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为什么骂郭沫若是流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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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70多年前中国现代文坛的一桩“官司”，从中可以引发许多思考。
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革命处于低潮。郭沫若为了加强创造社的实力，扩大文
化统一战线队伍，扩大左翼文艺在青年读者中的影响，便很想和鲁迅联合起来，以利于
在同一阵营中共同反对国民党的文化“围剿”，并已采取了实际的行动。他说：“我是
爱护创造社的，尤其爱护创造社在青年中所发生的影响，因此我想一面加强它，一面也
要为它做些掩护的工作。怎样去加强它呢？我在人事上发动李一氓和阳翰笙来参加，同
时又通过郑伯奇和蒋光慈的活动，请求鲁迅过来合作。鲁迅那时也由广州回到上海来了
，对于我的合作邀请，他是慨然允诺了的……我们从第一步做起，曾经在报章上登过恢
复《创造周报》的启事，启事是以鲁迅的名字领衔，我以麦克昂的变名居二，依次是成
仿吾、郑伯奇、蒋光慈等……”
关于同创造社结成联合战线一事，鲁迅在广州期间也表示过同样的愿望。
然而，大大出乎鲁迅意料，结果不仅联合未能实现，而且一场论战却开始了……
原来，成仿吾以及新近从日本归来的李初梨、彭康、冯乃超、朱镜我等文学青年，坚决
反对恢复《创造周报》，反对同鲁迅合作，他们另创办《文化批判》杂志，并联合由蒋
光慈、钱杏?等人组成的太阳社，共同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郭沫若对这些后期创
造社成员的做法，不仅妥协迁就，而且参与了推行“左”的文艺路线。
郭沫若流亡日本之前写的《英雄树》、《桌子的跳舞》、《留声机器的回音——文艺青
年应取的态度的考察》，成仿吾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李初梨的《怎样地建设
革命文学》等文章，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基本内容及其性质与任务作了理论阐述，自
觉地把自身的文学活动纳入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他们宣传的理论与口号，深受日本福
本和夫的影响，存在着“左”的错误。例如夸大文艺的作用，说文艺可以“组织生活”
、“创造生活”和“超越生活”；提倡辩证唯物主义的创作方法，把浪漫主义文学说成
是“反革命的文学”。他们以惟我独革的姿态，声称自己是无产阶级的代言人，而排斥
文艺界的许多同仁，扩大打击面，说“一般的文学家大多数是反革命派”，提出要“打
倒那些小资产阶级的学士和老爷们的文学”的口号，认为对鲁迅、叶圣陶、郁达夫等作
家都有进行批判的必要。
郭沫若说，后期创造社批判鲁迅，“他们的批判不仅限于鲁迅一人”，而是“文化的整
体”，这就是说，以郭沫若为主帅的后期创造社的骨干成员，认定鲁迅在文艺界是代表
了没落的封建阶级，所以要不遗余力地加以攻击。
署名杜荃的人（即郭沫若）在《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一文中说：“他（指鲁迅）是
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是反革命，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
义是二重的反革命。以前说鲁迅是新旧过渡时期的游移分子，说他是人道主义者，这是
完全错了。他是一位不得志的法西斯”。
在这段文字里，郭沫若给鲁迅加上了三个罪名：“封建余孽”、“二重的反革命”、“
法西斯”。除郭沫若外，冯乃超在《艺术与社会生活》一文中，也攻击鲁迅“这位老先
生”是“常从幽暗的酒家的楼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他常追怀过去的昔日，
悲悼没落的封建情绪，结果他反映的只是社会变革期中的悲哀，无聊赖地跟他弟弟说几
句人道主义的美丽的话。隐遁主义！”……他们把鲁迅描绘成一个没落的、满嘴黄牙的
老头子，固守着破旧的城堡，留恋那个已经衰落了的封建社会，流露没落阶级的情绪…
…
后期创造社这些主要成员更是热衷于对鲁迅的人身攻击。除了给鲁迅扣了上述种种莫须
有的罪名，还攻击鲁迅的籍贯、年龄、态度、气量，说鲁迅的态度“尖酸刻薄”、“冥
顽不灵”，气量“太窄”，“表现出‘老头子’的确不行”，鲁迅是一个“落伍者”。
这些号称“无产阶级文学家”的人不具有论争的能力，却盛气凌人，“左”得出奇。
面对“文豪们的笔尖的围剿”，鲁迅陷于孤军奋战，虽然他偶尔也骂创造社一伙是“才
子+流氓”，挖苦郭沫若有“一副‘创造’脸”，但在更多的情况下，他坚持了理性批判
的精神。
首先，鲁迅批评了后期创造社这些骨干成员在推行“左”的路线时所表现的惟我独革、
飞扬跋扈的恶劣作风和态度。他指出，创造社“将革命使一般人理解为非常可怕的事，
摆着一种极‘左’倾的凶恶的面孔，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令人对革
命只抱着恐怖”。
其次，鲁迅揭露了这些人“脑子里存著许多旧的残余，却故意瞒了起来，演戏似的指著
自己的鼻子道：“惟我是无产阶级！’”
再次，鲁迅批评创造社一些人片面夸大了“文艺的旋转乾坤的力量”，而且，这些无产
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者轻视生活实践，轻视文学技巧，“只挂招牌，不讲货色”。鲁迅
后来说：“前年创造社和太阳社向我进攻的时候，那力量实在单薄，到后来连我都觉得
有点无聊。”郭沫若后来也说，与鲁迅的一场论战，创造社“几乎弄得不可收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