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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标题：
台湾自杀人数连3年攀升
全球自杀率降低，台湾却年增3%──我们的自杀防治网还缺了什么？
新闻内容：
2019/10/9
文字张子午
摄影余志伟苏威铭
根据统计，全世界每40秒就有人死于自杀，比死于战争与凶杀的总数还要多，更是15～29岁
年龄层死因第二位，已是严峻的公卫议题。世界卫生组织特别将今年的全球心理健康重点订
为“自杀防治”，呼吁全球在2020年前将自杀率下降到每10万人中10人。
20年来，台湾自杀率一直高于全球平均，甚至在近年“逆势上涨”。适逢5月首部《自杀防
治法》三读通过，象征台湾社会面对此一议题迈入新的阶段。在10月10日“世界心理健康日
”前夕，《报导者》尝试从现象趋势、防治策略与主体经验剖析，深入自杀这个长久以来的
禁忌，找寻台湾自杀防治网的不足之处。
“不知道死会怎么样，我觉得很恐怖。但死是一个既定事实，虽然很想活着，我还是要去。
”
坐在学校研究生室8楼的窗台边，林昭生晃着脚，为即将寻死的自己难过。在恐惧与矛盾中
，边哭边等待着，手机里是否会有他的心理师传来讯息──那个不只加Facebook和LINE、还
陪着搭捷运去急诊，跨越助人者专业伦理界线的心理师，没有回复。
那天没跳下去，隔了两天改由三楼，拿着刀子抵住心脏，脚跟着地，刀子飞走，腓骨与跟骨
断掉的他，剧痛中躺在病床上数月，肉体活着，却真实的经历了死亡，仿佛通过一个仪式，
自杀意念至今再没有出现，长达十几年的自伤行为也消失了。
当台湾“首次自杀即死亡者”逐年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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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大学健康行为与社区科学研究所副教授张书森，曾针对全台自杀型态及地理分布的相关
性，发表“自杀地图”，发现存在极大的城乡差异。（摄影／余志伟）
“一般人常有‘自杀者会一直反复企图自杀以致身亡’的迷思，但台湾和全球的研究发现，
100个自杀意图者送到急诊室，追踪一年以后，再次自杀身亡者约1～2人，98%～99%未死于
自杀，”台湾大学健康行为与社区科学研究所副教授张书森指出。2007年台湾自杀率高峰时
，他是首位公费赴国外研究自杀防治领域的学者，曾参与台湾、斯里兰卡、韩国等跨国自杀
研究。
也就是，首次尝试自杀者若活下来，有相当大比例在看见／经历死亡后重生。能够让这些初
次尝试自杀者活下来，就有很大机会能防治下一个自杀的发生。
然而，没有第二次机会的“首次自杀即死亡者”，在台湾却愈来愈多，甚至高于全球平均。
据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统计，2016年全球标准化自杀率为每
10万人10.5例，台湾的自杀死亡率则从该年每10万人12.3例，“成长”到2018年每10万人12
.5例。
据2018年《经济学人》杂志（The Economist）报导，全球自杀率近20年来全面降低，虽然
以往的传统自杀“大国”──俄罗斯、韩国、日本、印度──自杀率仍皆偏高，除美国之外
的下降幅度却都很明显。然而，没有被列入统计的台湾，自杀粗死亡率以每年约3%幅度连续
3年缓步上升，是这波全世界自杀率下降潮中少数例外。
台湾近来自杀率逐年以3%上升的现象，是学界与医界亟欲解开的答案。台湾自杀防治学会常
务理事廖士程表示，相关单位也积极研究中。
但纵观国际与台湾自杀相关的时代背景、地区差异，或可看见自杀防治政策与网络中的挑战
与疏漏。
自杀率城乡差异主因：剧毒农药
“全世界自杀率下降其中很重要因素是，中国跟印度等国家农业人口减少，这些地方农药自
杀的状况改善。中国过去20年当中自杀率下降超过一半，本来一年推估一年20几万人，现在
降到10万初。这种因为经济快速发展、生活改善、逐渐都市化导致农药自杀问题快速下降，
跟台湾1980到1990年代的情况很类似，”张书森表示。
据WHO统计，全世界79%的自杀发生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这些国家多半也是农药自杀问
题较为严重的地区。近年几个对剧毒农药进行管制与限制的国家（斯里兰卡、孟加拉、中国
、韩国），已证实自杀率大幅度下降，WHO今年（2019）并将禁用与管制剧毒农药列为全球
自杀防治策略的重点。
“很多人以为都市生活压力大，自杀率较高，其实刚好颠倒，台北市一直低于全国平均，台
湾自杀率最高的地方是山地、农村、偏乡、海岸等社会经济弱势地区，跟所得以及离婚人口
比例有很大关系，”张书森曾针对全台自杀型态及地理分布的相关性，发表首个“自杀地图
”，发现其中剧烈的城乡差异：农村地区主要自杀工具的剧毒农药“巴拉刈”，因为没有解
毒剂、救治率低，成为农村自杀率偏高的关键。
在医界长年推动下，2020年2月1日起，台湾即将正式全面禁止贩卖跟使用巴拉刈，“如把农
药拿掉，乡村跟都市几乎没有差别，乡村自杀率高于都市最大因素就是农药，”张书森强调
。
自杀率变化关键：失业率、烧炭及媒体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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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杀率的波动，在不同时期会受到不同的社会因素影响。（摄影／余志伟）
回顾台湾战后的自杀死亡率变化，曾经出现两个高峰。第一个高峰出现在1960年代，1964年
达到每10万人18.7人，许多精神科医师认为是战后的高迁徙率导致；到了1980年代后期快速
下降，1993年达到最低点，自杀死亡率每10万人6.6人，一年不到1,500人自杀身亡。之后逐
年成长，自1997年起，自杀连续13年进入国人十大死因的行列，并于2001年首度达到每10万
人中11.7人，此后高于全球平均至今，并在2006年达到第二个高峰，每10万人有16.8人自杀
身亡。
1990年代到2000年的自杀率，与失业率几乎呈现同等幅度的变化。1993年自杀率最低时，台
湾失业率只有2%上下，之后逐年增加，到2001年超过4%，10年当中失业率倍增，自杀率也倍
增，经济因素成为这个时期的主要归因。然而2000年后失业率与自杀死亡率连动并不一致，
2002年第二季失业率开始下降，但自杀死亡人数不降反升，甚至再创2006年的第二高峰，官
方统计4,400多人于该年自杀身亡，在全球自杀版图中列入高自杀率国家之林。
http://bit.ly/33hK01g
烧炭，是此时期大量增加的新兴手法。“2000年前，国人一氧化碳中毒自杀身亡者占整体自
杀死亡不到1%，到了2006年，自杀死亡个案中有33.8%是由烧炭所导致。该时期最容易选择
烧炭自杀的是25～44岁离婚男性，这也推升了2006年自杀高峰主要的人口学分层，此时期工
作与经济活动需求相对强，处于家庭事业发展初期，经济基础相对弱，但容易接触新讯息与
新金融工具，风暴袭来往往难以招架，”廖士程表示。
最早自1998年起源于香港的烧炭自杀，在媒体大量报导之后出现仿效现象，隔年就有超过10
0个类似案例，2003年达到高峰超过300人。台湾则像“滴水穿石”，加上此时媒体开始进入
羶色腥及八卦竞争时代，开始出现许多关于自杀耸动、甚至描绘细节的报导迅速扩散。
“研究显示，多报导一个烧炭自杀个案，隔天同样的风险增加15%。相对于农药自杀多发生
在农村，烧炭主要发生在都会，虽然近年已扩展到其他地区，”张书森说，由于其影响层面
广，木炭无法全面禁止，新北市2012年一度上锁销售，目前多为加注“珍惜生命”的警语。
其实，台湾拥有独步全球的自杀防治网
鉴于居高不下的自杀率，台湾于2006年开始试办自杀防治计画，并于2009正式成立自杀防治
中心，拟定自杀防治策略并建置通报系统，由各地方政府委托医疗单位聘雇“自杀关怀访视
员”（简称自关员），以类似个案管理员的方式，追踪有自杀意念与行为的高风险个案后续
状况，提供心理支持或转介资源等必要协助。如此针对所有自杀意图者在短时间内追踪与关
怀的制度设计，以及全国性的自杀防治中心，台湾制度走得很前面。
“有全国性登录跟通报的唯一另一个国家是爱尔兰，从2000年初期全国约40家医院急诊室加
入资料中心，搜集所有自杀意图者资料，后续服务还是社区团队提供。其他国家都是在既有
医疗架构中提供服务，没有像台湾‘创造’一个，主要是因为台湾的精神医疗偏重医院为主
，不像欧美、澳洲有社区精神危机团队可以转介，急诊追踪之后能够很快接续，避免在社区
出现缺口，让人在危机当中得不到协助，”张书森说。
“我们每年都会比较去年同期数字，近两、三年都是上升，大约是5%，”新北市自关员陈奕
昌提到第一线所观察到的自杀率变化，任职8年来接触过近2,000位个案，深深体会自杀议题
的复杂性，每一个自杀事件都没有办法用单一因素解释，“天气冷热变化、过节与假日前后
，看大家家庭和乐自己孤单一人，都可能有一波压力源。人难免这辈子总会低落，大部分做
这件事情是想要求生，只是当下找不到其他办法，只求自己的痛苦能够解脱；当中大约6成
左右这辈子只会做过一次自杀事件，就回复规律生活，再也不会发生。”
制度走前面，自关员人力却严重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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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政府开始调整薪资条件，但多数自杀关怀访视员10年来的薪资水平依然停留在3万出头
，像陈奕昌一般留下来的是极少数。（摄影／余志伟）
由于个案量太大（一人一月平均70案），加上许多为高风险事件，自关员主要以电话联系，
并不会家访。
“社会局有补助，我们不能发什么钱，可以怎么做？只能耍个嘴皮鼓励他们，所以很大工作
重点在‘建立关系’上面，这是一门艺术，要能够充分沉浸在里面，对方才会觉得你跟他站
在同一个阵线，有仔细在听他说；同时又要能够保持相对理智，分析他现在讲出来的资讯代
表什么意思、危险指数如何、我可以接下来要怎么做等等，需要很多经验与训练。做了才知
道这个工作是学不完的！要像心理师懂会谈技巧，要像社工会连结资源，还要懂一点药物的
作用，只是我们的方式是用电话，”陈奕昌表示。
然而，如此需要具备高度智慧与经验，时时与个案走在命悬一线钢索上的工作，在整个社会
甚至专业界一直以来都非常边缘。这具体反映在一年一聘的专案型态，没有专业证照、也无
累积年资升迁的空间。尽管卫福部近日调整薪资的计算方式，10年来的薪资水平依然停留在
3万出头，像陈奕昌一般留下来的自关员绝无仅有。
不论在这个职位上或长或短，每一个自关员内心深处，第一个离开的个案，都有着最巨大的
象征意义，在那一刻真实感到死亡与存活是多么不可捉摸，“这是一种双向的关系，不是你
单方向觉得我是重要的人，对我而言，对方也是重要的，所以若离开，我们也会有伤害。当
自关员的第一个关卡，就是第一个个案自杀离世。”
陈奕昌的个案是一位开理发店的中年妇女，容易情绪化、常扬言自杀，几乎与家人断绝联系
，只有丈夫不离不弃，陪同就医，循序渐进遵从医嘱，每天与人保持互动；眼看状况愈来愈
好，某天两人突然吵架，先生不想继续争执，走出家门前，太太问一句“你要去哪里？”，
“去死啦！”气话从先生口中脱口而出，太太说“好，一起死。”原本可能只是要开车出去
兜风，变成两人在山区小径里引汽车废气，被发现送医急救后，先生昏迷指数二随时会走，
太太因为气味难受开了一点窗户，在急诊室醒来并无大碍，以为先生救不回来，万念俱灰之
下自行离开医院跑去跳海，而先生最后却被救活了。
模板化量表、SOP电访，限缩处理灵活度
第一线的自关员并无法依循一个标准化的固定模式因应高度变化性的自杀危机，而发展出偏
重个人生命历程的质化观察与分析，以评估每一个案面临压力源时，家庭和外部支持系统能
否承接。
“目前自杀防治中心有在推‘简式忧郁量表’，用5个很简单的问题，像温度计一样检测心
情，判断是否有自杀风险，可是没办法这么简单看自杀议题，其他各种不同的量表也只限定
在很小的特定范围，”陈奕昌说。
曾有研究考察台湾自杀防治策略的形成过程，指出这是一种“政策先行”下“拼装”而成的
产物，在精神医疗专业主导下，以精神科的忧郁症筛检指标（心情温度计）、美国的社区守
门人理论（自杀守门员）、国外限制自杀方法取得的实证数据（管制木炭与农药）等三个面
向，来面对台湾的自杀问题，因为不同的理论基础与专业界不一致的想像，是否能有效回应
本土的自杀议题，充满了不确定性。
身为自杀行为企图者，林昭生想当然尔是这个“关怀网络”所触及的“个案”之一，然而他
对这套系统是完全漠然的，“自杀后自关员一直打给我，之前因为怕打给我爸，都会接，‘
对、我最近都有服药、我睡眠很好’。（这是）SOP没办法，得问一些废话，后来真觉得太
冗赘太没意义，他们3个月想结案掉。自杀防治有个问题，说不要去死，但当社会带来的痛
苦只好去死时，不是处理社会的痛苦，而是（叫人）不要去死，怎么可能？还是活在这个地
方。”
走入自杀率最高的田野现场：基隆
从一开始把自杀当成一个不好、要防止、想办法去消除的东西，资深咨商心理师督导魏明毅
因缘际会走入常民生活现场，对自杀议题有了彻底改观。（摄影／苏威铭）
资深咨商心理师督导魏明毅，有着多年的心理咨商经验，在会谈室门后遇见许许多多从老至
少、由城到乡的苦痛，并经常牵系著死亡的气息，累积了巨大的不安与困惑：“是什么样的
处境促成催化生命决意朝向死亡──不论是肉体上或精神上？”他于中年放下手边工作，进
入人类学研究所，以连续蝉联多年全台自杀率最高的县市：基隆，作为田野调查场域，试图
回答自杀现象的谜团。
然而，在追踪当地“自杀个案通报个案关怀访视计画”后，他产生更多困惑。“台湾在政策
面即将自杀议题病理化，如同早已被病理化的‘忧郁’，然而，一旦将此现象──心理疾病
或自杀也好──归类在精神医疗领域，我们很容易跳过其背后更深层的结构问题，‘防治’
的概念因此被压缩为‘个人’的病理性治疗，如同必须急而去之的癌细胞。完整的人、其所
处社会情境与其自杀意念／行动的关联未被足够探究。当个人出现自杀行动，强制送医，阻
止了死亡，然后呢？对他想寻死的念头了解多少？了解多深？”魏明毅说。
从一开始把自杀当成一个不好、要防止、想办法去消除的东西，魏明毅因缘际会走入常民的
生活现场，让他对自杀议题有了彻底改观。在专注地聆听、提问、观察与记录中，他逐渐揭
示出基隆作为曾盛极一时的国际港口，在全球经济与国家发展政策变迁中，一大群男性劳工
如何从“gâu”的生命情境，到最后因不符合新自由主义的市场需求逐渐边缘化，在断裂的
情感与社会关系中，坠入安静的死亡。
反转“个人化”归因，去看到社会情境与文化框架
“那些自杀数据中的男人为何活不下去？因为文化告诉他，你应当成为怎么样的人才是一个
‘能人’，所以那不是源自个人认知的问题，是由文化所给定的价值界定问题。若能跳出文
化的框架，跳出整个台湾告诉你什么叫人生胜利组、谁是鲁蛇，我们才有机会成为一个‘叛
道’的人，他的力气就会出来，用自己的方式界定人生是不是活得下来，”魏明毅强调。
这10年来，魏明毅看到愈来愈多另一种自杀状态：死亡本身即是目的。与意欲在现世过得好
却不可得，带着很大依恋离开的自杀形态完全不同，这类死亡像大声的控诉，指出特定的对
象须为此负责；若是公众人物，则会激起更多的人和情绪，接起其对这个世界的愤怒，为其
寻仇。
“近代兴起的自媒体，也一定比例与第二类型的死亡有关。新世代透过社群网站，快速成为
了程度不一被瞩目的‘公众人物’，等待被按赞寻求被关注，自我价值感与生存感时刻随着
是否被足够关注，敏感而脆弱地浮动。人想持续甚而永远被看见的欲望，因科技发展而相对
有了机会，但也因快速竞遂而容易未预料的掉入失落之感，若进一步试图反转，激化的形式
像是自伤寻短，便可能成为其最后且想像中最强大的赌注。”
有精神疾病的自杀者，只是冰山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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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有自杀经验的林昭生，开始尝试集结经历过类似经验的“同侪”彼此对话，在体制外重新
寻回人与人之间的交会，让精神危机成为一种新的理解，而不只是必须被管控的风险。（摄
影／余志伟）
“精神疾病和自杀的关系当然非常密切，过去有研究指出自杀身亡者生前高达9成5都有‘可
诊断的精神疾病’，但有些自杀行为无论有无精神疾病，急性压力下，从想法到冲动行为相
隔时间可能只有10分钟。现在全世界的共同观点，是要从公共卫生的角度防治，以人群为标
的，辨识影响自杀率的主要因素，据此来改变或调整，”张书森说，他在赴英留学之前曾担
任7年的精神科医师，明显感受到临床上接触患有精神疾病的自杀者仅是冰山一角。
“精神疾病本身虽然有可能会加快从意念到不幸身亡的速度，然而除了疾病之外，还有早期
创伤经验造成的影响，个体本身长期的冲动性、模仿效应、生活压力事件、身体疾病因素、
致命工具可得性等，共同汇聚造成不幸的事件，”廖士程表示，自杀危险因子众多，在临床
上是否存在一种能有效减低自杀的治疗方式，仍未有定论。
“从意念到企图尝试的每一阶段，都有高度的‘伪阳性率（False positive rate）’，但
是每一个阶段也都是求助的讯号。虽然文献中有提到一些特定药物或心理治疗有预防自杀的
效果，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每一个个案对于特定药物或心理治疗的反应有个体差异，而且这
些药物与心理治疗方法，多是在临床试验中，被证明统计上有意义地降低自杀‘意念’、‘
计画’，少部分是‘尝试’，在真实世界中，从意念到不幸身亡仍有许多不确定性，”廖士
程说。
防治应脱去冰冷数据外壳，回到人的关系
目前的自杀统计，依照自杀手法及原因将这群选择相同绝路的人分类，逝去的生命也脱去人
性的面貌成为冰冷的统计数据，难以更深层看到自杀对于家庭、社群甚至整体社会的影响，
甚至持续忌讳去谈论。
“当对这个现象还知道得太少，却很着急的想要快速有答案，某个程度只是在解决自己的焦
虑，跟解决问题不一定实际相关。我们是否该再细想，当看似做了很多介入，但却未见转圜
，是不是代表方法该被调整？对于客观因素总是可以萃取几个出来，但对于自杀主体的经验
，是不是了解得还不足？生命永远都应当被视为主体。理解自杀，终究还是得回到人跟人之
间发生了什么、人在生活情境里遭遇到了什么等等基本探问。当自杀被简化为‘行为’，错
认为是需要被防堵、防治的‘病症’时，‘人’就不见了，”魏明毅反思。
因为过往的自伤经验，林昭生是精神医疗频繁的“使用者”，所有关系都失败了以后，医疗
是最后的安全港，一次次急诊与住院的轮回，也是巨大的创伤经验：伤口仍敞开的状况下，
被绑住脱裤、插单次导尿管验尿；被关在防自杀的保护室里，多激烈呐喊都是徒然 被视
为“问题”处理的过程中，是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甚至跨越专业界线的琐事，使他看见一些不
一样的可能。
“包著尿布被绑在病床上的我，一直挣扎想跑，有个护理师试着和我聊几句，在小夜下班后
买了奶茶和面包给我吃，陪了我一段时间，说不要乱了，因为我同事会很辛苦。那是界线的
溢越，但她在助人和工作中选了助人的人性部分，而脱开了工作的限制，因此赎回了我的创
伤回忆，”林昭生说，而今他尝试集结经历过类似经验的“同侪”彼此对话，在体制外重新
寻回人与人之间的交会，让精神危机成为一种新的理解，而不只是必须被管控的风险。
《报导者》关心您，若需要进一步协助，可联系以下单位
自杀防治
全国自杀防治中心
24小时安心专线：1925
生命线协谈专线：1995
张老师专线：1980
遗族关怀
马偕医院自杀防治中心
社团法人台湾失落关怀与咨商协会
桃园市生命线协会
新闻连结：
https://www.twreporter.org/a/suicide-prevention-in-taiwan
心得：
很棒的一篇报导，反映了台湾目前的众多社会议题。
台湾有很多社会关怀从业人员，薪资待遇社会观感并不理想，甚至社工还被认为是志工的现
象也依然存在
看完这篇报导我才知道原来台湾的偏乡差距这么严重，原来自杀率最高的不是台北，而是偏
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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