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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关于“新世代”年轻小说作者的话题是许多人关注的话题，在题材上的乡土
取向以及文学奖相关现象更是这些讨论聚焦的重点。然而在这些年轻小说作者的作品中
——多半是文学奖的得奖作品——有一个现象我认为非常值得讨论，我称之为“和解的
必要”。在乡土取向题材以及文学奖有耀眼表现的杨富闵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正是讨论
这个现象的最好题材。
杨富闵的《花甲男孩》收录了多篇得奖作品，作品的题材主要以作者所生长的台南
（或者准确地说是大内、善化等农村地区）为背景，描写农村老者的生命故事、两代甚
至三代之间的关系，角色描绘鲜活立体、观点富关怀情感、文字也相当有魅力，摆脱对
于台湾年轻小说作者文字情感苍白虚弱、题材干枯自溺的刻板印象。
不过这些单篇看来精彩的小说在一本作品集中却呈现了一个共通的特色，即是无论
故事中的角色间发生了怎么样难堪、尖锐或不可妥协的对立或冲突，到故事的最后总会
采取某种形式的和解，例如：〈暝哪会这呢长〉中“解接”与主角在网络上的对话，以
及最后随着“光头耶”的死去而返乡；或是〈有鬼〉中主角堂妹的哭着造访，启动了主
角及母亲回去台南萧家的契机。除了〈繁星五号〉之外，故事到最后都不缺少任何形式
的和解剧码，而书中列出的前辈作家的推荐赏析，也很欣赏这些和解剧码的出现与操作
。但是，其中〈唱歌乎你听〉这篇作品的和解剧码，让我感到非常可惜。
〈唱歌乎你听〉的故事剧情，是以主角的阿公喜爱听的唱歌卖药电台节目串起了主角
与阿公的祖孙情，以及（更重要的）阿公对待主角的伯父与父亲之间的偏心与矛盾。杨
富闵带浓厚的感情以聆听地下电台的习惯，反映出了老者的老、病以及寂寞，在故事的
后段，还以此作为最残酷的舞台，让阿公将主角的父亲、姑姑、甚至于主角对他付出的
心力与感情以最粗暴、无情的方式给予否定，让人读来不禁心痛又激动。事已至此，家
族内、祖孙间的情感已遭遇极大的挑战，甚至是摧毁，杨富闵却还是让阿公打电话进电
台，让他长期羞于向电台的朋友介绍的孙子与大家“见面”，至此主角与阿公算是达成
了“和解”——那主角的父亲、姑姑呢？
这样的剧情转弯让人难以理解，似乎有为“和解”而“和解”的味道。我会作如此
想，问题就是在于阿公这样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在小说中看不出有什么转折的关键点
，就忽然在故事的最后面冒出来，似乎是不和解不行。或许杨富闵本身有其创作上或是
情感上的考量而作如此安排。但是综观最近各大文学奖的得奖作品，“和解”，尤其是
家族成员之间的“和解”几乎成为不可或缺的得奖要素，这让我感觉到不安，并且有必
要思考在短篇小说中“和解”到底是不是真的必要。
小说能够带给读者的一个很重要的效果，就是让读者不仅仅是透过逻辑推演与理性
思考来重新思考一件事情，更是透过作者的文字叙述、剧情布局、氛围营造动员读者的
情感，或是感动、同情，或是愤怒、震惊，都是许多成功的小说作品在读者身上施加魔
法的效果，如此读者得以更深刻地与之共鸣或理解作品呈现出来的意涵。我认为〈唱歌
乎你听〉到故事最后的“和解”前，是有成功达到这样的效果，但是最后的安排却让这
样的效大打折扣，更封闭了读者更深入思考与体会故事中阿公的残酷举动背后更深层的
意涵，只会逼读者硬生生放下前一刻又愤怒又心疼的情绪，矛盾地庆幸还好阿公还记得
孙子的照顾之情，以此来看，这篇小说并不能获得全面的肯定。然而，我们难看到有任
何读者或论者对此提出批判。
这是一篇获得地方文学奖首奖并且受到高度肯定的短篇作品，虽然不能说这篇小说
或是整本短篇集鼓励其他年轻作者拼命写“和解”的小说，但是家族“和解”的作品占
据文学奖的得奖榜单是事实，“和解”成为写作短篇小说——尤其是家族故事、家族史
这样热门的题材——时的重要因素，使得作者难以在相关议题上展现批判力道，即便挖
掘出了值得反省批判的深刻意涵，也只能绑手绑脚地在有限篇幅寻求故事剧情的“和解
之路”，演出勉勉强强甚至媚俗的大和解剧码。既有当红议题的箝制与引导，又有“和
解”的必要，文坛前辈要如何才能够要新世代的小说作者面貌不模糊呢？
其实在文学创作中，“和解”是一件很难的事情，许多小说作者都必须以相当长的
篇幅才能成功达成；而在现实生活中亦然，甚至可以说更难。或许就是因为如此，能够
在短篇幅中处理“和解”的议题就像是体操比赛中的高分动作，一旦在比赛中操作成功
，就能获得高度的肯定与赞赏，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在写作出满冲突、对立、不堪的小说
中就有“和解的必要”，更何况，这样的必要会伤害一篇好作品以更出色的方式呈现、
影响作品所能带来的深刻思考与反省，最糟禚的是，这还会限缩年轻作者创作的自由与
可能性，并且使台湾小说从日治时期一路到解严前后的批判传统式微，对台湾小说的创
作力造成伤害。因此，问我小说创作有没有“和解的必要”？我会说，没有一定要！
最后，我也在这边期许杨富闵这位年轻的优秀创作者，除了在未来能够开拓出更广
阔的写作题材之外，更希望看到他能够更自由、更富创造力与批判力，并且更深入他所
关怀的议题，写出不同的台湾风貌。毕竟，除非出于创作理念，已经获得大量文学奖以
及出版的肯定后，应该没有任何“XX的必要”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