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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可能完好地离开这里。”
当我在攻略帮忙下终于抵达结局时，我想到的只有这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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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款以极权国家为背景的策略游戏，玩家扮演一名新上任的国宅房东，除了要善加管
理大楼外，也要留意监看是否有违法情事，并负起举报清除不法份子的责任。
生活在崇尚民主与自由的国家中，这款游戏堪称是1984模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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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开局时，我想把所有工作都做到最好：提升住客满意度、确实纠举不法份子、带给
家人安平和乐的生活。
于是，在每个房客入住时，我都会和蔼可亲地去打招呼，有任何疑难杂症都尽快解决排除
但是，在房客出门时，我也会偷偷溜进房间里翻看他的私人物品并装设监视器。没办法，
为了安全稳定的社会，牺牲一点隐私和自由也是合理的。
可是，变故发生了：我的儿子要交15000元的大学学费，我的女儿因肺病而要20000元治疗
费。可是我这老爸，交份调查报告得到的酬劳不到1000元，就连举报不法份子也只值250
元啊。
在这个国家里，健康权和受教权怎么会这么困难啊？
于是，我迎来第一次的GAME OVER：我的女儿病死，我的儿子因加入反叛军而被警方击毙，
我的妻子因伤心过度而自杀。至于我，则因为不愿满足某个反叛军房客的要求，而在他租
屋门口被射杀身亡。
不到五小时的游戏时间，即使我尽力维持正直信实，但我仍然保不住任何一个家人，连死
后国家还不愿意帮我出丧葬费，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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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终于发现自己的策略有极重大的错误，上网查过攻略后，我完全翻新了自己的价值观罗
盘。
下一次开局时，我开始了这样机械式的操作：
房客入住时，要马上进家中翻箱倒柜并装设监视器。找到的私人物品除了可以做成调查报
告外，如果有找到违禁品，也可以当作敲诈信的材料。
倘若这个人身世清白，就去黑市买个便宜的违禁品放在他家里敲诈他，等他出门后再把东
西偷回来，放去别人家里还可以再敲一笔。
房客入住后，要一直监看他有没有违法举动可供敲诈。如果他之后不理会敲诈信，而且后
续剧情里没有利用价值的话，就马上向政府举报，再回收他的私人物品卖去黑市。
面对房客（及家人）的请求，如果和剧情无关，能回避的就尽量回避，能拖延的就尽量拖
延。反正他们的请求大多都跟钱有关，但我要为自己的未来存下大笔资金，不可能再去做
善事。
面对政府和反叛军，最好的策略便是对政府阳奉阴违，对反叛军给予最大程度的支援。反
正国家不会回馈我，但是我如果帮忙反抗军，他们付的封口费还能让我勾结移民署官员来
偷渡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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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游戏时间过去，我的鼠标点击速度越来越快。游戏里大部份的重点任务都有时效性，
为了要和时间赛跑，我只能把手速一直往上提高。
既然要快速点击，游戏的细节就不能太在意了。因此房客或家人间的对话，各住户的情感
关系，房客的私人物品与回忆，在我看来全都变成毫不重要的背景资讯，只需要一一快速
点掉。
我的动作越来越机械化，所有操作都只是在完成各种文书档案。
这时，我想起某位网友的评论：“游戏后面的作业感越来越重，好像就只是一直在做文书
作业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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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才发现，这正是这个游戏，这个极权社会的目的。
生存持续受到挤压时，人的心力只会投注在求生上，因此情感、道德、自由、权利等等高
层次的心理需求，全部变成心力不足而可以牺牲的事物。
我不想和妻子说话，因为我知道她一开口就是要生活费，而我光是付其他费用就已经耗尽
心力。
我不想和儿子说话，因为我知道他一开口就是在谈权利和自由，而我只觉得这些事情在贫
穷之前只是狗屁干话。
我不想和房客说话，因为我知道他们一开口都是些没意义的闲话家常，跟他们聊天还不如
回去写检举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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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实现奠基于生存之上，手头宽裕时比较能促发利他行为，穷人的思考模式比富人更符
合经济学模型。
这些都是我早就知道的心理现象，但我从没有如此拟真地体会过这些事。
光是生活都不可得时，人只能选择自保。因此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时，小孩愿意举报父母
是反动份子；在北韩苦难的行军时期，人会在不告知家人及情人的情况下独自偷渡出境。
为了生存，什么都可以牺牲不是吗？所以我在游戏里不也是这样：牺牲所有人际交流，牺
牲所有道德感，就只是为了要赚到足够多的钱，然后把家人全部偷渡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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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游戏的完美结局，是极权政府被推翻，战争停止，主角一家人移民到国外生活。
“在那里，他们看见了一张张友善的笑脸，一条条干净的街道和美丽蔚蓝的天空。当他们
不用再为生活担心了，他们便意识到了没有监视的生活不仅是可能的，还是自由的！”
“他现在是全国最棒的图书管理员，而他从未想起克鲁什维契6号那些被毁掉的人们。嗯，
几乎从来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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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自由、致平等、致天赋人权；致电影、致创作、致生活。”（莫子仪，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