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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六四冲击：左翼革新派的“中国幻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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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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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前的六月四日，在天安门广场响起的枪响，惊醒了整个世界，同时也震撼了当时与
中国关系最密切的邻国——日本。日本战后虽然长年由保守派执政，同时也有着日本社会
党、日本共产党等被通称为“革新”、偏向自由派或左派的在野政党，以及反战、反核、
反公害等大量的草根公民团体。
对在左右对立的冷战框架下，倾向“亲中”的革新派而言，六四不只让中共形象坠地，也
连累了自身政治主张在日本社会的正当性。六四事件对日本革新派固有的思想与行动模式
产生强烈冲击，长远来看，实则间接对日本的政治与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六四发生的当下，在日本各政党中，率先也是唯一痛批中国共产党的，反而是同为共产
党的“日本共产党”。日共在六四当日就发表声明，批判中共对和平示威的群众开枪，是
践踏社会主义与民主的行为，要求中共立即停止镇压，并随即举办批判中共“武力镇压、
虐杀”的集会。
日共的强硬态度，其来有自。在1966年，日共出访北韩、越南、中国三国，希望能协调各
党组成“反越战共同战线”。然而，该年三月在北京与周恩来谈妥的共同声明，却遭到毛
泽东的强烈反对。毛要求声明中必须明确反对“苏联修正主义”，并且要求日共承诺在党
内发动反修正主义的斗争。
就日共的立场，仍希望保留与苏联联手抗美的余地，另外在议会路线下，也不欲发动党内
斗争，共同声明就此胎死腹中。几个月后毛发动文化大革命，将“日共修正主义”列为批
判对象之一，当时不仅驻中的日共干部遭到批斗拷问，在日本也有毛派响应，发动对日共
中央的斗争，中日共党就此决裂。
因此当六四事件发生后，日共批起中共自是毫不手软。而在与日共决裂后，中共就改以另
一个主要革新政党——日本社会党，作为对日政党外交的主要对口。社会党不仅屡次率领
跨党派议员团访中，促成中国政要访日，也在1983年与中共正式建立党对党的关系。
1989年7月是日本的参议院改选，而当时的社会党，正迎来战后前所未见的荣景。1986年
，在参众两院大选中大败的社会党，诞生了日本史上第一位女性党主席：土井多贺子。土
井在从政前原为宪法学者，政见主打性别平等，以清新形象与充满魅力的演讲风格，卷起
了一股“土井旋风”，不仅成功统合党内派系，也吸引了大量的中间选民。相较于当时弊
案、丑闻缠身的自民党，社会党是志在必得。
沿袭社会党历来的外交路线，土井曾于访中时特地参观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并希望促成当
时势同水火的中越两国，一同出席东京的反核和平会议，作为社会党在外交政策上的主轴
。但在六四事件发生后，为了避免影响选情，社会党中央决定严加批判中共，并冻结两党
关系。
但长年致力于对中外交的日中特别委员河上民雄认为，六四屠杀应该批判，但两党关系不
能断。社会党最后放缓了谴责的强度，也顺利在7月的参议院选举中大胜。随后河上以“
个人身份”访中，试图修复两党关系。对于社会党递出的橄榄枝，根据河上的回忆录，中
共虽然坚持“内政问题不容干涉”，但也对河上表示：“我们充分理解六月四日的镇暴行
动，造成了贵党立场上的困难。”可以说是委婉地致了意。
时至今日，日共在1998年与中共和解后，包括六四在内，对中共的批判力道已不如以往。
其考量为担心对中共的批判，会助长“反共”思想，最终连累日共的支持率。而对现在的
日共而言，昔日对文革与六四的批判姿态，除了批判他党当时的姑息姿态、占据国内道德
高位之外，更重要的是作为切割独裁中共的护身符，以防御“反共”批判。
而日本社会党则最终于1996年分裂，后来继承广义革新势力，取社会党而代之的民主党，
及后继的立宪民主党与国民民主党，由于聚集了“反自民”的各方势力，多头马车下，于
中日外交政策上始终缺乏明确方向，更遑论对六四等中国人权议题表态。昔日社会党在冷
战下，主张为了和平而亲中，但若中国自己破坏和平，又该如何面对？至今仍未给出一个
明显不同于保守派的答案。
相较于标榜民主、人权的革新政党，在政治考量下，反而对六四长年失语的现象，六四对
日本公民社会的影响更加深刻。其实在六四之前，中日建交后两国间的往来日趋密切，“
社会主义理想国”的神秘面纱也被揭去。讽刺的是，让日本热血毛派退烧的，正是开放交
流后，他们赫然发现当时的中国，其实不但没有毛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有的只是特权
、官僚与腐败。
但政治信仰并非说变就变，加上对日本左翼而言，对中国的报导，总是因参杂了政治因素
，而难以尽信；例如有许多消息，确实是台湾的国民党政府长年以“匪情”为本，在日本
展开舆论战的产物。但到了六四，摄影技术已经进步，全世界都透过媒体目击了惨剧。这
让许多日本左翼人士不得不承认——中国共产党，真的背弃了人民、背弃了社会主义的理
想。
笔者遇过不少年轻时醉心于毛主义的日本学运世代，当问到对毛主义幻灭的转戾点时，“
六四”是最常见的答案。“屠杀人民就真的没什么好说的了”、“那根本不是社会主义”
。甚至目睹过高龄九十的老左派，在酒后对同席的中国学者拍桌质问：“你们为什么要杀
学生？为什么要背叛社会主义？”
然而，冷战下的左右对立框架，并非如此容易褪去。今日仍有许多日本公民团体或知识份
子，即便不再相信中国的理想性，但仍为了要对抗日本保守派，以及其背后的美国，而选
择与中国持续合作，或对人权问题保持沉默。
东京大学副教授阿古智子在去年底在台湾的演讲中，就曾提到这个问题。他认为，许多日
本左派在面对中国时，过度强调“中日友好”，只与官方打交道。但另一方面，许多宣称
关心中国人权问题的日本学者、政治人物，却利用相关议题煽动仇恨、加深歧视。而作为
一个关心民主、人权的中国研究者，难以赞同任何一方。
但所幸，在今天像阿古教授这样的人，并不孤单。今年为了声援因在去年发表文章主张平
反六四，因而被北京清华大学停职的许章润教授，由明治大学教授铃木贤、北海道大学教
授远藤干、以及阿古教授三人领衔，向北京清大提出了公开声明，抗议对言论自由的打压
，该声明共有七十位日本学者、媒体人连署。
此外，在六四让中国社会主义理想破产之后，对在其后出生的世代而言，目光朝向的已是
台、韩、港等地的社会运动，取红太阳而代之的，是对民主、人权理念的共同关怀与实践
。
国际政治确实受经济、军事实力大幅左右，但同时在民主社会当中，缺乏理念，只凭金钱
收买与武力恐吓的政治，最终难以赢得民心。蒋介石不仅是在战场上输给了毛泽东，即便
在冷战下获得美国支持，也输掉了往后几十年，各国理想主义者的尊敬与支持。
中共或许至今仍未理解到，当年革命所标举的理想，为自己在各国赢得了多少贫贱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的珍贵友谊。但这笔“进步红利”，早就已经被中共自己挥霍殆尽，六四就
是其中最大的一笔欠债。目前在日本，关心中国人权、但拒绝被既有左右路线利用的新路
线已然浮现，前述的声明就是明证。六四后一年一年过去，究竟是会成功让世人忘记血债
？还是在各国的后六四世代掌权后，有更多人加入声讨的行列？时间，并不一定站在独裁
者那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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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录心得】
我想讨论的是
在六四对中国幻灭之后
当年的台湾
依然还是困在大中国结之中
停留在
其实与改革开放后的中共差不了多少的弱化的党国之中
在那个
对中国彻底幻灭年代
国民党与老小蒋遗产
浪费了台湾多少对外开拓政治人脉的机会与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