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十几年前写着玩的，如果对巴西联赛和巴西足球有兴趣的话可以看看，可以略知巴西
的足球文化
“你可以更换妻子，但是你不能更换你的妈妈和你的足球俱乐部” [巴西俗
语]
有一篇很有趣的文章叫做《怎样成为卡里奥卡人》，在这篇文章里，普里斯希
拉·安·戈斯林描述了里约热内卢的足球迷：“每一个卡里奥卡人都有一个热衷的
足球俱乐部，如果你是一个真真正正的卡里奥卡人，那么你的足球俱乐部不外乎是
弗拉门戈、博塔弗戈和弗卢米嫩塞其中之一，根据你支持哪支球队，你会常常被称
作Flamenguista, Botaguense或者Tricolor，意思分别是弗拉门戈、博塔弗戈和弗
卢米嫩塞球迷。你必须珍爱你的球队，只有对你母亲的爱能超过这种珍爱，对待球
队必须要比对待配偶还要忠诚！因此，一旦你选择了一支球队，在你一生之中都会
看不起另外两支。如果你的球队以外的一支球队和圣保罗球队比赛，比如说，在巴
西锦标赛的决赛里，那么你会当作这件事从没发生一样。不论在任何情况下，一个
真正的卡里奥卡人只承认有自己的球队存在。”
这里没有提到里约热内卢的另外一支球队瓦斯科·达·伽马，这是因为瓦斯科
被看作是葡萄牙人的球队，那么vascaíno自然也就不会被看作是真正的卡里奥卡
人了。在这段引言里还有一个尚待解决的疑问：作为一个卡里奥卡人，怎样选择自
己支持的球队呢？这里面是不是包含了社会、心理、经济甚至是政治的因素呢？在
巴西人的生活中足球运动被赋予了中心地位，这并不是轻佻的选择，在托尼·曼森
的《足球在南美——人类的激情》一文中，他写到：
“激情这个词甚至用来描述南美足球的皮毛都是不够的，激情的意思是‘强烈
的，占据支配地位的，无法抗拒的情感和感觉’，充满热情比热心要强烈的多，这
意味着“热烈的渴望”或者是狂热的投入这种爱当中。在南美不难找到对于足球的
这种仍在扩展的激情。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蒙得维地亚、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这样
的大城市尤为突出。足球在阿根廷、巴西和乌拉圭，并不是建立在城市之间的球队
比赛基础之上的，而是根植于同城对手的竞争当中。少量的同城竞争者参加的城市
联赛占据统治地位，这种比赛在英国被称作“乡土德比”。在蒙得维地亚，是民族
队和佩那罗尔队，在圣保罗，是科林蒂安、意大利竞技场（帕尔梅拉斯）、圣保罗
和葡萄牙人；在里约，是弗拉门戈、弗卢米嫩塞、博塔弗戈和瓦斯科·达·伽马，
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比赛则在传统五强之间展开,他们是竞技、独立、圣洛伦佐、
青年（博卡）和拉普拉塔河（河床）……”
选择支持一家足球俱乐部是具有实际意义的，根据T·巴的《足球隐约体现出
拉丁美洲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变革》一文，对于拉丁美洲足球的政治、经济和文化
作用可以作出如下概括：
“作为维实现国家稳定的途径，作为被政客和军人熟练操控的竞技场，作为一
种政治手段，经济晴雨表和文化精髓，他被用来防止工人阶级和普通民众的政治自
觉和起义，这种潜在的危险是确实存在的。统治者感到这一点，因此力图营造一种
心理和文化环境上的社会变革，作为个人和集体身体和精神力量的结合与展示——
拉丁美洲足球成为占据统治地位的文化现象。特别是在职业球员这一级，足球被看
作民族主义的体现，独裁者、各种阶级的代表、持不同政见者用政治、军事、经济
和文化的手段来操纵这一运动的发展。”
以这种想法为指导，足球俱乐部开始出现变化，毛里奇·德尔·波戈在《不要
停止狂欢：足球在拉美社会》这篇小品文中写道：
“在本世纪早期，很多老式的组织机构——不只是足球俱乐部，包括工业资本
家等拉丁美洲的精英阶层在内，开始尝试改变与工人阶级的关系。资本家提供资金
和保护，给足球俱乐部提供贷款，建立本地的足球队。有时候是另一种情况，管理
者们鼓励工厂工人建立工厂足球俱乐部，以培养工人对于工厂的忠诚。另一方面也
把工人的注意力从动荡的工业经济现实中转移开来。在足球运动中，富人阶层和普
通民众的早期关系，可以看作是拉丁美洲足球对立性如此明确的主要原因之一：足
球就是统治阶级给以民众的鸦片！是控制人民的手段！是用来维系不稳定的种族对
立和复杂的政治环境的粘合剂。”
托尼·曼森的《足球在南美——人类的激情》一文接下来写到：
“俱乐部表现出一种独特的邻里关系，有时也成为社会差别的戏剧化表现方式
，当河床队把自己的根据地迁出博卡区的时候，以此为例，博卡-河床之间的比赛
立即演变成富人和穷人对立的代表。在里约也有类似情况，弗卢米嫩塞与旧时代的
显赫家族存在着联系，弗拉门戈则是穷人和黑人的球队，瓦斯科·达·伽马受到葡
萄牙移民和他们的巴西土生后代支持，而博塔佛戈则吸引了现代中产阶级。在圣保
罗，移民占人口的比例更高，帕尔梅拉斯仍然受到意大利人和他们的后裔追随，圣
保罗和科林蒂安分别代表中等阶层和下层社会，当然这种界限分明的情况不会永远
维持下去，弗卢米嫩塞显然得到了那些认同这一受到富人阶层支持的俱乐部的工人
的支持。随着时间的流逝，俱乐部的成功与球星的表演也吸引著球迷。”
路易斯·科斯塔-利马曾经在《巴西足球与社会》一文中这样叙述巴西足球俱
乐部的历史：
“……最初的巴西足球，不过是下层社会的家庭游戏和外来移民通常是英国人
的业余消遣，平民和有色人种受到歧视，位于社会的最底层。最早从事足球训练的
私人俱乐部是圣保罗竞技俱乐部（1888），麦肯齐大学体育协会（1898），国际体
育俱乐部（1899），日耳曼尼亚体育俱乐部（1899）和保利斯塔人竞技俱乐部（
1900），这都是富人俱乐部，只有上流社会的富家子弟才有机会进入。当时巴西主
流社会存在严重的种族歧视，有色人种被禁止踢足球，所以巴西足球历史上最初是
以白人球员为主这一现象，实际上是巴西社会现实的产物。这一时期被称为“白人
社会”是极其恰当的。当然也有例外，即不管一个人的肤色如何，如果他出身名门
旺族，也有可能得到社会的接受。费尔霍曾记载了这样一件事：“雅金·佩德罗，
保利斯塔人队的左边锋（据说他是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左边锋），他是一个黑人，
来自普拉多家族的旁系。如果一名像他这样的球员转会来到里约，他会被大俱乐部
如弗卢米嫩塞欣然接受。雅金·佩德罗是一名黑人，但是他来自于一个高贵的家族
，他是个富翁并且时常在贵族圈子里出入。”这个例子显示的是，肤色问题并不能
阻碍一个人成为特权阶层！巴西社会更为复杂，其种族问题可能比美国更为伪善！
只有当你意识到这样一个社会现象时，你才会意识到种族歧视的存在：大多数有色
人种从事的是低贱的工作，“有色人种通常在这样的工作里比较出色：擦皮鞋的、
搬运工、清洁工、守夜人、电车司机、厨师、铁路系统下层员工或者类似的工作，
工资待遇和社会地位都很低。”
但是很快的，白人的特权就以一种偶然和令人惊讶的方式冰消雪融了！1904年
，一家纺织工厂的工程师和部门经理建立了班古竞技俱乐部，由于最初俱乐部的会
员不够组成两支球队，在他们为了人数不足而苦恼时，车间经理罗森费尔德讲述了
这样一个传闻：“当英国纺织商在俄国开设工厂时，他们教工人们踢足球，调动他
们的工作积极性和培养团队精神。”事实是班古俱乐部成为巴西第一支接纳工人阶
级会员的足球俱乐部。确实，有色球员并没有威胁白人球员的特殊地位：“那些工
人们，有白人也有黑人，他们和雇主在一起踢球，但是在工厂里他们的地位既没有
上升也没有下降；还是和原来一样。”班古的这一先例打开了一扇大门，短期内巴
西足球历史就将迎来一次大的变革。即使在距离里约热内卢很远，远离私立学校的
农场和村庄里，班古俱乐部仍然刺激了大量的有色人种投身足球运动。尽管踢足球
还不能被看作是一种职业，我们看到班古的这种做法很快被其他一些俱乐部效仿，
确实给有色人种带来了一些境遇上的改变：“在训练日当天，工人球员可以得到一
张特殊证明，凭借这张证明他可以早早离开工厂并且不会失去这一天的薪水。”很
快那些活动圈子很小的，仅限于上流社会和中产阶级的俱乐部，开始放弃他们的排
他性。很多足球俱乐部在普通人中间发展，他们甚至只能踢自制的简陋足球，大俱
乐部和小俱乐部出现了明显的差别。在早期的里约，大俱乐部有弗卢米嫩塞、博塔
弗戈和弗拉门戈，他们仍然坚持仅招收白人球员的传统。小俱乐部大多位于里约南
部郊区。在二十世纪的最初十年，足球已经成为参与者广泛的运动并且在报纸上占
据了大量版面，但是他在普通人中间的普及，并没有使得大俱乐部感到害怕，“弗
卢米嫩塞和博塔弗戈没有看到足球日益普及给他们带来的威胁，昂贵的足球场和简
陋的梯田是有差别的，一切都是完全隔离的，想要进入弗卢米嫩塞和博塔弗戈这样
的俱乐部仅仅靠球踢得好是不够的，那还不如出身于一个好的家庭！”
在19世纪，航海运动是巴西上层人士的主要户外娱乐，但到了20世纪的头几年
，随着现代足球运动被英国人带到了巴西，于是许多航海俱乐部以及相关的体育俱
乐部中都纷纷成立了足球部。
“……当足球的声望超过赛艇，这就对那些白人在体育组织里的特权构成威胁
。一些大的俱乐部开始作出各种各样的限制措施来维护白人的特殊地位，首都体育
部是当时里约足球的管理机构，规定足球队员必须会读会写，并且制定了相关的法
规和考试措施。第二项措施与职业化发展有关，如果想要雇佣有色人种和穷人当运
动员，那么他们就不得不忍受更多的歧视性政策，比如得不到旅行补贴，赢球奖金
受到削减，甚至还常常受到欺骗。但是很多小球队认为，即使雇佣白人球员，所带
来的好处也是可有可无的，于是他们对于体育部雇用白人球员的建议骄傲的予以拒
绝。然而，建立在穷人运动员基础上的俱乐部，其所需要的经济基础，同样得到了
满足，这在里约的一家年轻的俱乐部：瓦斯科·达·伽马的成长过程中得到证明，
他们并不属于传统大俱乐部的圈子，他是由里约热内卢的葡萄牙移民创建的，俱乐
部的所有者大都是商人，为了对抗州政府的歧视，他们把俱乐部的球员注册为食品
店、杂货店的工人和农场的农民，让他们顺利的参加瓦斯科的训练，这样看上去他
们并不是瓦斯科的职业球员，只是作为业余球员参加比赛而已。这种做法取得了成
功，在他们这样做的第一年就得到了州冠军。过了几年，首都业余体育协会成立，
他的第一项决定就是把瓦斯科开除出州锦标赛，对外宣称的原因是瓦斯科没有自己
的体育场，1926年，在葡萄牙移民的帮助下，瓦斯科建成了自己的体育场，从而使
得这项禁令失去了效力，不过，这一年的冠军仍然被另一家小球队圣·科里斯托弗
队夺得。”
弗拉门戈于1911年组建了独立的足球俱乐部，后来与卡里奥卡人联合起来，这
些人都是里约的居民，绝大多数都是黑人，甚至其中一半以上的人是刚刚得到解放
的奴隶。上层人士在足坛的霸主地位一直延续到了20年代，此后社会下层的人，尤
其是黑人渐渐取而代之，成为巴西足球的中坚力量，特别是弗卢米嫩塞队，他们在
50年代以前一直不同黑人球员签约，以期保有其社会威望。即使在该队开始和黑人
球员签约以后，也不让他们参与俱乐部中较为高雅的社交活动，这种对社会下层球
员，特别是黑人们的家长式作风一直延续至今。
1921年在阿根廷举办的南美足球冠军杯赛上，巴西总统曾经拒绝批准黑人代表
巴西上场参赛，当时曾经有一位黑白混血儿卡洛斯·阿尔贝托，他在球队中的队友
并不在意，但是观众却不这么认为，于是这位球员每到上场前都要用大米粉涂在脸
上遮盖肤色。美洲足球队曾经和一名黑人签约，结果9名高层成员离开了俱乐部表
示抗议，但是这一次球队站在了黑人一边，而这位黑人发现压力太大而最终离开了
球队。直到1929年，这种现象才渐渐有了转变，黑人也成为了巴西足球称霸世界足
坛的中流砥柱。
由于在这些足球俱乐部发展中存在的种种历史因素，人们选择所支持的俱乐部
，确实受到种种限制。
珍妮特·列维尔在《足球疯狂：巴西对于世界第一运动的激情》一书中对里约
热内卢的足球俱乐部的现实作出详细分析：
里约热内卢为我们研究巴西足球俱乐部的运营方式和他们是怎样代表界限分明
的社会阶层提供了一个实例，里约的十二家足球俱乐部把这个都市为数众多的人口
分割成了一个个小的群体，球迷们在足球场上相互对峙，充满了对抗性和忌妒心里
，这里面包含的是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矛盾！
里约大多数人支持的是弗拉门戈俱乐部；它的象征是一只黑秃鹫，对于球队的
忠诚会随着球队的成绩发生变动，但是大概有三分之一里约人发誓效忠弗拉门戈。
比其他任何球队都要多得多！据说在弗拉门戈队比赛之前，为他们举行的祈祷仪式
比其他任何球队都要多。弗拉门戈是巴西最著名的俱乐部，即使在遥远的亚马逊印
第安地区，弗拉门戈的队服也是畅销不衰。外地来的移居者来到里约之后，也常常
选择支持弗拉门戈队，因为他们在家乡就已经对他的大名如雷贯耳，这使得他基于
城市贫民的支持群体大大增长！
弗拉门戈拥有六万五千名持卡会员（拥有俱乐部选举权，在巴西只有圣保罗市
的科林蒂安的十五万人比他多），但是它的球迷数量有上千万，由于他们数量众多
，在胜利后喜欢自我吹嘘，在招收新球迷时充满热情，他们常常受到竞争对手球迷
的轻蔑。无论如何，他们以其出了名的对于球队的忠诚心和彼此之间的兄弟情谊受
到人们尊敬。甚至有弗拉门戈球迷声称自己只和弗拉门戈球迷做生意。还有一个海
滩所有者在一场重要比赛前宣称，只要人们公开自己是一个弗拉门戈球迷，他就给
他们打折扣，当然我认为他更多的是出于商业角度考虑。有这样一个广为流行的传
说故事，在巴西很多人对此确信不疑：有一个富翁被强盗抢走了所有财产，后来强
盗在它的皮夹子里发现了一张弗拉门戈俱乐部会员证，立刻归还了全部所得！
弗拉门戈最大的敌人，弗卢米嫩塞，被认为是社会精英阶层的球队，在这个城
市拥有数量第二多的球迷，这支球队的呢称是“白面”，指的是旧时代的贵族政府
用来装点门面的白色颜料。 尽管两支球队都从下层民众当中汲取球员，人们希望
弗拉门戈球员更加粗暴，而弗卢米嫩塞球员被强加以绅士风度以继承球队的传统。
下面的这一事实最恰当的反映了弗卢米嫩塞的社会特性：他是巴西少数对会员
资格做出限制的俱乐部之一。与其说是足球俱乐部，更像是一个排外的乡村俱乐部
，弗卢米嫩赛对申请人严格筛选，俱乐部认为不合格的人员名单包括：罪犯，传染
病患者，残疾人，除非是战争中受伤的军人或为俱乐部工作而致残的人，弗卢米嫩
塞甚至对自己的队员也作出限制，尽管他们在球场上受到尊敬，仍然被看作“雇员
”而不能参加大部分官方社交活动！
考虑到弗卢米嫩塞是世界上对会员审查最严格的足球俱乐部，弗卢米嫩赛成为
里约两支从政府得到经济资助的俱乐部之一。在市中心的一座茂盛的花园环绕的，
白灰涂刷的红顶大楼是他的总部，弗卢米嫩塞还拥有一座两万五千人的体育场，设
施完备的健身房和容纳两千名观众的网球中心，三个游泳池，蒸汽浴室，气枪打靶
场，在那座美丽的俱乐部大楼里有着行政办公室，图书馆，荣誉陈列室，酒吧，餐
厅和舞厅。
瓦斯科·达·伽马代表着这个城市中大量葡萄牙移民和他们的后代的社区的利
益，这支球队在葡萄牙也很有名，很多国外移民一到达里约就加入这支球队，这支
俱乐部努力做好社会工作，与那些单身移民保持接触，帮助他们融入里约的葡萄牙
人社区，使得俱乐部的新成员备感安心，瓦斯科现在是巴西最有钱的俱乐部之一，
俱乐部有两千万资产来自捐赠，那是来自葡萄牙社区中的有钱人，他拥有2000名以
上的“荣誉会员”平均每人拥有两万五千元俱乐部资产！
瓦斯科拥有六万名持卡会员，是里约第三大俱乐部，他曾经赢得过如此多的荣
誉所以也有很多非葡萄牙人成为他的球迷，在瓦斯科的场地上举行的狂欢节日典常
常能吸引十五万人参加，每周六晚上会有五千名青少年参加俱乐部组织的蹦迪舞会
，在弗拉门戈对瓦斯科的比赛之前，有两千名球迷观看球队训练，加上职业运动员
，瓦斯科俱乐部共拥有700名运动员！
博塔弗戈俱乐部是由大学生（一说中学生）建立的，球队位于里约富裕的博塔
弗戈区，球队得到了政治投资家的资助，完全以现代化的管理方式进行经营，博塔
弗戈仍然代表年轻人、文人学士、政客和暴发户的声音，博塔弗戈贡献过很多世界
杯球员，因此很多年轻人都喜欢这支球队，因为他们在电视上常常可以看到来自这
支球队的球员出现在世界杯上。瓦斯科、弗拉门戈、弗卢米嫩塞、博塔弗戈这些大
俱乐部都有着大约二百五十名雇员。从事各种管理、维护、后勤、会员服务和社会
公益事业。
2002年，TGI巴西这一机构对里约热内卢的1280名12至64岁的市民进行了采访
，结果显示，其中45.3%是弗拉门戈球迷，20.9%是瓦斯科·达·伽马的支持者，
10.6%支持弗卢米嫩塞，7.7%支持博塔弗戈，该项调查同时采访了1792名圣保罗市
民，结果显示，34.8%的球迷支持科林蒂安，18.1%支持圣保罗，14.6%支持帕尔梅
拉斯。
关于足球是怎样影响巴西政治和社会的，这里有一个很好的例子，阿莱科斯·
贝罗在《足球：巴西人的道路》一文仲介绍了发生在1980年巴西国家队队长苏格拉
底身上的一件事：
苏格拉底的足球生涯开始于里贝罗·普莱托博塔弗戈俱乐部，1978年他转会来
到了圣保罗科林蒂安俱乐部，几年后他对管理层管理球员的方式感到厌倦，球员对
于自己的前途没有任何发言权。和整个国家当时的情况一样，独裁氛围笼罩着整个
俱乐部。
于是苏格拉底和他的队友弗拉德米尔，站出来反对俱乐部高层，他们在科林蒂
安球员中成立了“科林蒂安民主主义”这一带有政治色彩的团体。他们夺得了球队
事物的领导权，“我们根据大多数人的意见决定一切事，”苏格拉底说，“都是些
简单的事，比如‘我们几点吃午餐’之类的事，我们会展开讨论，假设有三种意见
的话，我们就投票表决。大部分决定都受到欢迎，当然也有困难存在，但是从来没
有发生对立，一切都由投票决定。”
不过这可不是什么“简单的事”，科林蒂安民主主义把“十五日投票”这句话
印在球衣背面——1982年11月15日，巴西举行了民主选举，选举产生联邦议员、参
议员、地方长官和市长，这是巴西结束专制主义的第一步！
苏格拉底和他的伙伴还向足球文化本身进行挑战——反对对于球员的军事化管
理，由于巴西军政府时代以留下的痕迹，职业球员受到了严格的管理，不论比赛的
重要性如何，全体队员在赛前必须住在同一家旅馆，有时一住就是好几天，‘结果
就是足球运动员很难成为成熟的人，离开管理者他们什么也做不了！’巴西国家对
主教练路易兹·菲利佩·斯科拉里对于这种做法也是大加抨击，‘在比赛前进行性
行为已经证明没有坏处，但是我们的足球队员，他们没有自己的生活，在家里他们
表现还算正常，一旦出了家门他们往往会放浪形骸，这或许是刻意告诉大家他们平
时受到约束下的表现都是装出来的！’这种“军事化的管理”，按照俱乐部方面的
说法，是对球员有好处的。
‘我们花了六个月的时间来改变球队的管理方法，’苏格拉底说，‘当时这很有
趣，我们当然有些害怕，直到今天还是如此——如果没有军事化管理大家都会自由
散漫了！但是，军事化管理确实是对球员的一种歧视，好像说：“你这个人什么都
不是，你是不负责任的人，你必须像囚犯一样被看起来！”这很愚蠢，人们自我感
觉越好，比赛中的表现就会越好，这很明显，然而有什么比能够住在自己的家里更
好的呢？’
想起自己当年赢得的胜利，他露出了真诚的微笑，1982年，科林蒂安身穿印有
大大的“民主”二字的球衣赢得了圣保罗州冠军！
“也许这是我一生当中最美妙的时刻，我相信95%的人也会这样认为！”
科林蒂安发生的这场围绕民主和公民权的斗争，马修·舍茨这样表述苏格拉底
：“我为自由而战！为人类的尊严而战！为充分的言论自由而战！为职业球员不受
歧视享有民主而战！让所有的足球运动员能够保持愉快、适意、顽皮的天性！”当
然，这不仅仅是足球运动员的要求。这是大部分人的意愿，这是不容怀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