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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内容：
今周刊．撰文：杨绍华
揭开央行赚钱神话 每年暴赚2000亿
连续４年，央行的缴库预算高达1800亿元，过去10年，央行总计获利2.1兆元，缴给国库1.6兆元，10年下来，央行已成为政府不可或缺的缴库大户。但，央行的获利，来自于低估的利率与汇率，当央行的赚钱速度夸张而畸形，宛如一道看似无形的魔咒，全体国民的荷包、内需产业的生存空间，其实正在内伤……。
“一个国家的岁入，有一○％以上仰赖中央银行，这是一个问题，你同不同意？”二○一一年十一月二日上午，立法院财政委员会正在开会审理二○一二年度的中央银行预算案，询答时间，立法委员赖士葆对央行总裁彭淮南提出质询。
“一千八百亿二二一三万元”，在中央银行的预算报告书上，写着这样一个数字。连续第四年，央行决定以一千八百亿元作为来年上缴国库的目标金额。对比中央政府一二年度岁入预算一．七三兆元，央行一千八百亿元的缴库目标，的确超过政府岁入的一○％。
彭淮南答：“我非常同意。去年度(央行缴库金额占政府岁入)是一二％，美国只有二％，日本和韩国只有○．一四％和○．一五％。”
央行有多会赚钱？
每小时进帐二千八百万 获利全台居冠
这是一段没有受到太多关注的询答内容，立委提问、总裁认同，没有激辩的火花，也没有具体结论。
然而，短短数句质询，其实宛如一条索引，如果向上深究，你会看到一些突兀的怪象与矛盾，而当你串联起这些怪象，拆解其中原由，会赫然惊觉，许多长期存在于台湾的经济与民生问题，原来都能在这段质询当中找到症结所在。
原来，当一个国家的中央银行以赚钱为首要任务时，从人民切身的财富、金融业与整体内需产业的发展、国家的财务风险与政策空间，都将逐渐受到负面冲击。中央银行每年一千八百亿元的缴库预算，宛如一道魔咒，看似无形，却正以绵密不绝的后劲，铺天盖地扭曲著台湾的民生经济。
就在赖士葆提出质询的短短十分钟左右时间，位于台北市罗斯福路的中央银行，大约又赚进了四六○万元……。
从○六至一○年，中央银行每一年的盈余都在二千二百亿元以上，五年总计获利达到一．二二兆元。以一年三六五天、一天二十四小时来计算，央行赚钱的平均“时速”，高达二千八百万元。
于是，中央银行成了全台湾最会赚钱的公营事业。
以一○年资料来看，所有公营事业的缴库总额为二二四六亿元，而央行一家即占八成以上。排名第二的是土地银行，其七十五亿元的缴库金额，是央行一千八百亿元的二十四分之一。中央银行赚钱、缴库的能力，在所有国营事业当中，显得夸张而畸形。
不只是公营事业，央行恐怕也是台湾所有公民营企业的获利之王。
一○年，央行盈余达到二二五一亿元，当年度的台湾百大企业获利冠军是台积电，全年税后盈余也不过是一六一六亿元；如果用“股东权益报酬率”的概念来看，计算税后纯益与净值之间的比率关系，那么，过去五年央行的平均每年股东权益报酬率为二一％，与台积电的二三％水准相比，彭总裁创造利润的能力，绝对不比台积电董事长张忠谋逊色。
央行应以盈利为目的？/公营事业获利 等同于对人民课税
除此之外，台湾的中央银行，应该是全世界最受财政部依赖的中央银行。
过去九年，无论国内或国外的景气荣枯、经济循环，央行缴库金额占国家岁入有五年超过八％，而每年至少都在七％以上，对于国库的贡献度，远远高于美国联准会或是韩国、新加坡等国家的中央银行。彭淮南在立院答询时，仅仅谈到去年度的国际比较数字，似乎还嫌保守客气了些。
一连串的数字说明，在彭淮南总裁的率领之下，中央银行简直比全台湾的所有营利事业更懂得“营利之道”。
“这就是最奇怪的地方，……。”谈到央行新年度的缴库预算时，台大经济系前教授林向恺忍不住说：“大家好像都忘了，央行不是营利事业，它是一个享有独占优势的公营事业，更是一个政策机关。”
独占优势，就是“能够决定价格”的优势。林向恺认为，就像台电能够决定电价、中油能够决定油价，央行在某些领域，也有一定程度的定价能力，要不要赚钱、能不能赚钱，就看这些事业的经营者能不能动用他的定价能力，敢不敢调价，让全体国民用更高的价格买单。
“所以有人说，公营事业的获利，其实形同对人民课税！”林向恺说，台电、中油即使面临亏损压力、即使拥有调整价格的能力，但它不能也不敢为了创造获利而调高价格，“油电价格一涨，人民的感受很直接。”他接着说：“央行调价，虽然民众的直接感受不强，但却会造成温水煮青蛙一般的长期冲击。”
央行如何增加收入？/尽可能累积外汇存底 增加利息收入
分析一九九三年以来中油、台电、央行等三大公营事业的历年盈余及缴库金额，一开始，三大事业表现相当，但在彭淮南就任央行总裁的一九九八年之后，央行获利状况一飞冲天，快速拉开与中油、台电的差距。
而在林向恺的解读中，中央银行十余年来“超级营利事业化”的获利表现，其实正是台湾目前许多问题的根本原因之一。
关键，就在于“价格决定”。
台电的产品是“电”、中油的产品是“油”，中央银行的“产品”，则是“新台币”。这个具有独占地位的公营事业，某种程度，也具有决定新台币价格的能力。而所谓新台币的“价格”，对内，是利率；对外，是汇率。
翻开中央银行的损益表，曾经担任央行副总裁的金融研训院董事长许嘉栋，开始拆解央行的获利模式。
“很明显，中央银行最重要的收入来源是‘利息收入’，这部分主要来自外汇存底投资国外资产的收益。影响收益的关键，包括外汇存底的总量，以及国外资产的收益率，而收益率又与国外利率的高低息息相关。”
据央行一○年损益表，“利息收入”达到四二八六亿元，大约是总收入四六五七亿元的九二％。
央行如何减少支出？
压低利率、阻升新台币汇率
“在支出部分，过去主要是‘利息费用’，其中多数来自央行发行定存单的利息支出，这是央行利用定存单从市场收回资金所须支付的成本。”许嘉栋解释，影响利息费用的主因有二，首先是发行定存单的总量，总量愈高，从市场收回的资金愈多，必须支付的利息费用也就愈高；其次是定存单的利率，利率愈高，费用愈贵。
以○八年的财报来看，央行“利息费用”的金额达到一五○五亿元，接近当年支出总额的九成比重。不过，这两年央行主要的支出项目有所改变，从利息费用变成了“各项提存”。
“各项提存”多半是为“汇兑损失”预作准备，当预期新台币升值，外汇存底恐出现汇兑损失，就会增加“各项提存”，对央行整体获利造成扣分。一○年，新台币升值压力升高，这一年央行“各项提存”的金额达到一六二九亿元，较○九年剧增一．四倍，并占全年总支出的六七％。
“所以，影响央行获利的因素主要有五个。”外汇存底总量、国外利率环境、定存单总量、定存单利率、新台币汇率。这其中，除了国外利率无法控制之外，其他四项，央行都有一定程度的控制能力。
央行是稳固“金鸡母”？
长期高获利 将造成低利率与资金浮滥
当我们拆解了中央银行的获利来源，也就不难想像央行创造盈余的管道。“如果，我是说‘如果’，央行真的是以创造盈余为营业目标，他们多半就会这样做，……”接着，许嘉栋缓缓说出了央行创造盈余的四个条件：“外汇存底要更多、定存单的发行总量不能多、定存单的利率不能高，并且，阻升新台币汇率。”
分析央行赚钱四条件的影响，若要累积更多外汇存底，就必须在市场放出更多新台币来买外汇；定存单的发行总量不能多，意味央行从市场收回资金的态度相对消极；市场资金多，央行发行定存单的利率就能“状似合理”地维持在偏低水准，而偏低的定存单利率又会直接压抑市场利率。至于央行若要阻升汇率，则必须更积极地在市场释出新台币。
于是，如果央行在过去十余年间超强的获利表现，是来自于“善用本身的独占优势与定价能力”，其结果就是台湾的货币环境逐渐“异常”，走入长期低利率、低汇率的环境，并且，资金浮滥。
关于央行是否真以获利为目的而扭曲了正常的货币环境，学者之间颇有争论，某些声音直指彭淮南“过度看重缴库任务”；但另有一派认为，央行的赚钱能力，其实是台湾金融环境的特殊性所造就。
“长期以来，台湾的利率一向都比美国低，最特别的是，一旦发生金融风暴或经济危机，资金往往都会大幅度回流台湾，这和多数的新兴国家有所不同。”一位学者指出，央行其实没有刻意压低汇率，而是台湾与国外主要市场之间，本来就存在一定程度的利差空间，“因为‘先天存在利差’，所以央行自然能够赚钱。”
央行赚钱 却冲击经济民生
冲击一：该升息而未升 让民众存款缩水
如同许嘉栋的分析，当外汇存底总量增大，央行的赚钱速度就能快速提升，“靠着自然存在的利差空间，早期，央行外汇存底的报酬率曾经高达六％以上，让外汇存底总量迅速增加，这也是你今天看到央行赚钱速度惊人的原因。”此外，这位学者也强调：“如果不是发行定存单要付给银行利息，央行能赚到的其实会更多，而台湾的利率，也会更低。”
许嘉栋发言谨慎，不愿在两派说法之间做出评论，但他回归制度面的探讨，“总之，国库千万不能把中央银行当‘金鸡母’，否则在外汇及货币政策上，必然会留下许多后遗症。”
“记得是在十年前，我刚刚进入银行担任理财专员，学到的第一句销售商品话术，就是‘现在定存利率那么低，钱放在银行多划不来’。”一位资深理专如此表示。
她说，十年来，销售的商品变来变去，但这句话术没有变过。“直到现在，我还是这么告诉新进理专：定存利率那么低，钱放在银行多划不来。”
当央行以获利为目的，首当其冲的，就是国内利率异常走低，甚至逐渐走入“定存利率不敌物价上涨”的实质负利率环境。
一九九七年以前，国内实质利率水准维持稳定表现，与新加坡、韩国相去不远；然而就在中央银行开始拉高获利幅度的九八年以后，台湾的实质利率多半落居三国之末，在近五年期间，有多达二十七个月出现实质“负”利率，比重接近半数，银行定存孳息的速度，赶不上物价上涨。
“央行为了赚钱压低利率，虽然创造了漂亮盈余，但台湾人的荷包，每年却因为利率走低而损失更多。”一位财金系教授提出他的试算。
他以主计处在○五至○九年间国富调查所揭露的“家庭现金及活存”为基础，并且比较这五年时间，台湾实质利率与星、韩两国实质利率平均数的差距，这个差距，代表台湾利率低于邻近国家的程度，“它有点像是央行‘该升息而未升息’的幅度，也代表台湾人把钱放在银行‘少赚到的’利息空间。”
计算开始，当这位教授把每年台湾家庭的现金及活存金额，乘上每年“该升息而未升息”的空间，五年下来，答案揭晓：“台湾人总共少赚了一．三七兆元，而在这五年间，央行总共缴给政府○．九五兆元。划算吗？”
冲击二：台币汇率不升 对外购买力大减
这位教授强调，这样的算法当然略嫌粗糙，但已能在一定程度之内表现“央行赚钱、全民买单”的事实，“这还不包括‘央行为了赚钱压低汇率’的帐，新台币汇率该升值而未升值，会造成对外购买力更大的实质损失。”
他继续试算，自央行加速赚钱的九九年初至今，新台币实质有效汇率已下跌二二％，同期间，国际清算银行(ＢＩＳ)列入计算的六十一种货币汇率平均上涨八％，“在六十一种货币里，新台币只比阿根廷和香港强。”
就用这二二％的下跌幅度来“算帐”，“九九年底，台湾的国富净额扣除海外资产部分有八十二兆元，实质汇率十二年下跌二二％，也就代表台湾十二年来少了十八兆元的实质财富。”这十二年，央行缴库总额是一．八兆元。贡献国库一．八兆元，但台湾实质财富却少了十八兆元，值得深思。
冲击三：存放款利差低 金融业获利困难
除了人民荷包的损失，央行为了赚钱而造成长期低利率的另一个冲击，是金融业走入困境。
在低利率、市场资金浮滥的环境中，金融业的生存关键──存放款利差，自○二年以后快速走低，○七年以后，始终没有回到业界普遍认知的“合理低标”二％水准，以过去三年的平均水准来看，存放款利差仅约一．五％。
存放款利差形同金融业者对外放款的“毛利率空间”，利差水准比合理情况低○．五％，就代表金融业的毛利率将异常减少○．五％，以一○年底本国银行放款余额总计将近十八兆元计算，因为异常偏低的存放款利差，一年大约少赚了九千亿元，这个金额，是央行当年缴库金额一千八百亿元的五倍。牺牲了金融业的生存空间，这样合理吗？
冲击四：赚不到利息 全民竞逐高风险资产
利息偏低，等不到定存孳息的台湾民众，被迫寻找更高风险、高报酬的投资管道；赚不到存放款利差的金融业者，为了赚钱，被迫销售更多高风险的投资商品。于是，央行的赚钱脑袋，也间接把台湾民众导入了高财务风险的境地之中。
而激化这股“全民追逐高风险资产风气”的另一个因素，又与央行的赚钱脑袋脱不了干系。压低利率、释出新台币，加上收回市场资金消极，造成资金浮滥与长期低利，而这样的环境，正是炒作房地产的最佳温床，因此，台湾房价高涨，人民买不起房子，央行有也一定的责任。
至于汇率长期偏低的另一层影响，则是扼杀内需产业。对映数据，自九九年央行获利快速拉升开始，新台币实质有效汇率也几乎自此一路下滑，与此同时，以同样速度向下沉沦的，是内需经济重要指标“民间消费”的成长率。在学者眼中，这不是巧合，汇率贬值与内需不振，有着一定程度的因果关系。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ＵＣＬＡ）安德森商学院教授许仲翔日前撰文：《我们究竟出口了什么？》文中表示，以廉价汇率政策刺激出口，实际上是以偏低的价格将本国的生产要素卖给外国人，使得国内商品及服务资源供给减少。
冲击五：汇率长期偏低 扼杀内需产业
贬值之所以有利出口业者，主要原因是业者能够“降低商品售价”，靠着“比别人便宜”的优势杀价抢单；但反过来想，当国内资源不断用于生产“要和其他国家比便宜”的廉价出口商品，等于是一种资源浪费。原本这些资源可以用于生产符合国内所需要的商品或服务，借此提振民间消费与投资，也就是，原本这些资源可以投入内需产业、提振内需经济。
“借由汇率政策的调整，以及均衡外销与内需产业的经济发展政策，才能使台湾经济更加稳健地成长。”这是许仲翔文章的结论。亦有不少学者认为，政府应该把“减少净出口占ＧＤＰ（国内生产毛额）比重”列为正式政策目标，一方面为了产业结构均衡，另方面，也能减少央行为了阻升新台币而不断累积外汇存底的压力。
说到“累积外汇存底”，这个“央行赚钱”的第一条件，同样会对每个人的财富造成影响。
外汇存底属于全民资产，央行用力地累积外汇存底，形同是“用力地把台湾人赚到的钱存在国外”，目前台湾外汇存底总额将近三千九百亿美元，以全台两千三百万人口计算，平均每人外汇存底大约是一万七千美元，也就是说，平均每位国人约有价值台币五十一万元的外币资产。
冲击六：台币续贬 全民身陷外汇风险
五十一万元，相当于一○年的平均每人可支配所得。某种程度上，央行像是把台湾人一整年的可支配所得放在海外，承受外币的汇率、利率风险，以及外币资产的信用风险、价格波动，无形中台湾财富的风险也相对升高。
一位学者想得更远、却也想得实际，“当外汇存底攀升到这种程度，央行的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也就像被绑架了，逐渐丧失自主性。”他举例，如果央行外汇存底以美元资产为主，当美元贬值、美元利率走弱，央行为了遮掩资产损失，就会同步让新台币汇率贬值、利率下跌，“这样一来，表面上，台湾人的钱好像就没有受到外汇风险的影响，当然，台湾人的真实财富，其实又再次承受双率异常偏低的伤害。”
从银行存款的利息损失、对外购买力的减少、金融业的获利减损、内需产业的乏力，到个人理财的困境、全民财富的风险，在央行十年如一日的亮丽缴库成绩底下，央行的赚钱脑袋，早已铺天盖地冲击著台湾的经济与民生。
如果央行盈余真如林向恺所说，像是一种“税”，那么这样的税负太过沉重，它换来每年一千八百亿元的政府财源，却让全民与产业付出了远远不合比例的昂贵代价。
“但与其说这是彭总裁的问题，更多的，恐怕是制度问题。”一位曾任央行理事的学者指出，“说到底，彭总裁只是非常认真地贯彻了长官交代的任务啊！”
行政院与立法院该换脑袋
考核央行绩效 应只看“报酬率” 不看金额
根据《中央银行法》第一条：“中央银行为国家银行，隶属行政院。”也就是，央行的顶头上司是行政院；另方面，央行预算受立法院监督，某种程度上，立法院像是“央行有限公司”的董事会。
然而，无论是顶头上司行政院，或者是“董事会”立法院，至今，不但未对央行异常的获利表现提出关心，反而，态度似乎更贴近于“鼓励央行创造更多获利”。
在行政院研考会每年所进行的《国营事业年度工作考成报告》中，连续四年，央行的“优点评语”第一条都一样：“获利绩效良好，对增裕国库贡献良多。”显然，央行每年固定创造高额的缴库金额，深受“长官”肯定。
至于立法院，同样是在一一年十一月二日的预算审查会议中，也有立委提出这样的书面质询意见：“央行设定偏低的盈余目标，并不合理，是否应增列预算盈余，以提升营运绩效？”
“行政院与立法院错置了中央银行的角色，才是问题的根源。”这位学者担心，在全球普遍以低利率刺激需求的未来环境下，“如果行政院、立法院与彭淮南还是坚持要让央行赚钱缴库，台湾的利率是不是要杀到更低？如果全球走入汇率竞贬的趋势，央行为了赚钱，是不是要让新台币汇率跌得更凶？”种种为了赚钱所造成的后遗症，会不会更加恶化？
“当务之急，是换脑袋！”学者指出，“首先，无论是行政院或立法院，都不该让央行肩负盈余目标、缴库目标。”许嘉栋建议，无论行政院或立法院，在考核监督央行营运绩效时，只要关心外汇存底的“操作报酬率”即可，不要把获利或缴库的“金额”列为考核监督的重点。“只要不在意金额，央行自然就没有累积外汇存底、减少资金回收、压低利率的必要。”
重新回到十一月二日的立法院财政委员会，如果站在台上的不是彭淮南，而是十余年来为央行获利付出沉重代价的升斗小民，或许，问答会是这样的：
立委：“一个国家的岁入，有一○％以上仰赖中央银行，这是一个问题？”
小民：“是的，而且我们的国库长期仰赖央行，这是超级严重的问题。但奇怪的是，我们的政府、立委们，每年不也都为央行赚钱拍手叫好吗？”
一个超级会赚钱的央行，对照荷包愈来愈瘦的小民，这就是台湾现状，令人忧心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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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币又大贬了，人民购买力又下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