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今周刊》第864期的报导，该刊物委托世新大学民意调查研究中心，针对年金改革
方案，调查劳工及军公教人员对于年金改革的态度。总体而论，68%的民众支持政府推动
年金改革，其中军公教人员的支持度更高达71.5%，显示军公教族群其实相当期盼政府理
出一个可以永续经营，又不严重伤害成员利益的年金制度。
青年军公教人员的挑战是找到新的对话方式，跨越族群与世代差异，向自己所在的社群，
以及社会其他群体描述整个社会所面临的难题，以及我们应该共同承担的责任。至于要怎
么解决沟通过程中的恐慌与仇视情绪，我认为有两个重点。
其一，建立青年军公教族群的发声管道，进而成立青年军公教社会团体。
以公务人员为例，结社自由是宪法所明订之基本人权，公务人员却受限于集体行动的特别
规范，不能组织工会，替而代之者，是全国公务人员协会及各地方公务人员协会。然而公
务人员协会能否能展现整体公务人员集体意志，这里得打个大大的问号。
在年金改革议题炒得火热的当头，全国公务人员协会告诉年轻一代的公务员，大家必须团
结，共同捍卫待退、已退世代的退休年金，才能持续要求政府保障军公教人员合理的待遇
。然而青年军公教人员对公职前景的看法不同，于各种议题上的利益也不见得一致，如何
能强求全体军公教人员在面临年金议题时，由单一协会代表全体人员的心声呢？
青年军公教人员看年金议题，最担心每个月所提拨的退抚基金会不会破产。如果退抚基金
破产了，会不会连自己缴的那一份都拿不回来？对此全国公务人员协会的代表仅强调国家
保证退抚基金的最终支付责任，但这不是能让青年军公教族群心安的答案。青年军公教族
群所要的，是能够永续经营，并且不让年轻一辈揹起整个老年族群退休负担的年金制度，
这个愿景必须透过世代对话及与政府的协商来达成。
因此，确保青年军公教人员有自己的发声管道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某些青年军公教人员的
发言有其社会影响力，譬如鱼凯、黄益中等人，他们的意见或许能上达天听，影响政策的
制定。但建立一个属于青年军公教人员的组织，才能让青年军公教人员的意见具备代表性
，取得参与讨论社会重大议题的入场券。
成立组织当然要冒风险，看看消防员成立工作权益促进会争取合理工时，发起人徐国尧被
记多少支申诫，直至免职，即可知晓这绝对不是条容易走的路。然而有了组织作为后盾，
青年军公教人员得以投注精力经营进步论述，面对政府雇主争取劳动条件时，才能有足够
的筹码进行协商。
再者，青年军公教人员应该鼓动社群成员积极参与讨论。
这是个言论太多、检验太少的时代，有关于年金改革，我们已经看见太多未经查证的宣称
与背离事实的偏激言论在媒体及网络上流传了。
我相信理性对话可以促成社群成员对年金议题的共识，可惜谎言与有事实根据的陈述实在
难以区别。甚至在充满情绪的讨论空间中，偏激言论更容易广为流传。即使社群中有愿意
认真讨论的成员，但整个讨论空间充满容不得其他意见的氛围时，他们也不得不沉默。最
后社群中只剩下一种声音，这就像是大火燃烧的海上孤舟，烈焰冲天，颇为引人注意，却
无法带着社群达到目的地。
在公众论域中，每一个发言者应当负起责任，确保言论乃是基于事实，且能经得起查证。
要做到这一点，不能仅依赖意见领袖的自律，有心参与议题的社群成员应该尊重基于事实
的论据，并对各种言论的真伪性加以检验，必要时勇敢站出来反驳不实言论及人身攻击。
我们不能放任不实言论与情绪性的人身攻击充斥于公众论域。当低品质的言论一多，劣币
驱逐良币，未能有效沟通而构成的讨论，将很快充满谣言、误解与废话。这类充满无效讨
论的言论垃圾场已经在每天的政论节目上展演无数次了，何苦照搬到年金会及公共讨论空
间上，排挤真正想要参与讨论的声音呢？
另外，也要提供不同社群交换意见的机会，以同理心建构社会成员的共识。以现时来说，
年金会的设立初衷即是建立社会各群体互相交流年金改革看法的平台，即使功能不彰，我
还是对蔡政府的努力表达尊重。但除了官方论坛的交流，青年军公教人员也应当促进跨社
群讨论，让社会各群体了解各自不同年金制度的设立背景及问题。
以最为人诟病的退休军公教人员优惠存款(18%)来说好了，有人说退休军公教人员坐享超
过一年期定存12倍的利息，每年从国库支出700多亿元，有人则说18%早就在84年时改革完
毕了，现在的在职军公教是领不到18%的。这些人说的都对，但都只揭露了一部份的事实
，18%只是调节退休所得的伸缩工具，是依照所得替代率扣除年金后所余差额的给付手段
，偏生主管机关怎么也说不清楚，放任各种妖魔鬼怪随意解释。
因此，各社会群体若要讨论年金制度要怎么改，就必须先诚实面对各种年金制度的设计精
神与制度缺陷。如果青年在职人员认为全国公务人员协会的代表讲得不够好，没有达到相
互理解的目标，那我们就有责任去了解这些制度，用各式各样的手段解释给大家听，以捍
卫自身群体的尊严。
因为尊严不是别人给的，而是靠自己挣来的。
又如有人说军公教人员高额的退休年金，是“国家买断公职人员一辈子忠诚安分的代价”
，但这样的陈述是否能为社会中的其他群体所理解呢？如果有人说台湾的劳工当初收入
更低，也同样历经白色恐怖，也为台湾牺牲奉献，农民甚至被三七五减租跟肥料换谷层层
剥削，国家怎么不给他们18%呢？面对外界的质问，青年军公教人员更有必要直面制度设
计问题，与社会其他群体好好讨论，而不是只求社群内部的团结，窝在军公教圈子里对自
己人说教。
对于改革方案的行程，我提倡“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在细节处建立大家可以接受的解
决方案，有助于在整体制度的建立上产生共识。举例来说，如果政府对于退休公教人员的
年终慰问金发放与否有与相关影响人等加以沟通，对于发放标准产生一致的共识，而不是
由行政院单方面决定设立发放基准，停发某些人的慰问金，是否能让社会各群体对于政府
决策过程产生多一些的信心，让接下来的年金制度议题讨论有更好的信任基础呢？
最终，我们得要确保所有人都能分享年金改革的益处。我们这一代所面对的是个职业间相
互对立的环境，世代之间也有鸿沟与意见分歧。因此，更需要年轻的一辈投入精力以求理
解彼此。
也许世代互助、群体包容的目标不会马上达成，但是我们要让媒体及政客们知道，我们不
会再被恐惧的语言所操弄，我们选择理性讨论年金改革议题，并欢迎所有人参与，只有这
样，才能带来真正的民主及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