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换一个问题……
邓艾是征西将军，邓艾作为伐蜀军的一支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但司马昭为什么要用钟会伐
蜀呢？这是我个人比较想问的问题。
虽然试着努力了一下，但是花费了太多时间。最后还是只能给一个妄想式的半途而废的不完整回答。
司马昭为什么用钟会伐蜀？
一、“惟会亦以为蜀可取”
关于用钟会伐蜀，《三国志》给了一个说法是：“惟会亦以为蜀可取”。但是钟会在此之
前担任过秘书郎、中书侍郎、黄门侍郎、以中郎在大将军府管记室事、司隶校尉，都是文
职，参与平定毌丘俭、诸葛诞的战事时，虽有战功，但也都是建策，没有迹象显示他实际
统领军队。比如曾镇守关中的族人司马望、曾有战绩镇守地方的陈骞、石苞、掌管禁军的
贾充，甚至司马昭自己，都比钟会更具资历。直接把十多万军队交给钟会进行灭国战争，
岂不是轻率？
二、 “有宠”
《晋书》则多次提到司马昭对钟会的宠幸。比如王元姬称钟会“宠过必乱”、羊祜因钟会
“有宠而忌”而畏惧他，多年后冯紞向司马炎进言说司马昭对钟会“夸奖太过，嘉其谋猷
，盛其名器，居以重势，委以大兵”。《三国志》也有描写到：“寿春之破，会谋居多，
亲待日隆”。即使钟会的领军经历稍嫌不足，确实也有可能因为宠幸而被任用。
但从258年到263年司马昭对钟会究竟有多宠幸、钟会的权力又有多高，形容语句很多，具
体如何则写得有点模糊。
1. 辞让官爵
从官爵来看，258年的钟会先是“迁为太仆，固辞不就。以中郎在大将军府管记室事”“
以讨诸葛诞功，进爵陈侯，屡让不受。”然后直接跳到“迁司隷校尉”，此事大约在260
年。做个对比，当时与黄门侍郎钟会同样在诸葛诞战事中豫参谋略的散骑常侍裴秀，在这
之后先是“转尚书，进封鲁阳乡侯，增邑千户”，260年弑帝事件后又“以豫议定策，进
爵县侯，增邑七百户，迁尚书仆射。”那么260年钟会的司隶校尉一职，究竟能不能说得
上是宠幸呢？
钟会一直领有宫中职务，不像是裴秀曾经担任司马昭的司马，和司马昭缺少一层直接关系
。再看之前，在征召诸葛诞一事上，司马昭也是先找贾充，钟会甚至只能后知后觉。可能
到了258年，司马昭与钟会的关系有比较拉近，但是与裴秀、贾充相比能力受重视高过关系的亲密。
2. 当世与夺
而关于钟会在司隶校尉的权力展现，《三国志》只写到“嵇康等见诛，皆会谋也。”《三
国志‧王粲传》附的嵇康小传也简略的写“至景元中，坐事诛。”背后的缘由是否真的是
如《魏氏春秋》所说的衔恨劝司马昭杀嵇康？在裴松之注中提到说“干宝、孙盛、习凿齿
诸书，皆云正元二年，司马文王反自乐嘉，杀嵇康、吕安。”表示说杀嵇康的这件事，本
身就有些记载模糊的地方。
颖川钟氏，“世善刑律”(《后汉书‧钟皓传》)。类似颍川阳翟郭氏，以法律传家，只是
似乎并不那么显赫。钟会父亲钟繇曾担任过廷尉正、司隶校尉、大理、廷尉，并且多次倡
议肉刑，到死前都不放弃。裴松之注引《魏略》提到，钟繇在司隶校尉任上曾经以擅自去
官、违法为老长官奔丧的罪名收捕长陵令吉黄，最后吉黄因此伏法。即使是追义而违法，
钟繇也不予以宽贷。之后钟繇又征召吉黄之弟吉茂为官，吉茂原本隐居有清名，虽然心有
怨怒却可能惧怕钟繇而出仕。钟会之兄钟毓在司马夺权后，也获得了廷尉的官职，修订法
律，并且负责办理了李丰夏侯玄等的案件。杀嵇康一事，有它的特殊性，但是依稀可以在
钟会的家族中找到一些前例。担任司隶校尉和杀嵇康，是否可以说明钟会拥有特殊的权力
与宠幸呢？似乎也可以说是司隶校尉本身职权如此。
钟会在司隶校尉任内另一件具体的事件则是《晋书》中提到的，“司隶钟会于狱中辟雄为
都官从事”。向雄曾为老长官王经哭，之后因小罪被捕入狱。钟会不仅是向雄的长官，又
对他有恩，所以最后由他出面为钟会收葬。但是钟会救向雄究竟怀有什么心思，就只能猜
测了。因为在史书各处都不见弑君事件后钟会的表态，只有在这件事上透过向雄和王经产
生间接的关系。
就像是在《世说新语‧贤媛篇》许允妇故事中的表现，钟会可能只是单纯不去做落井下石
的事，但也可能他本身扮演了在司马氏和士人之间，或者司马氏和皇宫之间立场暧昧的中
间人角色？
3. 使嘏表上
《三国志》对于钟会早年的记载，多写他以学问闻名。在政治上第一次崭露头角，要算是
和傅嘏一起协助司马昭从许昌回京掌权这件事。不过毌丘俭和文钦起事所作的表中也提到
：“弟昭，忠肃宽明，乐善好士，有高世君子之度，忠诚为国，不与师同。”虽然之所以
这么写可能有分化的意图，但是大概可以说明司马昭的形象公认比较温和。而当时，就算
曹髦天纵英明也还未成年，那份企图排除司马昭的诏书究竟是出自于谁呢？假如司马昭被
排除，又会是谁出面辅佐少帝？假如追究司马师擅行废立之事，曹髦的帝位有没有可能不
被承认呢？傅嘏和钟会除了一方面建议司马昭领军，另一方面也向皇宫方面上表。那么表
中又陈述了什么内容？
裴松之在傅嘏传末的评论中发表意见，认为“傅嘏识量名辈，寔当时高流”甚至责怪陈寿
对傅嘏的评价太普通。《世说新语》收录当世裴楷对傅嘏的评价，也符合“当时高流”的
说法。诏书实际是命令尚书傅嘏领军，抗旨的是傅嘏，比起钟会，傅嘏算是主谋。但傅嘏
并没有招致恶评，似乎可以说明这件事本身争议性不大。傅嘏与钟会在这之中，究竟是完
全偏向司马昭为他夺权，或者同时也担任了皇室和大将军之间的桥梁呢？或许可以假设傅
嘏上表是向太后及皇帝陈述利害，促使两方合作。或许可能避免了一场未知的冲突？
钟会因此迁黄门侍郎、封东武亭侯。令人联想到建安元年的钟繇。钟会自此有自矜色，傅
嘏指他“志大其量”。假如只是说成为司马昭的党羽，又何“志”可言呢？陈寿又评：“
心大志迂”。他的大志是什么，难以确知。我猜想，也许他想跟父亲一样周旋在皇室与大
将军府之间，发挥影响力？
4. 大志何为？
钟繇曾说：“夫明君师臣，其次友之。”(裴注引《荀彧别传》) 钟会和皇帝曹髦也似乎
有某种程度的亲近关系。裴注引《魏氏春秋》说钟会曾经在司马师面前称赞曹髦，令司马
师说出“社稷之福”这样的场面话。另外又引《傅畅晋诸公赞》提到曹髦喜欢召集文士在
宫中开讲宴，包括钟会、裴秀、司马望、王沈常在行列中，甚至为各人取了名号。《魏氏
春秋》就有曹髦与群臣论少康与高祖的一幕，时任尚书的钟毓也参与其中，侍郎钟会则默
默记录。虽然在后来王沈背叛了曹髦，但是曹髦会将计画告诉王沈，也表示这些文友之中
是有被他视为可信任的人。
司马昭掌权后，可能也自知权力完全来自父兄，史书呈现了司马昭辞让晋公加九锡的次数
达五次，也许可以说明，这段时间司马昭试图展现出温和谦让的姿态。这段时间也正好钟
会在司马昭身边最亲近的时候。钟会对司马昭拥有多少影响力？可能正因为司马昭摆出温
和的姿态，才使曹髦天真认为可以攻击他？
直到景元四年(263年)十月，当钟会还正与姜维相持剑阁，邓艾则不知道是正要启程阴平
道或者正在他艰辛的道路上。战争才打到一半，司马昭就已经接受了第六次的赐封，成为
晋公。司马昭似乎有点着急，这个转变是来自于前线夺取汉中的功绩，还是因为司马昭身
边环境已经跟伐蜀前不同？
用钟会伐蜀、到钟会叛变这一连串的事件，也许是某种情势下推波助澜的结果，所以才会
看似不合理。
可惜我已经无法再假设下去……抱歉。如果各位觉得没有那么可笑的话，我再努力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