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的校园监控】交女友警总先知道？无所不在的校园监控－陈信行专访
2016/08/12
张方慈 胡醴云 / 台北报导
世新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副教授陈信行，读大学适逢1980年代末期解严前后。他加入校内
学运组织，积极参与台湾民主改革，并在1990年3月的野百合运动中担任学运干部，串联
全台学生，要求解散近半世纪未改选的国民大会。
从戒严末期到1991年清大独台会案判决免诉，正式宣告言论自由解禁，陈目睹校园情治系
统的衰亡与崩溃，所谓的政治监控也越显无力，甚至可笑，然而监控文化造成的恐惧感却
难以消散，仍像幽灵般在校园的各个角落游荡。
八大情治体系进驻校园 教官与警总、调查局“争业绩”
我大学就读成大，那时候每个大学里面都有八大情治系统，属于不同势力，据说都有在各
个系所布线。这等于你一个班三十个人中，至少有八个人是抓耙子，part time拿他们的
钱，负责举报老师跟同学有什么反政府言论。
因为老蒋小蒋不信任他底下的任何一个人，所以八个系统要互相监视，也互相竞争。像电
信检查是警总在做的，监听我电话的是警总的人，所以发现我跟我现在的老婆开始恋爱的
，第一个是警总，我的室友都还不知道，他们就知道了。教官还有点愤慨说，这个消息他
没有报上去，让他被上面的责过。
那时候教官隶属教育部军训处，是其中一股监控势力。我们的社团开始地上化、站出来抗
争时，系教官是第一个约谈我们的，会跟我们说，你不想你自己，也想想你的家人。那个
时候有一个跟我们一起出来抗议的女生，爸妈两个都是小学老师，教官透过“人二室”通
报上面，然后认识的人去跟他爸妈讲。结果她被他爸关起来打了一个礼拜，不准她上学。
因为他爸说这样的行为会害死她们全家。那年代教官控制力已经不大，后来的历史证明，
我们这一代的人其实没有受到什么严重的政治迫害，多半是恐吓居多。
高中：教官无所不管 站第一线维持国家表象
高中那时教官的控制力很强，大概是1980年代初期。教官主要负责管理服仪和头发，用手
指量头发，超过手指头长度就打、登记学号，对服装仪容的吹毛求疵是我们那几代人对教
官最深刻的印象。教官也负责拿鞭子打人，高中如果老师要压制所谓的顽劣学生的时候，
他们会找教官去打，因为据说教官是军人，比较可以压制顽劣学生。
另外，教官还负责招揽班上成绩比较好的同学入党。我大概是我们班少数几个没有入党的
，那时还被约谈好几次，教官觉得我不给他面子。我跟他说，我真的不知道入党的意义是
什么、权利义务又是什么。然后教官就说，讲什么意义，就是给我一个业绩啦，你连最基
本的面子都不愿意给我。
教官也管理学生品行问题，我还听过有教官被派到专门放色情片的电影院前面，查看有没
有他们学校的学生去看。总之那个时代各式各样政府想要维持表象的东西，都交给教官执
行。
监控效力大不如前 特务请喝咖啡求业绩
大概在80年代末期戒严体制开始松动。从美丽岛事件之后，像林正杰，还有陈水扁，没有
被以叛乱罪而是以诽谤起诉，相较于美丽岛事件那种会被送军事审判处以死刑的程度来讲
，刑期是很短的。陈水扁已经那么大咖的人是这样，像我们这种小咖，你看看就知道，不
会怎么样。
社会上也越来越多人敢走上街头，台北高雄街头每隔几天就会有游行示威。不只是政治上
面的要求解除戒严，还包括环保抗议，比如说鹿港反杜邦，工人也纷纷出来抗议。理论上
当时还是有法律可以把这些人的严办的，例如惩治叛乱条例二条一，就是唯一死刑，但是
政府并没有这么做。
所谓的政治监控也渐渐的从刚开始很吓人，变得兵败如山倒，到后来我觉他们都有点三心
二意的。大概是他们也看得出来，即使他们把我报得再怎么大逆不道，我也不会被抓去关
。我就遇过国安局的人向我表明身分，请我喝咖啡，然后问我说，你们到底什么时候抗议
？还拜托我给他一点消息，好让他做点业绩。不然调查局的人报上去他没有报，一定被上
面K得一塌糊涂，然后我就会嫌他咖啡不好喝。这是戒严体制已经摇摇欲坠时的状况，到
了末期他们的恐吓已经没有用，那时跟他们打交道就变得有点有趣。
压倒情治体制的最后一根稻草大概是1991年清大的独台会事件，调查局直接进入清大校园
去抓人，引起全台各地大抗议，结果是调查局长下台。这对整个情治系统都是一大震撼，
等于是在告诉他们，你们可以恐吓人的时代已经过了。
监控无所不在 室友可能是特务
我们那年代教官能动用的资源不多，控制力已经不大，对我们来说，真正影响到我们生活
的是那种“任何一个同学都可能是特务”的感觉，那 破坏性非常高。
现在如果有人感觉自己随时都被监控，我们可以确定他要去看精神科，这是典型思觉失调
症的症状。但我们那时候，几乎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有这种感觉，同侪之间会彼此担心，
会不会我现在跟你讲话，你今天晚上就写报告呈上去。
那对人际关系非常不健康，我真的不知道这些监控体制除了知道我的恋爱故事以外，到底
运作到什么地步。像我曾经怀疑我室友是特务。第一，他是我室友，第二，他每天都很早
起，而且他爸爸是警察，他又是国民党的小组长，各种迹象都让我觉得，八成就是他。那
时候民进党建党后第一次立法委员选举，我有私下参与文宣工作，依当时大学法我是可以
被开除的，所以我尽可能避开我室友，半夜两点起来做事好避开他。
直到我们大家一起做个决定说，完全不把任何人当作是特务，我就会开始跟他讲我政治上
的看法，他非常赞同啊，聊开以后我才知道，原来他早起是因为他那时真的很迷太极拳社
，他也跟我说他一直觉得奇怪，我是不是有梦游症，因为半夜两点我就会从床上起来。之
后我们抗议，他也会站出来。
教官在历史上的确是扮演很糟糕的角色，可是只要一闪过那个时代，他们那个压迫性角色
就真的很难看到，而且事实上也很没效。所以说我们喊教官退出后来就变得有点空洞，只
是针对戒严时期体制的一种抗议。所以一直到我大学都毕业了，教官还是没退出校园。我
现在回想起来，我们那时代搞学运的人真的是羞愧，怎么这么简单的事情，过了几十年还
是没有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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