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译自DUTCH WARSHIPS IN THE AGE OF SAIL, 1600-1714
Design, Construction, Careers, and Fates
17世纪的荷兰并没有国家海军，沿海五个省份各自成立海军部，以指挥辖下的舰队。
早期五个海军部（Admiralties）的核心任务，是为贸易船运活动提供护航，对于那些通
往比斯开湾港口、不列颠群岛以及地中海的航线而言，这一点尤为重要；而对于内河贸易
，马斯河海军部（Admiralty of the Maas）则负有特别的职责，需要保护内河贸易的安
全。其他的护航队，则用于为诸如捕鲸船队之类的活动提供保护，并保证生死攸关的鲱鱼
捕捞能够正常进行。不论是VOC还是WIC，都获得了相当程度的海军保护，特别是后者尤其
如此：在17世纪40年代，多达40艘战舰被送往巴西以支持WIC的活动，不过，鉴于共和国
中的其他省份已经付出了这样程度的代价来提供支援，西兰省也只能后退一步，接受与西
班牙保持和平的条件。毫无疑问，护航队的设立，使得荷兰相对其竞争者们具备了一项优
势，这一策略意味着，荷兰商船（fluyt）不必携带任何火炮，因此，这种货船便不再需
要加强过的甲板和较多的船员，凭借开销方面的优势，它们变得更具竞争力了。除了将舰
船用于护航之外，荷兰人有时也会需要部署额外的船只来保护鲱鱼捕捞，封锁弗兰德斯沿
海地区，在北海执勤，或是在伊比利亚和美洲沿海执行任务；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些额
外的船只是受雇的商船（merchantmen）。不过，这样的体系给诸海军部带来了巨大的经
济压力，特别是在1621年，当时荷兰在12年的停战之后，又与西班牙重开战端。荷兰人进
行了一次尝试，打算把舰队从46艘舰船扩充到105艘，然而他们却失败了，这在很大程度
上是因为商人们对于租赁其船只索取了太高的价格。各个海军部无法购买到足够的船只来
弥补缺额，因此，以敦克尔克（Dunkirk）为基地的西属尼德兰（Spanish Netherlands）
私掠船，对鲱鱼捕捞造成了特别严重的损失。
联首议会（States-General）[注]对此问题的回应，是在协调海上防御方面，承担起更为
积极主动的角色，到了1631年，荷兰海军已经拥有多达199艘舰船，这些船只每年的开销
高达2,485,391荷兰盾。这些舰船中的三分之一—65艘—相对较小，负责保卫内陆河流；
另有45艘则被分配用于封锁弗兰德斯并活动于北海区域；此外，不少于82艘舰只被分配到
多个护航队中，最大的一支有13艘舰船，护航队的使命是保卫鲱鱼捕捞活动。该规划看似
美好，但现实中这支海军仅仅存在于纸面上。敦克尔克私掠船的持续破坏，外加议会和海
军部无法有效提供保护的窘境，促使荷兰摄政弗雷德里克·亨利（Frederick Henry）在
17世纪30年代进行了一次尝试以进行集权化海军管理，但并未成功。于是，直到1648年所
谓的“80年战争”结束，荷兰共和国还是依赖一个以临时性战舰为主的海军系统，其海军
只有一支相对较小的常备力量，并在需要时雇佣商船来补充实力，一旦需要节约经费，舰
队规模便立即大大缩减。因此，在12年停战期间，议会仅仅授权雇佣了不到20艘战舰（在
各个海军部例行的护航部署等活动所需船只之外新增）；而从1627年到1633年间，每年却
有多达45艘商船加入，在战事十分成功的1639年，加入舰队的船只甚至达到了100艘之多
；到了1649年战事结束之后，荷兰海军所雇佣的船只数量又缩减到12艘左右。
注: 荷兰三级议会中最高层级的议会，负责国家战略，排解各省间的矛盾等等。
为提供有效海上防御，荷兰官方不断改进措施，最终催生出一批私有机构，或称指挥处（
directies），这些机构实质上建立了属于自己的舰队，以保护其自身的贸易运输。1625
年，一个指挥处被建立起来，以保护荷兰在黎凡特（Levant，地中海东部）的贸易；1631
年又出现了另一个指挥处，负责波罗的海与挪威的贸易安全—事实上，后一个指挥处的建
立，意味着阿姆斯特丹、霍伦（Hoorn）、恩克赫伊曾（Enkhuizen）、埃丹（Edam）、梅
登布利克（Medemblik）和哈灵根（Harlingen）等城市建立起了“非官方的地方性海军”
。
在1631年还发生了一件事，那就是阿姆斯特丹提议了一项计画，即由其建立一个公司，为
荷兰在欧洲的贸易提供不少于60艘战舰的保护力量，作为回报，阿姆斯特丹将获得地中海
与非洲的贸易垄断权。该计画得到了内陆省份的支持，因为倘若计画成功，这些省份就不
必再为海军提供补助了；然而，由于荷兰和西兰其他城市的商人们担心自己会被彻底排除
在那些潜在的新兴市场之外，因而提出反对意见，计画并没有得到通过。到了1643年，事
情有所转机，因为海运受到了格外严重的损失，那些沿海省份终于联合起来，组织起一支
数量大约有两打船只的舰队，用来在北海上对付敦克尔克的私掠船，并在弗兰德斯沿海执
行任务。1648年荷兰与西班牙停战之后，指挥处并没有消亡；事实上，直到1690年，还有
新的指挥处出现，特别是针对波罗的海，以及与俄罗斯方面进行贸易时这样的组织尤为常
见。自始至终，不同的城市、省份，乃至不同时期在位的摄政，建立指挥处时都在追求自
己的利益，并按照自己的优先级来行动。以阿姆斯特丹为例，对该城而言，波罗的海贸
易最为重要，1645年该城的代表说服议会，将一支舰队派往松德海峡（the Sound），以
便在瑞典和丹麦开战时保证贸易路线的畅通无阻。
各海军部之间缺乏集中管理的特性，荷兰海军在财政和组织方面的问题，对于雇佣商船的
依赖，以及海军部频繁出售服役不久的属下战舰以节约经费的问题，使人们对于
1652-1654年之前是否存在一支真正意义上的“荷兰海军”产生了一些争议。63尽管如此
，在17世纪上半叶，荷兰的海上力量依旧取得了不少伟大的胜利。1607年，在直布罗陀，
雅各·范·赫姆斯科克（Jacob van Heemskerck）的舰队攻击了西班牙人停留在海湾中的
舰队，并将之摧毁。1617年，荷兰人向地中海派去了一支大规模的远征舰队，以阻止阿尔
及利亚海盗所造成的损害，这对于欧洲北部的势力而言尚属首次；不过，这样的大规模行
动显得昂贵而缺乏成效，后来便被一套精密的往来于黎凡特(意指东地中海区，包含现代
的叙利亚、黎巴嫩、约旦、以色列等地，在西欧与奥斯曼帝国之间的贸易担当重要的经济
角色)的护航体系所取代，这套系统一直沿用到了共和国末年。1628年，一支由皮特·海
恩（Piet Heyn，1577-1629）指挥的荷兰舰队，在海军部与西印度公司的协助下，成功俘
获了西班牙人从新世界返航的运宝船队（bullion fleet），这为荷兰带来了大约价值
1200万荷兰盾的意外之财。不过，若是论及那个年代荷兰海军所取得的最伟大海军胜利，
也许还是应当归属于1639年10月，玛律滕·哈珀特松·特龙普（Maarten Harpertszoon
Tromp）在唐斯（Downs）所取得的大捷。在激烈的交战之后，一支载着24,000 士兵、拥
有77艘盖伦船（galleon）的西班牙舰队在英格兰的唐斯锚地寻求庇护。而特龙普在对此
地进行了长达5周的封锁之后发动进攻，并摧毁了绝大多数西班牙战舰，仅有12艘得以逃
走。荷兰人之所以能取得这场令人震惊地大胜，部分是因为特龙普使用了“战列线”（
line-of-battle）战术的早期变种；这样的战术将在未来，以更具摧毁力的方式被使用出
来，而荷兰人自己则将成为受害者。此战爆发之时，荷兰的殖民探险活动，也为共和国攫
取了大片的土地，并在东印度（East Indiesand）和非洲沿海地区获得了广泛的贸易特权
，还在南北美征服了广袤的领土。这样的活动要么是由VOC和WOC独立进行，要么便是得到
了海军的鼎力相助（然而，巴西最终在1654年被葡萄牙人夺走，而新阿姆斯特丹则在1664
年落入不列颠囊中，后者后来被重命名为新约克，即纽约）。到了17世纪40年代末，荷兰
已经名列当时的首要海上强权。不过没过多久，他们的地位便遭到了威胁，而且是来自一
个人们显然没能预料到的方向。
法国人于1646年夺取敦克尔克之后，荷兰议会与海军部就开始着手，试图迅速售出此前所
建造或夺取的战舰来削减开支，这在“80年战争”于1648年结束之时变得更加明显；特龙
普的旗舰“埃米利亚”号（Aemilia）便是受害者之一，而到了1650年，荷兰共和国名义
上的海军实力已经缩减到了62艘舰船，差不多只是17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初其巅峰时代舰
队规模的一半。然而，荷兰人进行大规模裁军的同时，北海对面的一个国家却经历了非同
寻常的海军扩军时代。英王查理一世（Charles I）于1649年被处决之后，统治国家的“
残缺国会”（Rump Parliament）及其执行机构，国务委员会（the Council of State）
一起，着手进行了一次规模巨大、行动迅速的战舰建造计画，其目的则是为了保证新生的
英格兰共和国，能够在敌对的欧洲大陆君主国家对岸存活下来。从1649年到1652年，50艘
新建战舰加入了英格兰联邦（Commonwealth）的海军，其中的许多船只相比荷兰人所拥有
的任何战舰都要大得多，火力也远远胜出。尽管如此，至少在一开始，人们仍有一些理由
，相信英格兰联邦与尼德兰联省之间是天然盟友。毕竟，两国信仰新教，且都以共和国为
国体，在很多方面拥有相同利益，在限制天主教的法国与西班牙进行扩张这一方面尤其如
此。尽管双方试探性地提议进行联盟，甚至是彻底的合并，但经济领域的激烈竞争，以及
双方对于对方政治、宗教系统和联合动机那根深蒂固的怀疑，还是使得类似的建议无果而
终；事实上，近来的研究表明，英荷之间的冲突可以追溯到17世纪20年代或30年代，双方
此前所建立的联盟分崩离析之时。无论如何，“残缺国会”在1651年提出的航海条例（
Navigation Act）显然是为了针对荷兰人在转口贸易（carrying trades）方面的统治地
位，而两国之间的公开战争，也在1652年爆发。
当荷兰人意识到他们的脆弱态势之时，已经为时过晚，不过他们还是拨出200万荷兰盾，
用于1652年的新造战舰规划，而次年又有同样数量的款项到帐，继续支持海军扩军。举例
而言，1652年11月时，就有新建大型战舰（men-of-war）的订单被送到了西兰的船坞，不
过荷兰人依旧在争论，是否要建造更大的舰只以匹敌英格兰人。对荷兰人而言，新建的舰
只需要一段时间才能作好战斗准备，于是，他们不得不利用传统的混合舰队来对付英联邦
的全新海军：他们只有一些相对较小的专用战舰，外加雇佣来的商船来进行战斗（后者的
数量不少于150艘）。而他们的战术，则依赖于在上风位“冲击”敌舰直到接舷肉搏的战
法，其战斗阵型或多或少还是使用横队战术（line abreast），战舰在射击时往往抬高炮
口，打坏敌舰的桅杆和帆装，最终依靠接舷登船的方式来取得胜利。战争伊始，由于荷兰
海员拥有更加嫺熟的技巧和更加丰富的经验，加之英格兰人在战术上犯了错误，使得荷兰
海军在取得了一些早期的胜利，但到了1653年的战役中，英联邦舰队的优势便明显起来。
英联邦军中受命指挥舰队的海上司令（general-at-sea）们，特别是曾经在陆军中服役的
人，诸如罗伯特·布莱克（Robert Blake）、理查·迪恩（Richard Deane）和乔治·蒙
克（George Monck），都极其强调炮术，而对于压低火炮、摧毁敌舰外壳的射术，以及杀
死敌人水兵或是降低其士气的手段，他们都异常重视。正因为如此，排水量更大的专门用
于战斗的英格兰战舰，采用了“战列线”（line of battle）的战术，这种战术使得英国
人能够最大限度地将火力布置在舷侧，以齐射的方式将其释放出来，而较小、结构较轻的
荷兰军舰中，许多船还是雇佣来的商船，为此则付出了可怕的代价。在1653年6月的加巴
德（Gabbard）沙洲海战（也被称为尼乌波特/ Nieuwpoort海战或北福尔兰/ North
Foreland海战）中，荷兰方损失17艘舰船，以及超过1000名官兵。而在第一次英荷战争的
高潮，即同年8月在斯海弗宁恩（Scheveningen）外海所进行的战斗中，又有10艘荷兰战
舰被彻底摧毁，对他们而言更为致命的是，荷兰战神特龙普也在当天殒命。荷兰新海军发
挥作用，要等到第二次英荷海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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