语法的使用权需要被捍卫，拒绝旧批评的明晰性要求，并不是为了要维护自己的“行
话”以作为技术高超的标榜，而是为了维护“书写和语言本身的艰难关系”的正当权利。
客观性、品味和明晰性，三个旧批评的教条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这是巴特最后一节的结
论：“说示无能”。关于文学是什么、文学可能是什么、文学可以是什么、文学……的所
有问题，旧批评都拒绝面对，他们只愿意不断复诵“文学就是文学”的重言反复。巴特说
，旧批评要维护的“似乎只是一种纯美学的特质，因为它要保护作品的绝对价值，不为任
何卑下的‘别的东西’所亵渎，无论历史也好，心灵的底层也罢；它所要的并不是复合的
作品，而是纯粹的作品，隔断一切世界和欲望的连系。这是一种纯粹属于道德范畴中腼腆
的结构主义模式”。“文学就是文学”，因为没有其它可说的，最终通往的不是沉默就是
瞎说。除了正确意义的监督权之外，他们什么也不剩。
因为不愿意承担多重语言的风险，使得旧批评注定要从文学批评的国度宣告失败并退出。
因为旧批评“把字面意义看成绝对王国”，但是文学或可有字面意义和象征意义两种，“
不能感知或支配象征”的旧批评，患了一种语言分析上的“说示无能”的毛病。巴特认为
“若要根据文本的组成去研究它的本身，那么不可能不在一个较大范围内提出的象征性阅
读”，那么无法从象征意义上捕捉文学的可能性的旧批评的失败是可以想见的。文学文本
永远有超出它之外的东西，所以其之意义永远是可以再被重论的，只要其使用的语言逻辑
自足。然而旧批评剥夺了“象征也可以有它自己的权利”，拒绝再写文学、也拒绝再写文
学史，拒绝所有一切别的东西的同时，它们也被所有东西拒绝。
这本书分为一部二部，一部谈的是我们不要什么，二部谈的是我们该要什么、怎么要，一
部到此结束。巴特这篇文章精妙在于，他一改自己随兴所至的浪荡写法，按照着旧批评的
要求写出了符合“客观性”、“明晰性”的讨论文章，当然也是非常有“品味”的，因为
传达了捍卫正确方法的意念。如果真像他说，用另外一种语言书写就是用另外一种语言思
考，那么他毋宁是在向旧批评展示：“两种语言都可以使用自如的高层次”，用一种非常
挑衅的姿态，透透过精准的其人之道说明了其人之道之不可行，文章本身就是一个吊诡。
至于他使用的那些可爱的讪笑和讽刺就不用多说了，巴特的思绪过度灵活，寓教于酸向来
是他的擅长把戏。至于他所攻击的旧批评，在台湾的文学批评界似乎也到处都是，不过在
批评这些批评之前，我也好奇谁能像巴特那样写出那种《论拉辛》？巴特感觉是不能学的
那一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