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媒体来源:《报导者》 ｜ The Reporter
2.记者署名:
文字／曹馥年、李雪莉
摄影／杨子磊、余志伟、黄世泽
核稿／方德琳；责任编辑／张诗芸
3.新闻标题:【新北国三生杀人案】深入教育与司法现场，看“管”与“教”权利拔河
4.新闻内文:
2023年12月25日，新北郭姓国三生持刀杀害同校同学。他接下来有很大的机率，会在收容少
年重刑犯的法务部矫正署明阳中学（图）度过漫长光阴。（摄影／余志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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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来，台湾校园走向开放，重视儿少主体权，对游走法律边缘的少年采“行政辅导先行，
司法为后盾”处遇模式。立意虽好，配套却尚未确实跟上，导致教育与司法端有不少人感到
有心无力，有心者难以施展，无心者难被监督。但这种变化氛围的后面，是家庭、学校、司
法正经历的“管”与“教”、“权力”与“权利”的拔河。
《报导者》访谈第一线的班导、心辅老师、中介教育工作者、少年司法人员，并采访台湾唯
一一所专收重刑少年的矫正学校（少年监狱），这也是新北国三生杀人案中，国三的郭姓加
害人在少年法庭判决后会进入的高雄明阳中学。明阳中学校长涂志宏接受我们访问时指出：
“我这边是（少年）刑事判决，是国家‘最后一道温柔’，我这边没有处理好，将来这个孩
子被救回来的机会就愈来愈少、愈来愈低。前期我们做了什么让孩子走上这一路？现在是社
会一起付出代价。”
很多人都在问，到底是在哪一关让郭姓少年成为一个凶恶犯？
每年经全台各地方法院少年法庭审理终结的触法少年近万人，他们之间有的幸运、未再犯，
甚至在成年后慢慢稳定下来；但他们之间也有持续落入深渊、在未成年时不断再犯，从微罪
一路恶化，成年后成为重大犯罪者。
当父母缺位、家庭失能，国家透过教育、社福与司法体系介入，辅导并矫正身心尚未发展发
展，仍有可塑性的少年。但体制究竟是救赎还是背叛？是过度保护还是轻放？过去多年间，
整个系统有哪些明显裂缝和震荡，需要弥补和平衡？
摆荡一：学生自主权和教师管教权的消长拉扯
在这场不幸的校园悲剧里，社会上第一时间把枪口指向了学校和老师，“怎么没有搜书包”
、“学生带弹簧刀上学校方不知道”、“去上学，然后就死了”各种质疑讽刺校安。各式家
长群组、特别是事发地区的家长群里，要送小朋友去私校的决心很强，一位在群的法官不讳
言说，因为私校老师比较敢管教学生，忙碌的家长期待把孩子交给能管教小孩的老师。
《报导者》访谈几位在公立国中小的老师，多位都不约而同以“动辄得咎”形容教育现场管
教的景况。老师们不愿在风波正炽时具名，但愿意分享自己和周围老师近期的经验：有老师
提议利用早自习追赶进度，会有学生直接呛“老师你这样违法”；老师拖堂5分钟下课，有
学生立即打1999台北市政服务电话客诉校方；有学生运用智慧型手机录音教室里师生带点互
呛和玩笑的对话并在同学群组流传 一叶知秋，学生自主权与教师管教权的天平已明显在摆
荡。
郭姓少年事件后，民众开始讨论公立学校的消极管理。这样的消极是来自2003到2022年，修
订7次的“教师辅导与管教学生办法注意事项”（简称“辅导管教办法”）。从部分家长和
民间团体的角度，过去师对生的体罚、不当管教等争议层出不穷，而校内吃案情况严重，难
以处理不适任教师，使得这个修法有愈来愈具体和细节的指引。
“辅导管教办法”第18条到第37条胪列了20条的管教方式，其中第28条明确指出，为维护学
生身体自主与人格发展，搜查学生身体及私人物品，必须有充足证据证明“特定学生”有携
带违禁物品等，否则不得搜查学生书包，而搜查时应全程录影。
此悲剧发生后，教育部在1月4日召开首次校园安全咨询会议的决议，细部定义“特定学生”
为触法少年、偏差行为等，以及未来建立对学生的“例行抽查”和“紧急检查”，避免携带
刀械带来伤害的事件重演。
但对老师而言，“辅导管教办法”历时20年修订至今的结果，让他们感到现场管教权已摆荡
至另一个天平──老师们必须熟读管教的比例原则、平等原则，以及该法具体建议16种管教
方法：适当之正向管教、口头纠正、调整座位、通知监护人协请处理、适当增加作业或工作
、要求静坐反省、要求站立反省但每次不得超过一小时等等；但在这之外，教育现场已失去
各种弹性。全国教师工会总联合会理事长侯俊良解释，“教育现场是活的，但法的规定细节
而严格，”他说，例如改正学生不写作业的习惯，如果老师要求高一点或说话大声一点，学
生可能就去投诉。
2024年1月4日，全国教师工会总联合会于台大校友会馆召开记者会，呼吁政府正视教师合理
管教权。（摄影／杨子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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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在哪里？”全教总要求修法
对14.4万的国中小教师和5万名高中老师来说，新北郭姓少年案像最后一根压上的稻草，管
教上的无力感源自4年半前──2019年，当时为了处理校园内的不适任教师，促成《教师法
》的大幅修定，并在隔年订立子法“高级中等以下学校教师解聘不续聘停聘或资遣办法”，
一旦老师遭检举有管教不当，校方必须举行“校园事件处理会议”（简称校事会议）调查并
做出惩处与否的决议。
侯俊良解释，校事会议原本是针对教师有达到解聘、停聘、不续聘的重大事件才举行，但由
于现在社会对教师的不信任，一旦有家长投诉，为息事宁人，校方多数会屈服召开校事会议
。
制度开启后，过去3年全国高中小校事会议召开频繁，从2021年的517件，2022年的649件，
增加到2023年的673件；根据全教总统计，最后6成是查无具体事实，3成多是以申诫记过等
处理，平均约3%的老师被解聘（注）。侯俊良指出，“许多是不需要动用到召开校事会议，
只需以考核处理，可想而知整个社会的氛围让老师感到不友善；修法后衍生的效应，家长搜
寻局长市长信箱，学生投递学校辅导信箱，这些老师担心丢工作，压力很大。”
面对一般学生管教已却步，当冲突事件现身校园，有老师说难道未来要“肉身挡子弹？”有
老师质问“那家长责任在哪里？”全教总也站上前线，在今年1月4日召开记者会，具体要求
政府修改《儿童及少年福利与权益保障法》，对有偏差行为或难以管教的学生，应强制家长
配合管教并参与亲职教育，若未尽责，修法建议以3千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锾，得按次处罚
至其参加为止。
摆荡二：减少贴标签、改让更多曝险少年转入学辅系统，却仍处转换震荡
除了学权的提升与投诉风气，让不少老师为求自保而逐步从管教撤离，另一个快速的变迁是
：对于隐私的强调，有时延宕了教育现场的判断。
义务教育中，学生变貌最快的是从国小高年级进入中学的阶段。全国3,300所公立国中小目
前针对身心障碍等需要特殊教育的学生，会进行“国小转衔国中”的会议，身障学生的情况
会有IEP与导师纪录，学校处理方式也被列入考评；但在这之外，因重学生隐私，担心学生
被贴上标签，对于心理辅导、或是极高风险学生，虽有转衔机制，国中端并无法拿到原始辅
导纪录，只有个案简述，而且学生若未进入二级的专辅，老师也不一定主动告知，这让接手
的学校不易留意。
一名待过双北市的辅导组长就谈到转衔的困境。他表示，“转衔会议”通常是某一区的几所
国小跟该区国中进行转衔，两端的专辅老师与组长会到现场，国小端会告知国中端某个学生
有些状况，“我们好几年去开这个会，都要严正以待，要像记者采访一样问很多细节，带着
电脑很快速把学生和家庭情况记录下来，”她说，过往可以直接请国小端提供学生A卡（基
本资料卡）和B卡（辅导纪录）的影本，但现在要调资料必须拿到家长的书面同意文件。
转衔会议是否关键？侯俊良说“这绝对是一个重要问题”，现行状况得看社区里国小与国中
端老师是否有足够时间彼此了解，仔细讨论个案拟定协助策略，但目前多半接手学校要重新
摸索。
同样来自北部，有过近20年辅导经验的校长受访时指出，新北校园杀人案突显了教育环境的
恶化，老师社群都很震撼和难过，但她的经验是，一位国三生不可能突然变成那样：
“可以想像他有很多故事，家庭系统不够完整，在他国小的阶段有些端倪，但当时的学校处
遇是什么？现在回头只谈国中教育现场和辅导，都太晚了！”
以郭姓少年的状况来看，他母亲在他国小时于自己租屋处烧炭自杀，房东向他这位第一继承
人提起民事诉讼损害赔偿；少年的外祖父也有枪砲弹药等前科，少年父亲再婚后又离异，继
母因毒品案进监，而同父异母的弟弟亦曾送入安置机构。一个少年凶恶犯怎么长成？在这当
中社工与扶助机构是否协助家庭，成效如何？家庭教育中心的功能是否发挥？一家三代在阶
级复制与暴力和身心状况包围的环境里，社会是否持续介入，亦或是最终只能无助地看悲剧
发生，让他们与社会站在对立的那面？
新制少辅会上路半年进案量低，相关运转仍在磨合
政府这些年很努力循内国法化的《儿童权利公约》精神，为边缘的儿少撕下标签。包括将“
虞犯少年”更名为“曝险少年”，减少犯罪的既定印象；采取“行政辅导先行，司法为后盾
”的方针，强化各县市政府少年辅导委员会（简称少辅会）的功能，大幅增聘有社工、心理
、犯罪防治背景的辅导员，结合福利、教育、心理、医疗等资源，辅导曝险、行为偏差但并
未触犯刑法的少年，有学籍的行为偏差少年则回归校园辅导。若辅导见效，少年就不必进入
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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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少事法》修法，将“虞犯少年”改为“曝险少年”，并采取“行政辅导先行”，避
免少年过早进入司法。图为2023年暑假期间，花莲少辅会借海星中学举办篮球比赛活动，现
场亦有少辅会的文宣简介。（摄影／黄世泽）
甫在2023年7月1日上路的新制少辅会，扮演个案管理与资源连结的角色，形同少年司法与地
方政府行政端的桥梁。虽有4年的准备期，但建置过程颇为坎坷，除了人员难聘、流动率高
，跨单位协调困难，连经费、厅舍都耗费不少心力争取。根据《报导者》取得的少辅会工作
报告，进案量极少，到2023年11月底，22县市仅收到541件，开案辅导302案，均摊每位辅导
员平均仅2.1案，但实际上超过三分之一案量集中在双北，出现明显城乡差距。
许多实务工作者在访谈间都提到少辅会的问题。台北地院少年法庭法官蔡坤湖表示，从前的
少年虞犯会在少年队笔录后送到法院，法官可能裁以训诫、保护管束，也会有少年调保官管
束。若孩子有学籍（还在学），还会有学校的辅导系统一起协力。但新制少辅会辅导的曝险
少年样态大幅限缩（从原来虞犯少年的7项，减少为曝险少年的3项），有学籍的孩子，少辅
会不见得会介入，“变成学校辅导体系的压力会很大。”例如历史悠久，拥有非常丰沛辅导
经验的台北市少辅会，在新制上路后，辅导范围及能量反而大幅限缩。资深少年辅导工作者
、台湾照顾管理协会理事长张淑慧曾在旧制少辅会服务，她也认为，少辅会的功能应该扩大
，目前太自我受限，案量其实太少。
以往学校有时发生状况或者学生逃学，会找少年队帮忙，但修法“行政辅导先行”后，若有
曝险少年，校方会先通知少辅会先行辅导并整合、转介资源。一位双北的老师直言，“以往
少年队很主动，但现在跟辖区警察局没有差别了。”过往不少老师习惯让少年队出马与少年
“沟通”，认为有吓阻效果，但新修正的法律让不少前线工作者仍感到不适应。
摆荡三：从融合教育、抽离式中介教育，到被排出教育体制
在儿少宜教不宜罚的原则下，第三个摆荡是，落入司法的少年，由谁来“拆弹”？
特别是每年进入少年法院裁定审理终结的人数，每年平均约有9,000人到10,000人。以2022
年为例，其中约46%、4,000多人交付“保护管束”，近50%裁定“训诫与假日辅导”，4.3%
裁定进入诚正中学等3所学校“感化教育”，安置辅导不超过0.5%。
其中，近10年触法少年交付保护处分的前4大项目分别是伤害、诈欺、妨害秩序、窃盗。
桃园地院主任少年调查保护官王以凡入行26年，接触过数千名司法儿少，她观察现在跟过往
最大的差别是，儿少接触世界的触角伸得很早很远，网上传私密照、模仿抖音影片等等，没
有成人的监督。她的其中一位保护管束的孩子在学校曾以打火机点火，再嘴含酒精喷火，也
带过一颗子弹和蝴蝶刀、扫刀到校，但当她家访少年，才知他家务农，存有各式刀具，少年
带刀到学校是为了炫耀和展示给同侪看，也避免自己被霸凌。
她表示，类似这样的少年，前额叶尚未发展完成，有着冲动控制的问题，必须花更多时间理
解和管束，对学校老师、专辅老师、司法体系的少年调保官，都是一份要花数倍力气的高危
工作。
《宪法》规定6～15岁必须接受义务教育，有“强迫入学条例”规范。但此次校园冲突，再
次揭开曝险少年与触法少年，究竟是维持在原班上课、留在原校教育？还是完全抽离、进入
中介教育就学？其间教育哲学不同者的思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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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把有行为议题的学生抽离出来上课吗？明阳中学校长涂志宏曾担任中介教育“飞梦林”的
校长，陪伴学习不适应、家庭功能薄弱的孩子。他认为，跟自己不一样的同学相处也是教育
的一环。（摄影／余志伟）
明阳中学校长涂志宏曾担任中介教育“飞梦林”的校长，当时接触到的就是被主流升学体系
所放弃的小孩。他感受很深地说：
“我们也不可能走回头路说把人分类，融合教育里面讲求的是，人是很多元的、形形色色的
，跟自己不一样的同学相处也是教育的一环，孩子怎么去理解这些跟我不一样的孩子，这是
一个很重要的能力。不能因噎废食说，因为我们班上有人拿刀，拿刀是另外一个拿刀的问题
，那是校园安全管控的问题，但也不能因为这样，就说从此以后隔离 你坐捷运旁边也有可
能会出现这些问题，怎么可能说，我现在就开始让孩子生活在那种保护下，永远不要接触这
些人？”
但融合教育中，学生组成若有极大落差，的确也影响学生就学权益和老师的班级经营。
一位新北市辅导组长受访时表示，目前她手上有春晖（毒品案）、伤害案件被裁定保护管束
的几名学生，她说，通常在遇到司法少年时，她不只得主动跟班导沟通，因为每班只要有一
位司法少年就容易影响班级，有可能是挑衅或行为不配合，对班上较听话的学生来说，相处
会是心理压力。
老师如果没有极大的教学和辅导热情，抱着不愿落下任何一位学生的态度，是很难接住司法
少年的学生。
以这位辅导组长所在的学校为例，该校成立了“资源式中途班”，专门接住脆弱家庭，以及
在心理和行为上需要关注的学生，另外三分之一是司法少年；当班导力度不够或班级里师生
与该名学生严重冲突时，他们会把少年少女从原班级抽离出来，但仍在原校进行教育，先暂
时取得“管教”与“受教”的平衡。
除了校内的“资源式中途班”，目前中介教育的另外两种选择，也包括由民间法人登记的“
合作式中途班”（部分提供住宿），以及由少数学校办理提供学生膳宿的“慈辉班”。这3
种中介教育，在2022年共有1,333个名额、88个班的容纳量。
但中介教育成立有阻力，要找到合适带班导师和生辅老师也不易，老师们除了盯学习进度、
为学生向外找资源开展各种技能课程，经常要扮演父母的角色，协助生活的自律、自我觉察
、冲动控制、开展各种技能课程等等，更要跟家庭保持联系，并与孩子建立信任关系，几乎
是一比一师生比的照顾。
扩充中介教育基地势在必行
《报导者》先前出版的《废墟少年：被遗忘的高风险少年家庭》一书里，针对中介教育有过
深度采访和观察。这次我们再回头检视，发现中介教育有减少以及拒收学生的情况。我们翻
查几所办理“慈辉班”的简章，都明文记载不收以下学生：有忧郁或精神状况不佳、有暴力
或惯窃会危害校园师生、因重大刑案（如妨害性自主等）交付保护管束、少年法院裁定安置
的学生等等。
司法少年经常像人球般被踢来踢去，15岁前享有义务教育的司法个案，学校理应没有拒绝入
学的理由，但不少法官、少年调保官经常为孩子要去到哪上学伤脑筋。有的学生被原校“软
性退货”，要求家长为孩子请长假不必到校，直到毕业；家长有时得不完全透露学生过往纪
录，转进其他学校等。
一位在中途式合作之家工作近20年的老师告诉我们：“司法少年一直是不被大家接受的学生
。”这位老师手里总有三分之一以上受保护管束裁定的学生，周围的国中会转介中辍生来此
，学园老师经常得陪着学生到法院报到。
先前监察院调查感化教育里出现的不当管教与集体霸凌事件，让近年少年法院在裁决少年去
处时，尽可能回归家庭与社区，减少机构安置的处遇。王以凡也提及少年司法普遍遇到的困
境，“很多安置机构是很怕我们少年的，我们能找的安置机构不多，要去求爷爷告奶奶，即
便现在稍好一些。”
此次郭姓少年在少观所出来后直接入校，酿成不幸，教育部也在1月4日发出声明表示，未来
会加强辅导评估，判断学生是否入校或进入社区中介教育衔接。
接住一位司法少年，让学生稳定下来，不论在原校、中介教育、安置机构，都是希望能建立
少年的归属感，打破原来可能犯罪环境的依附。蔡坤湖认为：
“只有建立好的连结，才可能不再触法。”
哪里可栖身，就在哪里生根，这是江湖里少年兄弟的宿命。
教育体系里边缘的中介教育老师为了改变孩子的命运，多数24小时不敢关机，拉网络找资源
，避免小孩太早进入江湖投靠“集团”、“会馆”、“公司”（现在帮派的代称）。但老师
们再怎么努力，欠缺行政的支持与资源，没有司法的强制力，孤掌难鸣。
但，此刻司法究竟扮演什么角色？
摆荡四：司法从黑脸到白脸？
触法少年被裁定保护处分后，需透过定期返回法院报到、安置于特定处所等，接受司法的保
护及约束。图为桃园地方法院保护管束少年报到手册。（摄影／杨子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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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包括全国家长会长联盟在内，认为郭姓学生若“凶性仍在并不知悔改，为何送到学校管
束呢？”家长质疑新北少年调保官未负监督之责。据我们了解，新北地院调保官有连结学校
专辅老师资源，事发前少年也有配合辅导。但地院尚无公开说明。
一位在司法界10多年的前线调查人员说，他深刻地感受到“司法院到法务部，有种把自己转
型成社会局”的氛围。他认为，不只校园弥漫绥靖主义，包括司法在内，不少地院法官过度
重保护和辅导，轻忽惩戒的必要，也渐渐不裁进3所感化教育学校和明阳中学里。他进一步
表示，虽然有法官担心少年与社会隔绝太久，担误青春，怕判得过严，但也有为数不少是便
宜行事，“少年调保官要蒐集资料、要建议法官裁定感化教育，最后要承担家属打电话骂你
，都担心对方寻仇的心理压力。”他认为，“明阳中学在司法界评价算好，少年进去后有较
长时间断绝原有不好的网络关系，但短期进少观所或裁定保护管束，少年不会害怕，处遇效
果不见得好。”
但，严惩或长时间隔离，是否真的达到矫正效果，让少年有重新来过的机会？
以全国裁定感化教育比例最高的桃园市为例（近年桃园占全国2成4到3成），《报导者》看
到的资料显示，从2022至2023年9月桃园地院结束感化教育出校的少年总计128人，其中有73
人（57%）再犯，这些再犯者里有49人有2次以上移送纪录。桃园市副市长苏俊宾说：“现阶
段一味送感化教育，却没有追踪感化之后的成效，是把问题拖到未来。我们特别统计过去两
年的数据，证明再犯率比我们想像的还高。这些都是社会的成本跟风险。”（注）
那感化教育执行的品质如何？我们是否有机会在少年微罪阶段、尚未进入矫正学校前（例如
在保护管束阶段）就能遏止少年犯罪的恶化？
以每年4,000到5,000名被裁定保护管束者的少年少女为例，法官蔡坤湖指出，从过去的经验
来看，若不裁定保护管束，50%儿少会再犯；但如果保护管束一年后，能把再犯率压在10%或
15%以下，他觉得是可以接受的（注）。以台北地院为例，保护管束的个案通常开案时间是2
～3年，确保个案能稳定就学就业后，才由少年调保官向法官提起免除保护管束而结案。
少年调查保护官是手工业
目前全台少年调查官与少年保护官共192人（含17位主任调保官）。虽然职称上有区分调查
官与保护官，但因人力有限，所以两种职称做的是相同的工作，主要任务有两个，一个是前
期“调查”与蒐集少年相关资料，以及后期的“保护”，其中重中之重的就是保护管束个案
的管理，从2022年司法院提供的数字来看，六都一级法院的少年调保官，每个月同时有新收
与旧有的70多个保护管束个案在身上。
按“法院办理保护管束应行注意要点”（后称“要点”）的规定 ，调保官在前3个月收案时
，每月至少与少年会谈两次，之后少年状况稳定得酌减至每月一次。此外，少年保护官每3
个月至少前往少年的居所、工作场所、就读学校访视一次，之后每6个月一次，若是裁定3年
，意味着必须与个案见面39次。
但不少社工和老师陪个案进法院后，抱怨每回谈话只有5～10分钟会谈，认为效果有限。或
是当少年在学校或社区惹事，老师通知调保官时，有的会说“等下个月报到时，我会处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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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行26年的桃园地院主任少年调查保护官王以凡形容，保护官如同“手工业”，得花时间陪
伴，耐心等待孩子重回人生正轨的那天。（摄影／杨子磊）
王以凡是少数愿意具名的调保官，她说，调保官人力有限，大家花很多时间在前期的调查，
但更重要的是保护执行的品质，她就有过一个棘手个案就在3年内会面62次，这还不包括去
家庭学校访视次数。她说：
“保护官是手工业，没有快速便捷方法，只能用肉身接触，有事就见面，孩子未报到或出现
偏差行为时，调高会面密度会提醒孩子，毕竟要让他们知道如果不守规定，进一步会被留置
少观所观察，甚至被撤销保护管束进入感化。”
曾有地方法院发生个案未准时报到，而调保官未定期联系，数个月后发生案主已死的情况，
后来才加强检讨，而有了“要点”。
但对第一线辅导老师来说，少年调保官扮演极重要的角色。
一位中学辅导组长受访时分享到，先前一位春晖案裁定保护管束的学生，后来在旅馆施用和
转让以现行犯被抓，地院主任调查官没有放弃，不但主动到学校开个案会议，召集原班导与
专辅老师和主任，对孩子行为观察非常细致，第二次则联系单亲个案的母亲，要求家长一同
协力监督。
做为调保官的上级督导，蔡坤湖说，台湾应该要有一个学术或独立单位来针对法院的保护管
束品质做研究。他指出，有些国家外会针对法院的安置辅导、感化教育、保护管束品质做后
追，包括个案是否再犯，是否回归社会生活，有工作有纳税等等，是否成为一个好人 他认
为该是对法院在少年裁判与执行品质做后追的时刻了。
而就在《报导者》持续采访和追踪的过程，我们联系司法院，司法院表示将在2月1日开始于
六都的大型法院试办“专责保护官”，选出专办高风险保护管束的保护官；但目前希望提高
总员额上限，充实保护官人力资源，来提高执行保护管束的成效。
更早支持在现场、在路上的人
权力向权益的转移，是社会进步的过程，但迅速过度的摆荡与资源的欠缺整合，也让现场所
有的大人们感到被指责、不被信任、被动。
涂志宏指出，“以前的理论假设（像标签理论）是在原社会背景，现在是网络N世代，比过
去快100倍，他触法的机会增加外，接收的文化跟认知，与我们成为两个平行世界，游戏规
则也不同，反而我们要早点从国小去影响已有些（偏差）行为的小孩。”
蔡坤湖也认为，对隐私的重视可以重新评估，若从医疗来说，一个人的病历是可以被医师保
留或运用才对，转衔资料应该也是；学校辅导系统从国小、国中的转衔，以及是否转衔到高
中，在“辅导的延续性”与“避免对少年造成标签”是该有重新的讨论。
像一个永远的正反合，也像是许多价值在天平两端的平衡。
涂志宏说，“在现场的我们还是要持续关注，在社会进步过程当中，仍有一群被拉掉的孩子
没有被照顾到。这些未受关注而走偏的少数，将会让社会付出严重的代价。相对地，愈早发
现他们，能改变的机率就愈高。”
这起不幸案件，让大家正视学校、家庭、司法等多面向的不足。“我觉得这事件不会是最后
一起，但我深深期盼是最后一起，请大家共同来重视，别再让这么好的孩子就这样走了，否
则那会是对我们最大的控诉，”涂志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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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阳中学作为国家的“最后一道温柔”，校长涂志宏仍企盼在最前端的家庭、社区、学校就
已稳妥接住儿少，别直到儿少触犯法律，才让社会付出更大的代价帮助他们重新开始。（摄
影／余志伟）
5.连结 ：https://bit.ly/3NR6ik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