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述《limay (呵冻成书)》之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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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繁华落尽后的虚无与寂寞(上)(下)
: 是介绍白先勇生平与创作的文章,与大家分享:)
繁华落尽后的虚无与寂寞（上）
文/李丽美
他用最现代的手法，发扬最传统的艺术；用最悲悯的心情，写人生的残酷与腐败。繁华至极的奢靡与醉生梦死，他
懂；繁华落尽后的虚无与寂寞，他也懂；参与过国家兴衰战乱的大时代人物，他能写；躲在最深最暗角落不被人所
了解的孩子，他也能写。
〈寂寞的十七岁〉里，杨云峰的大哥保送美国西点军校，二哥在哥伦比亚读大学硕士，小弟在建中每次考试都是第
一名，惟独他，小学、国中各留级一次，好不容易勉强有个私立学校读，还是他父亲费尽心思用尽关系才为他求来
的。
父亲对于四个孩子中唯一不成材的他当然生气，连应该是具有和蔼慈祥的形象的母亲，都和父亲同一阵线，父亲教
训完了换她接着教训。成绩的低落，对未来的茫然，让杨云峰成为他们家里唯一不像他们一家人的人。
杨云峰更落寞了。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想做些什么，只有他不知道；学校功课他认真读了，就是不会，不懂，不及格
；学业上一蹋糊涂也就算了，连体能也不行；在家里不快乐，到了学校让同学嘲笑；他一点都不想事情变成这样的
，但他丝毫没有任何力气去改变这样的窘境。
他的寂寞，没有人愿意试着去理解。他的心声，没有人有耐心停下来倾听。
他寄很多空信封给自己，拿起话筒假装和人讲电话讲得很开心。如果可以自己选择未来的道路时，他说他希望能够
剃发为僧，隐居深山野岭，独生独死，如此过一辈子。
好不容易学校有个同学愿意理他了，他掏心掏肺的回馈他，却因为班上其他人的闲言闲语，导致对方不得不跟他保
持距离。他的生活中已经没有任何希望了，女同学恶作剧公开他的情书，使得他成为全班的笑柄，终于变成压死他
的最后一根稻草。他再也不去学校了，背着家人在植物园和新公园闲晃，错过了大考，也经历了一次几乎让他不认
得自己的惊吓。
白先勇以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让杨云峰将他与现实世界的格格不入、内心深处的徬徨茫然娓娓道来，既符合杨云
峰自言自语的习惯，也以最直接的方式，让读者看见一个十七岁生命的无助与惨澹。尽管白先勇说“杨云峰倒不是
写我自己，个性与我不太一样，中学时我功课很好，不像他那样鸦鸦乌。……父亲很器重我、很尊重我，重话没一
句，从没骂过我，跟杨云峰父子完全不一样，我很幸福的！”
但“〈寂寞的十七岁〉中那种孤独感是人生的寂寞，倒不一定是遭遇如何。那种情境我特别感觉到，而且我喜欢。
我想这大概是因为童年有一大部分的时间，我一个人住，如果是七、八个人挤一个房子，我想也没办法有这样的心
境。”
导致白先勇的童年时间有大半一个人住的原因，是因为他在那个谈痨色变的时代，他却不小心染上了肺痨。为了全
家上上下下的健康，他父亲不得不做出将他与众人隔离的决定。这一隔离，就是四年多的时间。“得病以前，我受
父母宠爱，在家中横行霸道，一旦隔离，拘在花园山坡上一幢小房子里，我顿感打入冷宫，十分郁郁不得志起来。
一个春天的傍晚，园中百花怒放，父母在园中设宴，一时宾客云集，笑语四溢。我在山坡的小屋里，悄悄掀开窗帘
，窥见园中大千世界，一片繁华，自己的哥姐，堂表弟兄，也穿插期间，各个喜气洋洋。一霎时，一阵被人摒弃、
为世所遗的悲愤兜上心头，经不住痛哭起来。”
是这样七、八岁便生病、便被迫从快乐的童年抽离出来独自养病的经验，第一次让白先勇真实的感受到生命的无常
与孤寂，埋下了他日后书写〈寂寞的十七岁〉、〈金大奶奶〉、〈我们看菊花去〉，以及被奉为同志经典文学的〈
月梦〉、〈青春〉、《孽子》等小说的因子。
但关于〈寂寞的十七岁〉的写作缘由，根据白先勇的回忆，是确有一个现实的形象作为参考的：“在宪兵学校，有
一天我上地图阅读，我从来没有方向观，不辨东西南北，听了白听，我便把一张地图盖在稿纸上，写起〈寂寞的十
七岁〉来。我有一个亲戚，学校功课不好，家庭没有地位，非常孤独，自己跟自己打假电话，我想那个男孩子一定
寂寞得发了昏，才会那样自言自语。”
天生的敏锐和童年的独特经验，让白先勇拥有一种将一件小事或一个生活上的片段转化、铺陈为一篇极具悲剧性、
冲突性故事的能力。不只是〈寂寞的十七岁〉，曾经被改编为电影的〈玉卿嫂〉，也有一段类似的起因：“有一年
，智姐回国，我们谈家中旧事，她讲起她从前一个保母，人长得很俏，喜欢带白耳环，后来出去跟她一个干弟弟同
居。我没有见过那位保母，可是那对白耳环，在我脑子里却变成了一种蛊惑，我想带白耳环的那样一个女人，爱起
人来，一定死去活来──那便是玉卿嫂。”
白先勇给玉卿嫂的第一个错置，乃在于玉卿嫂的身世与她美好的容貌并不相称──她虽有着“净扮的鸭蛋脸，水秀
的眼睛”，却死了丈夫，又不见容于婆婆，导致她只好从家里逃了出来，做大户人家少爷的奶妈。第二个错置，则
在于玉卿嫂的个性虽然看来温柔，大户人家上下也都喜欢她，少爷容哥儿尤其依赖她，但她的内在却是比谁都倔强
，心事比谁都神秘，要不是容哥儿听了下人的话跟踪她，没有人知道她还爱着、养著一个比她小的庆生。第三个错
置，也就是整篇故事成为一个悲剧的最主要关键，在于玉卿嫂省吃俭用，倾自己所有，既提供最好的物质享受，又
时时刻刻、全心全意照顾著、爱着的庆生，不但移情别恋，还怪罪玉卿嫂管他管得太紧，求玉卿嫂放了他，让他舒
舒服服的过他自己的生活。
庆生这样的举动与要求虽然过分，但作为支持着玉卿嫂活着，而且是有意义的活着的唯一关键，庆生的确过得辛苦
。白先勇透过容哥儿这位小少爷的目光，将玉卿嫂与庆生两人的互动做了最完整、最不失真的叙述。面对众人时温
和的玉卿嫂，爱着庆生时狂烈的玉卿嫂，拼命挣扎着要讨回、留下自己爱情的玉卿嫂，形象由平面而趋立体，模糊
而臻深刻，是白先勇笔下人物中广为人知的其中一位。同时，这篇小说也在白先勇的创作生涯中颇具意义，因为，
这篇〈玉卿嫂〉和另外一篇〈月梦〉，是白先勇就读台大外文系三年级时，为了他自己和几位同学创办的杂志《现
代文学》的第一期所写的两篇小说。
繁华落尽后的虚无与寂寞（下）
起初他是怀着要为中国在三峡盖一个水坝以造福万民的雄心壮志，由建中保送成大水利系的，但读了一年后，他发
现自己功课虽好、分数虽高，却没有对此产生真正的兴趣。加上“有一天，在台南一家小书店里，我发觉了两本封
面褪色、灰尘满布的杂志《文学杂志》第一、二期，买回去一看，顿时如纶音贯耳。”于是，白先勇终于作了他“
生命中异常重大的决定”──重考大学。原本打算报考中文系的他，在参考了他在建中最敬佩的国文恩师李雅韵老
师的意见后，改填外文系。如愿考入台大外文系后，在写作上投注的热情与心力，亦让白先勇实现了自己的愿望─
─在夏济安先生主编的，也是让他决定弃工从文的《文学杂志》上，看见自己的小说和名字。
考入外文系的白先勇，除了外文系本身的课程外，还常跑中文系上课。“当时台静农老师教授文学史，叶嘉莹老师
教授左传、史记，郑骞老师教授词曲，就我个人而言有很大的影响，对于欣赏中国古典文学之美也有所帮助。……
无论外文系或中文系的老师，都在有形或无形中给予我很大的影响。台大的精神传承自北大，所以在这样的氛围下
，我内心中也燃起效法五四的希望，所以在大二下学期，我决定也要办杂志。”于是，生性浪漫的白先勇，凭著这
样的一股信念，在同班同学王文兴、欧阳子、陈若曦的协助下，《现代文学》于一九六0年三月诞生了。这本杂志
前后历经白先勇、余光中、何欣、姚一苇、柯庆明等人主编，刊登过王祯和、陈映真、施淑女、施淑青、罗门……
等许多当时仍为写作新锐、后来一一成为名家的作家作品，影响台湾文坛甚钜。
自小即随着身为国民党高级将领的父亲四处迁移的白先勇，自家乡桂林到重庆，从重庆到南京、上海，再从武汉到
广州、香港，辗转来到台北。台大毕业后，一九六二年，白先勇出国留学前夕，母亲的病逝，使他受到莫大的打击
。“出殡那天，入土一刻，我觉得埋葬的不仅是母亲的遗体，也是我自己生命的一部份。”失去至亲的伤痛、环境
的遽变，使得白先勇在美国的第一年完全无法写作。一个大雪纷飞的黄昏，万家灯火，他一人独自伫立在芝加哥堤
岸边，“心里突然起了一阵奇异的感动，那种感觉，似悲似喜，是一种天地悠悠之念，顷刻间，混沌的心景，竟澄
明清澈起来，蓦然回首，二十五岁的那个自己，变成了一团模糊，逐渐消隐。我感到脱胎换骨，骤然间，心里增添
了许多岁月。”短短一段回忆，一连出现了四个“突然”、“顷刻间”、“蓦然”、“骤然间”相似词，既传神的
表达了当下获得生命另一层体悟的可贵，令人不可忽视的，还在于这份“顿悟”的背后，是以多少的辛酸和徬徨、
悲哀才换来的。
作为白先勇重新出发的第一篇小说〈芝加哥之死〉，内容描述主角吴汉魂在美国苦读六年，没有任何娱乐，不要休
息，除了打工和去学校上课外，任何时间都是独自一人待在冬冷夏热的地下室，“一点、两点、三点一直念到深夜
里去。”他先是失去了深爱他的女朋友，然后在拿到博士学位前，收到了母亲病逝的电报。他什么都没有了，身为
华人，名为“汉魂”，西洋文学的博士，至此之于他而言，仿佛是命运的嘲笑。无从选择的他，只能在他仅有的二
十几个字的自传“吴汉魂，中国人，三十二岁，文学博士，一九六0年六月一日芝加哥大学毕业”后，接下“一九六
0年六月二日凌晨死于芝加哥，密歇根湖”的结局。
〈芝加哥之死〉后，〈上摩天楼去〉、〈安乐乡的一日〉、〈火岛之行〉亦是以海外华人为主角的篇章。作为《台
北人》首篇的〈永远的尹雪艳〉，是白先勇写作生涯的再一个特别具有意义的代表作。在上海时，尹雪艳是舞厅里
最活跃最美丽最有手腕的歌女；到了台北，当所有人纷纷不敌时间、命运的侵袭而失权失势、老朽残败，唯有她，
永远的尹雪艳，总也不老，总是迷人。不管是死神的化身，还是幽灵的借代，她一贯的以一种超乎时空的睥睨神情
，去看着时空内所有人的怨恨、腐烂。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揭开序幕，身在异国的白先勇，以〈一把青〉、〈岁除〉、〈梁父吟〉、〈思旧赋〉、〈游
园惊梦〉、〈孤恋花〉等小说作为对于中国文化与历史哀悼与反思。这一系列收入《台北人》的篇章，主角无论是
高官、将领，或是舞女、佣人，均有一个极大的共通点，那就是对过去的怀念。如欧阳子所言：“台北人一书只有
两个主角，一个是‘过去’，一个是‘现在’。”“过去”代表荣耀、希望、理想、美好，“现在”则代表年老、
腐朽、猥琐、绝望、丑陋、死亡。从大陆各省撤退到台北这个狭小、毫无文化、秩序可言的地方来，他们虽没有明
显的抱怨，却藉著不断的缅怀“过去”来肯定、寻求“现在”生活的意义。
之所以产生这样的基调，白先勇说：“我写的常是人的困境，因为人有限制，所以人生有很多无常感。在这种无常
的变动中，人怎样保持自己的一份尊严？在我小说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题目：他们过去的一些辉煌事情、一些感
情，能够保有的一些东西。”“本来，人生是很复杂的，要找到唯一的答案，是不大可能的。我写的那些人物，他
们在道德上可能都有错失，行为方面可能也有所缺失。但是我写这些人时，基本上是处在同一个水平面、同一种处
境来了解。”
是对年华易逝的慨叹，对国族遽变的纪录，对文化历史的追悼，对人类不断在困境中挣扎再挣扎的悲悯，让距今已
有二十年之久的《台北人》仍脍炙人口，并且弥足珍贵。
自取得学位后，即长期定居美国、在美国教书直到退休的白先勇，其实常趁著假期回台北小住。以其独特的家世与
成长年代，一生居住过许多地方的他，对于“家”的概念，是现代年轻人比较难懂得的部分：“台北我是最熟的──
真正熟悉的，你知道，我在这里上学长大的──可是，我不认为台北是我的家，桂林也不是──都不是。也许你不
明白，在美国我想家想得厉害。那不是一个具体的‘家’，一个房子，一个地方，或任何地方──而是这些地方，
所有关于中国的记忆的总和，很难解释的，可是我真想得厉害。”
但是，谁能说年轻人就不懂呢？如果青春版的《牡丹亭》可以吸引许多年轻人进场观看，并且如痴如醉；如果《孽
子》电视剧的上映再度创下了《孽子》原著的销售高峰；如果〈寂寞的十七岁〉还继续悄悄陪着台湾扭曲的教育制
度下的孩子度过最苦闷的时期；如果《红楼梦》这样的经典仍不断有人像白先勇一样怎么看都看不厌，那么，还有
谁会说年轻人不会懂呢？
白先勇展现了文化，成为了文化，保护了文化。除了已经是一种典范外，一直以来他最纯粹的身份，还是人们心灵
的观察者、倾听者、记录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