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

楼主: kuopohung ((风之过客)在场的缺席)   2016-10-19 10:4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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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国思想趋向求答案 正文 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
三百年前,徐昌治编了《圣朝破邪集》。这八卷论丛是中国人对西洋近代文明最早的
抗议文献,也是最有力的反西化理论的集成。
三百年来,朝代换了,古人死了,这部书的纸张也变黄了,可是圣朝破邪的细菌并没
有消失,它钻进中国人的感情里,一代又一代,随着愚昧程度的深浅而有着不同的病象:
有时中体西用的谚语出现了,那好像是一场伤寒;有时超越前进的怪调出现了,那好像是
一场白喉;有时义和团的疯狂出现了,那好像是一场猩红热。
三百年来,我们民族的感情变成这种细菌的函数。在思想上,我们不是一个正常发展
的有机体。在别人都朝着现代化的跑道竞走的时候,我们却一直发著怪病,一直在跑道的
起点逡巡不前。我们总想找点理由来拒绝赛跑、奚落赛跑,同时断言赛跑的终点将是一个
悲剧。
三百年了,原在我们前面的,离我们更远了;原在我们后面的,也纷纷跑到我们前面
去了。可是我们还不肯劳动足下去快跑,我们还在脑袋里做着后来居上的迷梦,梦着我们
老祖宗曾是不可一世的选手,我们总想凭点祖上的余荫来占便宜,总想凭点祖传的步法迎
头赶上。
三百年的迷梦不可谓不久,三百年的失败不可谓不多,三百年换汤不换药的恶果不可
谓不大。民国以来,我们的病况虽有起色,可是我们并未真正健康起来、活泼起来,我们
还有许多不健康的心病,成为我们赛跑时的阻力。如果我们真想在现代化的跑道上做一个
尾随不舍的健儿,如果我们真想在年轻民族的背后脱掉我们的暮气,我们必须把这些心病
做一次彻底的治疗。
遗憾的是,历来研究这些心病的医生本身就是病人。偶尔一两个没破传染的,却又接
近蒙古派——对病情的诊断和病历的了解完全是枝节的、笼统的、混淆的。
基于这种现状,我不得不把从古到今的病人和蒙古大夫全部请到一起,从他们中间,
精选一些有代表性的豪杰做为病例。再依这些病例,把他们厘定为十一种病名。在这些病
名底下,我抱歉竟有许多民族英雄、达官贵人和名流学者做了我这些病名的捕获品。换句
话说,竟有这么多的爱国的人儿因为"爱国不以其道",反倒成了中国现代化的罪人。这种
不幸说来令人伤心,可是做为一个文化医生,他有消灭这些病菌和防上它们蔓延的责任。
婆婆心肠不能阻止传染病,阻止的方法在于无情的指控谁是蒙古医生、谁是病人、谁是就
要被感染的倒霉鬼。
面对这三百年来聚讼纷坛的死结,想用一个历史的观点来透视它,显然是值得的尝试
。基于这种看法,我决定开始我的指控:义和团病
义和团的祖师爷是清人张祥晋。他大概想学司马相如那一套,写了一篇《拟谕咪唎坚
(口字旁)佛兰西等各夷檄》。他的最大希望是:
舳舻一炬,借赤壁之东风;鼓金齐鸣,穷朱儒于南海……克张斐相之英风,奚卢庐循
之小寇?(阮元等编《学海堂三集》卷十七)
他这种口诛笔伐的梦想居然真有人拿来实行了,那就是义和团。义和团是排斥西方最
纯粹的分子,也是最知行合一的一群。他们对洋玩意一概是否定的,所以会表演大刀对洋
枪、赤膊挡洋炮。他们不但深信中学为体,也深信中学为用。他们是道道地地的黄帝子孙
,他们虽然光荣的失败,害得全国同胞每人都赔了银子,可是他们的阴魂不散,阴魂附在
辜鸿铭身上,鼓舞这位老怪物写TheSpiritoftheChinesePeople(《春秋大义》),来做
他们的安魂曲。"春秋大义"式的思想与义和团思想事实上是一个窑里烧出来的,只是表现
的方法稍微文明而已。降至今日的一些老古董,在思想上愈以"不忘本"标榜的,愈接近此
类。这一派显然是式微了,因为他们既无义和团的勇气,又无辜鸿铭的妖焰,只好以古稀
之年,筹办他们的中国道德励进社去了。中胜于西病
这种病是很明显的文化优越感,根本不承认西方胜过我们。代表这种论调的可以举清
人阮元做例,阮元说:
天文算数之学,吾中土讲明而切究者代不乏人……
学者若能综二千年来相传之步算诸书一一取而研究之,则知吾中上之法之精微深妙,
有非西人所能及者。(《畴人传》卷四千四"利玛窦传")
民国以后,熊十力用着同一口气说话了:
吾国今日所急需要者……一切依自、不依他。高视阔步,而游乎广天博地之间。空诸
倚傍……体现真理、担当世运,恐非西洋人识量所及。(《十力语要初续》页一
又过六年,牟宗三又套他老师的话开口了:
……知华族文化生命之圆融通透,与夫圣学之大中至正,其蕴藏之富、造理之实,盖
有非任何歧出者之所能企及也。(《认识心之批判》序言)
我们试看这三人所用的句法:"非西人所能及者"、"非西洋人识量所及"、"非任何歧
出者之所能企及",完全是如出一辙的抹杀主义。他们的句式都是"非……所及"的格局,
都有着目空一切的狂妄,但是他们三位只是九牛一毛而已,这种妙人今天还多着呢!试看
有多少人摒西医不用,而迷恋着五运六气"寸关尺"的中医,有多少人摒正规音乐不学,而
迷恋着七音六吕"笙萧缘"的国乐……这种中胜于西的观念最容易导来"以此类推"、"举一
反三"的夸大,而这种夸大却又正是滥用"民族自信心"的显例!古已有之病
犯这种病的人并非不讲西学,而是认为这些洋玩意都是我们古书中早就说过的现话。
这一派的老祖宗是明人李王粲,他在《劈邪说》中骂利玛窦道:
近复举其伎俩一二,如星文律器,称为中土之所未见未闻,窜图订用,包藏祸萌。不
思此等技艺,原在吾儒覆载之中。
这种"原在吾儒覆载之中"的大言,在我们国民心中流传很广:
阮元就拿过后汉的四分法来比西洋数学(《畴人传》);印光任就拿过周脾来包括"
浑盖通宪之器,寒热五带之理"(《澳门纪略》);陈启天就拿过孟子的后来比近代民主
政治的观念(《中国政治哲学概论》);毛子水就拿过大戴礼记"四角之不揜"的话来比西
方的地圆说(《中国科学思想》)。现在某些人做一些事,动辄以古人"先得我心"而自喜
的,或以"与古法合"自傲的,都是"古已有之"病患者,你若问他"孔子周游列国时为什么
坐马车不坐汽车?"他并不说"那时候没有汽车",他的答复是:"那时候的马车就是现在的
汽车。"这种夸大诞妄的先生门,说破了,不过是古人尸影下的奴隶罢了。中土流传病
犯这种病的人比前一派更有夸大狂。前一派只是"本来我们就有",这一派则是"本来
是我们的","两洋近代文明是我们传过去的。"在情人允禄的《数理精蕴》里,竟说西洋
教士的天算格致:
询其所自,皆云本中土所流传。
而其原因,乃是:
三代圣时,声教四讫,重译向风,则书籍流传于海外者,殆不一矣!周未畴人子弟,
失官分散、嗣经秦火,中原之典章既多缺仗;而海外之支流反得真传。此西学之所以有本
也……(卷一,《周髀经解叙》)
这真是毫无历史根据的谎言!本来在中西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声教四讫"的情形不是
没有。例如:养蚕、造纸、瓷器、柠檬、大黄等的西传,都是斑斑可考的史实。但若不根
据史乘,认为一切都是"吾家旧物",一切都是西人"阴图以去"的,这就未免有点无赖了。
而耍这种无赖的,纪晓岚和他老师刘文正最为拿手,在《滦阳续录》卷一中,我们可以拜
读他们的高论。
这种"中土流传"病本是"礼失求诸野"观念的翻版,这种病严重以后,就会乱做浮夸的
历史考证:什么法显发现美洲啦、詹天祐发明火车挂钩啦、徐福就是日本神武天皇啦、宋
儒理学对欧洲文化划时代的影响啦,不一而足。又常见一些人最爱拈出罗盘、火药、印刷
术来骄人,殊不知这些东西早就在洋人手里脱胎换骨好多次了!不得已病
近三百年前,杨光先和比利时的南怀仁斗历法失败,遣戍归来,写成了《不得已》。
他呼吁"宁可使中国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国有西洋人",躲在这种态度背后的动机,说穿了
疱,不过是怕洋人"收吾天下之人心"罢了。这帮子人一方面想要人家的文明,一方面又觉
得要了危险,想来想去,决定还是不要好。
这种畏葸的小心眼儿,投鼠忌器的谨慎,真是怪可怜的:他们怕这一变,连腐朽的老
本也没有了。梁漱溟后来写《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民国二十二年)时,已经
明显的转入"不得已"派,他那种"最后觉悟"的语气是很沉痛的,他一方面中国之于西洋,
有所不及则诚然矣!(页九十七)一方面又自甘于不及,他说:
悟得了什么……于一向之所怀疑而未能遽然否认者,现在断然地否认他了……否认什
么?否认了一切西洋把戏,更不沾恋!西洋把戏之真不得而用之也!(页十三)
"更不沾恋","真不得而用之",这是何等不得已的调调儿!现在很多人因为赚不到钱
转而歌颂"抱布贸丝"的农业社会,因为讨不到老婆转而留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
,最后诋毁工业文明、攻击自由恋爱,究其微意,不过"不得已"三字耳!酸葡萄病
这种病患者对西洋把戏的口号是:"没有什么稀罕""又有什么了不起!"明末许大受的
《圣朝佐辟》最能发挥这种高论。他认为洋鬼子的东西"纵巧亦何益于身心?"他举的例子
是:
……自鸣钟,不过定刻漏耳!费数十金为之,有何大益?桔槔之制,曰人力省耳,乃
为之最难,成之易败,不反耗金钱乎?火车(此指火炮)等器,未能歼敌,先已火人,此
又安足尚乎?
这些"有何大益"乎、"反耗金钱乎"、"又安足尚乎",全是吃不到葡萄的狐狸的专用语
汇。乾隆时英国使臣请福大人参观他们的兵操,可是福大人的答话可妙了:
看亦可,不看亦可。这火器操法,谅来没有什么稀罕!(《乾隆英使觐见记》页一0
三)
这就是许大受的"体"与福大人的"用"!犯这种病的人比患"不得已"病的还低级:后者
起码还承认外国好,可是我们不要他的好;犯这种病的人就不同了:他内心深处觉得外国
好,可是在外表上,他一定要表现"张脉偾兴",一定要理由化(rationalization),好
使他心安一些。这种善为巧饰的心理,三百年下来,还是完美的遗传着,世风是日下了,
可是人心并没有。不古呀!
以上六派都可说是纯粹排斥西方的。他们共同的色彩是西方并不值得学,我们固有文
化是无待外求的。在这六派中,有的已经变得乖巧了,至少他们不再用义和团的符咒来征
服世界了,他们要用齐如山梦想的"国舞"来"远征世界"了。无论如何,在精神上、他们永
远是胜利者,永远站在洋鬼子的肩膀上,任凭鬼子们一尺一丈的增高,我们这些"痴顽老
子"是绝不在乎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病
这是中国人文字魔术最蛊惑人的一次表演,也是最不通的一次表演。张之洞高叫的"
旧学为体,西学为用",在表面上,至少承认西学可供"采补",至少想"择西学之所以补吾
闭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吾病者取之"。但是用尽管用,必得"西学先由中学",孙家鼐的
两句话把这种理论的核心点破了:
中学包罗西学,不可以西学凌驾中学。
这就是他们骨子里的真精神!这种精神,事实上只是奕䜣、文祥、曾、李、左等人洋
务理论的"建构化"。当然张之洞之流把它建构得很别致、很迷人,既维新又卫道,最适合
焦灼状态下的国人的口味。顺着这种思路滑下来,在民国二十四年出了一件怪事,就是盛
极一时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俗称"十教授宣言"。这十教授是:王新命、何炳
松、武靖干、孙寒冰、黄文山、陶希圣、章益、陈高佣、樊仲云、萨孟武。他们在宣言里
颇藐视中体西用的见解,但是他们笔下的"根据中国本位"、"具有中国特征",却正好是"
中学为体"的盗版;"吸收欧美的文化……但须吸收其所当吸收",却正好是"西学为用"的
化身。这真是数典忘祖的大笑话了!据我看来,王新命诸公唯一比张之洞之流高明的,只
是抬出一点"批判态度"来做取舍标准,而张之洞在这方面的念头似乎没有他们强烈。但是
这一点并不重要,他们在"残基"(residues)上面和张之洞是完全一致的。他们真可说是
"友天下曾经致力于党务之士,尚论古人"了。东方精神西方物质病
这一派的头脑构造跟前一派是大哥二哥的,都是二分法的构造。前一派是体用二分法
,这一派是精神物质二分法。
在体用二分法上,若只把西学局限在科学工艺的"用"上,便很容易转形为这一派了。
所以老实说,这一派比体用二分法还浅薄。这一派的理论本是清季"中学治身心,西学应
世事"的蜕变,到了《欧游心影录》(一九二0年)时代的梁启超和《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一九二二年)时代的梁漱俱,突然有了新的气象。下传至陈立夫得意的时代,这种理论
更是日正当中了。
陈立夫写《中西文明的特质与新文化的创造),劈头就说西方有"物质的重心",而东
方"正和他们异趣",有"精神的重心":
中西文明的长短互见,一个是偏于精神,一个是偏于物质。
我们要赶快取人之长以补己之短,创造完美的新文这种断钉截铁的确定感(
senseofcertainty),由这么一位大护法来多年推行,无怪在今天能收到"洋洋乎"的效果
了!挟外自重病
妄自尊大是自己来肯定自己,挟外自重是拉别人来肯定自己。二者肯定的方式不一一
样,肯定的目标则无二致。三百六十年前,利玛窦所以能大行其道,主要乃在他宣言他那
一套"与中国占法吻合"。梁章钜《退庵随笔》中就说大主教义"与儒书,又何所异焉?"(
卷八)这显然是一种不正确的比附。这就好像名不副实的广告一样,一时虽能得售,久了
就会露马脚,,教皇格勒门得十一的六条禁约带来了中西冲突的白热化。两年后康熙还击
,他拿起红笔,忿忿批道:
西洋人等无一通汉书者,说言立论,令人可笑者多!
这是公开否定洋鬼子的比附了。就事论事,康熙皇帝此言也未必过当,想洋鬼子对东
方能够有所"通",实在是太乐观的事。他们偶尔有"倾慕"色彩的,也无非是用看"海上奇
方"的眼光比附一阵,用来推销他们的主义和满足他们的偏锋感觉而已。莱布尼兹用他的
《单子论》(Monadologie)来比附中国儒释道三家学说就是一个显例。此外弗朗克(
A.H.Francke)、沃尔夫(ChristianWolff)、伏尔泰、狄德罗、海尔佛修(Helvetius)
。巴夫尔(Poiver)、揍内、堵哥,这些人对中国的了解都是有问题的,都是不可以胡乱
肯定的。但是这些人名单到了挟外自重派的手里,自然就会表演一次"再比附":
借洋鬼之尸,还祖宗之魂了。他们在"国威坠失,民族陵夷"的时候,会大叫道:"你
还说中国文化不行吗?外国的大思想家都佩服我们呢!"于是张其昀埋头大写其《艾默生
论中国文化》(《东西文化》页十七),谢扶雅也伏案大做其《来布尼兹与东西文化》(
《岭南学报》一卷一期)。他们的结论无非是"嘻,何酷似圣人之徒也!"洋权威引过来,
正好可填补他们"子曰"、"诗云"意识的空虚。既然得观古人之光耀,又闻洋人一言以自壮
,无怪乎他们都那样活泼泼的了!
以上三派都可说是利用西方的。他们比前面六派开化多了,也斯文多了。他们既宣扬
中土的"道"、"体"真传,又承认洋人的"器"、"用"价值。他们的算盘是如意的,方法是两
全的:繁复的中西文化被他们往简单整齐的公式里一装,手一拍,大功就告成了!大团圆

大团圆病是比以上三种更会梦呓的狂病。犯这种狂病的人,大脑大概休息了,小脑却
正在反射,反射了半天,反射出一个天人合一的大理想,觉得天下顺眼的东西都可以融会
协调和凝为一。这种反射从董仲舒开始,射到今天还未打住。钱穆接过来,一口咬定"这
是中国文化精神最主要的一个特性"。
中国人对外族异文化,常抱一种活泼广大的兴趣,常愿接受而消化之,把外面的新材
料,来营养自己的旧传统。(《中国文化史导论》页一六二)
反过来说,中国文化对西方却又存一种礼尚往还的回敬,对于近代西方思想上之冲突
矛盾不得解决处,可有一番意外之贡献与调和,(《中国思想史》自序)
这样一来,中西双方都占了便宜了。可是钱穆意犹未尽,他居然说出"并不想专为中
国文化抱残守缺"!他主张只要中国人对自己传统文化之最高精神,能不断提撕……则此
后中国之文化新生,决然仍将为中国传统,而我们也希望中国文化能融入世界文化中而开
展出世界人类之新文化。(《文化学大义》页八十)
这种大团圆的好梦做来好像对中西文化至公至正,毫无偏袒,其实钱穆的内心深处是
"项伯式"的,虽然拔剑起舞,本意却在"以自翼蔽沛公"。"沛公"者,中国文化是也;中国
文化者,孔子教义是也。孔子教义将决然为后起的世界文化新生运动中,求在人类历史本
身内部,觅取文化真理者的唯一最宝贵的教养。
(《孔子与世界文化新生》)
如此"决然"、如此"唯一",真不愧是标准的"唯我论"(egotism)!读了这些新预言
,我才知道所谓"世界文化新生",原来竞是向孔子教义看齐;而西方文化新生的结果,竟
是让中国圣人来当家。这就是钱穆的"文化客观真理"。我写到这里,真忍不住要叹气说:
所谓中国今日的"史学家",毕竟还是"近乎卜巫之间"的人儿!超越前进病
犯这种病的人大概头脑中有点"八十公米低栏"的幻象,因为"超越"云云不正是跳栏吗
?"前进"云云不正是赛跑吗?
这些文化选手们,一方面对中国文化假惺惺的不满意,一方面对西洋文化热烘烘的掘
根子。这一派的大法师就是胡秋原。
胡秋原在《超越传统派西化派俄化派而前进》里,口口声声劝人"由门户之争解放出
来",却没想到他自己正是门户之中的健将!他并不是什么"独立而向前"的"两不属"的人
,他实在属于"传统派"中的一个流派。而在这传统派的门户中,二十五年来,一直扮演一
个会耍障眼法的角色。例如他说:
我们对于世界文化,使有可取者,即不是中国的,亦当学习之,况中国所国有者乎?
使无可取者,即是中国的,亦当摒除之,况非中国者乎?发展自己之长,并兼有他人之长
,这不仅是我们应有的目的,也是中国文化与学者的一个重大的精神。(《古代中国文化
与中国知识分子》页十九)
看这些话,我实在看不出胡秋原和中体西用派诸公有任何不同之处,也看不出他"拒
绝"了哪一点、"超越"了哪一点?他的语调是"况中国所固有者乎?""况非中国者乎?"处
处不脱那点传统的自信,"中国之为中国自若也!"可见他在本质上明明是中国本位的,所
以他才会主张"发展中国人之聪明才智,创造新中国的新文化,以求超胜古人、西人。"这
种浮夸的调儿实与三百三十年前徐光启的"超胜"论同一气息;和二十七年前张季同的"创
造的综合"一样味道(参看张季同《西化与创造》,《国闻周报》十二卷十九一二十期)
;也可跟唐君毅的"超越论"
来一次港台对照(参看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页三四八)。坦白说吧,"发
皇祖烈,踵武西人",已经不能使我们兼顾了,想不到胡秋原还想"创造",还想师汉宋中
外学者之心,并以汉宋中外之学为我注脚,从事新的创造。(《中国文化之前途》页三十
二)
这种既虚矫又不实在的侈论,显然是中国士大夫浮议性格的遗传,与吴康诸君子参酌
古今,撷取中西文化之精英,加以现代智慧之陶铸(《宋明理学》结论)
等空言同出一厂。这些新文化的创造论者实在是一群夸大狂的病人,他们的好高骛远
实在是贻误青年的恶疮。自古谈中西文化的,最叫座的是他们、信徒最多的是他们,最大
言炎炎的也是他们。
以上两派都可说是融合西方的,是谈中西文化的最时髦的陈腔,也是最动听的老调。
由于他们的推波助澜,盲目的夸大风气已经洋溢在一些青年的头脑里,与高调刺耳的世风
正成著正比例的蔓延。如果我们不想重蹈明清浮议的覆辙,真想使中国走上现代化的正轨
,"融合"、"超越"这些怪梦实在可以醒醒了!
上面十一种病名,是我用"代表取样法"(representativesampling)定出来的。我这
样分类,可以避免枝节、笼统和混淆的毛病。我把他们分门别类,同时一一请出他们思想
上的开山老祖。不论他们怎么否认、不论他们怎么化装、不论他们怎样不自觉、不论他们
施放哪一种烟幕,我都要抱歉的说:"你们的思想是师承有自的!你们思想的来龙去脉逃
不掉《后设历史学》(metahistory)的追踪。你们的这一套鼓动一些小百姓的情绪是可
以的,但想一手遮尽天下耳目,还想长期发展下去,你们就错了!"
根据我上面的指控,可见在每一派中,、都有着悠久的传统、深厚的历史渊源,都有
先知、大法师,有些声势浩大的,甚至还有集团、有靠外国津贴的书院、有报纸杂志、有
理论家(文警)、宣传家(传声筒)、实行家(打手),以及数不清的徒弟与喽囉。
由于现实利益的不同和头脑开化的各异,他们得了不太相同的病症,但是他们的内心
深处却是水乳交融的,因为他们的思想模式(modesofthinking)完全是一样的。他们恰
似台中的名产"凤梨酥",尽管随着商家的招牌而有不同的包装,但是在那层彩纸里面,都
是大同小异的凤梨酥!
这样说来,他们实在可以联欢一次:群贤毕至,少长咸集。
古人复起,腐儒重生,保守与顽固齐飞,大官与学者一色。酒酣耳热之余,大家不妨
拔剑击筑,争争谁是正统?其实他们都迟了,真正的正统早被一匹"黑马"盗之以去了,这
匹黑马就是大谈新儒家的徐复观!他说:"不谈文化则已,一谈文化便应该谈统。我并且
希望有些人出来断然以道统自任。"(《儒家精神之基本性格及其限定与新生》)当大家
正在找镜子的时候,徐复观已飞奔道统的宝座,赶过熊十力,推开钱宾四,哄走牟宗三,
自己不沐而冠起来了!
这就是传统派今天的现形记,也是他们病历的最新报告。
徐复观不驾崩,他们的好戏还有得瞧呢!
以上所讨论的,只是病名和病历,如果真要给他们看看病,我们必须探讨病原,找出
他们生病的原因。这些原因可分四项来说:
第一个原因是"泛祖宗主义"。俗话说"穷极呼天,痛极喊娘"。无知的人们遇到困难,
左冲右撞,还是解决不了,只好求助于"逆退"(regression)心理,退到穿开裆裤的时代
,拿出吃奶的力气,喊凡声妈。因为在孩童时期每一叫妈,问题就有人代为解决了,所以
总觉得叫妈很灵,所以总想叫妈。但叫妈是个人的事,对一个民族而言,人人叫妈成何体
统?于是聪明人想出一个好办法——叫孔夫子!这真是一大发明!因为这样一来,天下大
事就好办了,孔子是我们"泛祖宗主义"的焦点,是我们全民族的"父亲意像"(
fatherimage),也是我们的弥赛亚。不幸的是,在三百年来欧风美雨的吹打下,我们的
弥赛亚不但不灵,反倒误了我们——我们想占祖宗的便宜,结果反倒吃了大亏。
没有疑问的,我们今天已经陷于一种文化的僵化(petri-faction)。僵化的原因之
一是要想抱祖宗的大腿。我们民族是最重视祖宗意见的民族。祖宗的意见并非不能解决问
题。
至少在祖宗的时代里,在"蛮夷率服"的时代里,那是行得通的;但是到了今天,我们
已进入一个"蛮夷不服"的时代,于是问题就来了:在蛮夷刚来闹事的时候,我们的反应经
常是传统主义(traditionalism);在他们开始横行的时候,我们的反应经常是复古主义
(revivalism);在他们所过披靡不可一世的时候,我们的反应经常是未来主义(
futurism),这种变化没有明显的段落可以划分,所以代表同仁也是"异代可同调"的。例
如倭仁、徐桐、辜鸿铭都是普通的传统主义者;黄仁济、梁漱俱、钱穆都是激烈的复古主
义者;徐光启、张君励、胡秋原都是飞跃的未来主义者。不论他们属于哪一种,他们共同
的特色是抱祖宗大腿,所不同的,只是使用臂力的轻重和所抱面积的多少而已。他们总相
信祖宗的遗产有用处,有推陈出新的价值,对建设现代化的中国仍然需要,绝不可拦腰绞
断或一古脑儿丢开。
他们的通病在于不明了返老还童绝不能用老药,使中国现代化也绝不能借助古法。如
同你治一种病,绝不能西药中药全吃,专心吃西药足够了,中西合壁反倒糟。现代化的国
家和现代化的步骤早摆在那里,我们直接去学就行了,何必麻烦祖宗呢?日本没有孔子,
可是何碍于他们的维新?韩国很少国粹,可是何碍于他们的新政?我们当年的藩属部跑到
我们前面去了。如果祖宗能救我们,早就把我们救了,不会闹到今天这种惨相了。美国是
固有文化固有圣人最少的民族,可是人家是名副其实的强国,而咱们呢?至多可说是历史
悠久的古国,四维八德十三经二十丑史虽多,可是还得靠人家援助。
这不能全怪我们不争气,我们该怪祖宗留给我们大多的"东方文明":那是一个重担子
,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延误了我们现代化的速度。如果我们想轻身妙手的走向现代化,
我们不得不在这个重担子下面挂个问号。
可是,事实上,十多年来,守旧的大雾似乎更浓了,圣贤也有学会了、中医也有学院
了、内功也变成"科学"了、张天师也领公费了、轩辕也变成宗教了,但是我们却看不到有
哪个知识分子敢挺身出来说几句"罪言",用他的笔杆杵一杵老顽固们的驼背,清一清乌烟
瘴气的局面;我们只看到那些卫道的英雄们,肃穆趋跄,纷纷跑到孔庙去看秃头小男孩的
八俏舞,却不会待在家里,给《孔盂学报》写篇"什么叫做君子而时中?"我们"圣之时者"
的祖宗若真能复活一次,看到他的"会员"们抱着他的大腿穷啃——食古不化的穷啃,他真
要气得去美国了!
第二个原因是"浅尝即止的毛病"。我们同胞有一种绝症,就是"浅尝即止"。任何好东
西,到咱们嘴里,舌尖一舔,还没吃,就说不好吃了!吃了就要坏肚子了!至少是不合我
们胃口的!没有什么营养的!
泛祖宗主义是对旧的依靠;浅尝即止的毛病是对新的怀疑。
四十年前,大家都高叫科学救国,可是科学还没进门,梁启超就领头大喊"科学破产"
了;三十年前,大家都叫民主宪政,可是国会刚开,大家又大喊"议会政治破产"了。
事实上,真的"科学"还在门口;真的"民主宪政"还在门外头。
可是却有人说,洋把戏咱们吃过了,没有什么好吃的!
钱穆就是这些味觉有问题的代言人,他大声喊道:
中国这五十年来,开始学德民后来学英法美,后来又学德义,今天又要学苏俄。西方
的,我们都学过了,但也都碰壁了……今天以后,或许可以"迷途知返"了。所有学人家的
路都走完了,回过头来再认识一下自己吧!
(《中国历史精神》页十四)
真难得!这五十年来的烂账竟这样容易就被钱穆算清了!老实说吧,五十年来,我们
压根儿就没长期的、彻底的、有计划的、不三心二意的"学"过任何玩意儿!我们只是敷衍
、只是浅尝、只是见异思迁,只是以为"学遍"了、"都学完了",再走就"碰壁"了。其实"
壁"在哪儿、在哪边、是什么模样,我们还没看到影儿呢!
可是,当代的"史学家"却告诉我们过去都是"迷途",劝我们"回过头来再认识一下自
己"。我也是弄历史的人,我只知道我们的老祖宗一直在"认识"自己,在认我们是一个"四
夷来朝"的华夏民族,识我们是一个"奄有四海"的中土之邦。这种认识一直保持光荣的纪
录,直到道光皇帝在连呼"不可"的叹气声中批准南京条约为止,我们从来没有怀疑过对自
己认识的错误,但是认识有什么用?认识了两千年,能镇住西洋鬼子和东洋鬼子不来太岁
头上动土么?
如果我们真有点认识的能力,我们首先就该认识我们根本就未曾一心一意的现代化(
wholeheartedmodernization)的,我们只想投机取巧,我们从来没有学到别人的"精神文
明",诸如科学态度与科学精神,民主政治的fairplay,富裕经济(economyofabundance
)的观念与眼界,动力主义(dynamism),乃至见人就叫声"嗨"(hi)的爽朗与真诚。我
们所学到的、所肯学的,只不过是点极可怜的层面。在现代化的水准前,我们只是一个幼
稚园的小学生,至多能说开始学,绝不能说"学遍"了!
一个英国探险家在某次探险中碰到一个有吃人肉风俗的蛮人,等到他发现这蛮人竟是
一个英国大学里出身的,他大为惊奇,他间这个蛮人道:"你难道还吃人肉吗?"这个蛮人
的答话可妙了,他说:"我现在用西餐叉子来吃了。"(Iusumforknow)
这虽然是个笑话,却是个令人哭笑不得的笑话。试看我们社会中有多少人坐着一九六
一年的汽车却装着一六九一年幕日脑袋?有多少人用着新式印刷机制造著冥纸锡箔?有多
少人用着新式塑料工厂出品麻将牌?有多少人用电气冰箱装祭孔祭祖时的冷猪肉?有多少
人用着麦克风弘扬圣教佛法……孔夫子的后人穿着新式西装,抽著名贵烟草,坐在先师奉
把官府里写毛笔字;张天师的后人也同样在天师府中服气炼形,或走到广播电台,用科学
方法来导引胎息!
这些"中学为体"的臭腐,"西学力用"的神奇,哪一点比那用叉子吃人肉的老哥高明?
哪一点不代表我们在皮毛的西化——匪夷所思的西化!哪一点不代表我们神经与胃口的衰
败?哪一点不代表我们是一群浅尝即止的病人?
我们最大的悲哀在大家根本不知真的洋货是什么,我们总以为舌尖舐到的那点是洋货
;眼睛瞟到的那点是洋货;与圣经贤传吻合的那点是洋货;二毛子学人贩卖的那点是洋货

流风所及,真正的洋货还没进口就被我们"止"住了,所以一旦有人真正谈点西学的时
候,一些"善为气矜"的土包子就看不过去了,就要"向政府质询"了,就高叫这是"东方人
的耻辱"了!
第三个原因是"和经济背景脱节"。传统派不知道我们东方这一套思想完全是农业社会
的产物。农业社会是靠天吃饭,修己以顺天。资源是有限的,基本的资源是几亩地,一代
一代的土生土长,谁也没有扩展的可能,机会的扩充(abroadeningofopportunity)是做
不到的,每个人生存的条件是祖传的农作。一块土地,爷爷交给老子,老子交给小子,小
子恭恭敬敬涕泅横流的收下来,年轻一代生存的机会是年老一代传下来的,所以不能不敬
老,所以老年人在我们社会最神气;可以"养于国"、可以"杖于乡"、可以拿棒子乱敲人的
膝盖。因为土地资源就是那么多,你年轻人想吃饭,就得听话。
农业社会的经济往往是一种"匾乏经济"(economyofscarcity)。在匾乏经济下,东
西就是那么多,你多要了我就没有了,所以要"知足"、要"克己"、要"乐天知命"、要"允
执厥中"、不要"以有涯随无涯,要乖乖的,要"知礼"。
礼教是叫我们要安分,重名分,各守岗位,不要"君不君。
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要讲"仁","人而不仁,如礼何!"
但是,如果你不在这种模子底下烙守"非礼勿言".如果你想打破传统秩序,如果你敢
藐视老年人的独占系统,你就是一个不识时务的家伙了!用上面这种观点来解释中国思想
、解释儒家学说,则易如庖丁解牛、则一针见血。
好景不长的是,正在我们"日入而息"的时候,另一种经济形态出现了,那就是洋鬼子
的富裕经济。按说这两种经济碰了头,最好的办法是我们"贫而无谄",人家"富而好施"。
可是这样下去,我们就永远是个落后国家。
不想做落后国家的唯一办法是改变经济形态,从农业社会跨进工业社会。
但是工业社会是动的、扩展的、进取的、不知足的、不靠祖宗的、不依赖白胡子老头
的。在工业社会里面,一切传统的价值体系,不论是好是坏,全都是生了锈的发条,全都
不能配合新的齿轮发挥作用。
我们要跨进工业社会,要光明磊落的跨进,不是"犹抱琵琶"的跨进。旧琵琶除了能遮
丑,别无用处。
我们要奏工业社会的迎春曲,不能依赖农业社会的旧琵巴。
可是一一些老先生却不这样想,他们死爱面子,总是不肯"琵琶别抱",他们忸忸怩怩
的,欲说还休,于是钱穆又出场了,钱穆唱道:
中国文化一向建基植根在农业上,因此只有在农业社会里,才可有办法……不是农业
社会,我们的文化力量就难运使,则我们所理想的世界主义,便永难达到。
唱到这里,实在唱得极佳,可是再唱下去,就走板了:
中国应该走进一步,走上工业之路。除了农业外,还要加强工业,这样一来,中国的
文化,应可再进一步达到它原先理想的境界……要兴工业,便要新科学……只要科学加进
来,一切自会变,但问题在如何不推翻固有的传统而能变。(以上皆《国史新论》页一三
七)
这又是两全其美派的好梦了!钱穆苦口婆心,其目的无非是"变"而又变得"不推翻固
有传统",想"学到了欧美西方文化的富强力量,而不把自己传统文化以安足为终极理想的
农业文化精神所丧或戕伐了"。可惜的是,他根本没有想通这两种东西是互不相容的。
据我看来,钱穆对他这些恋恋不舍的话头自己也不深信的,因为他明明知道"文化之
完整性",把农业社会的味精硬往工业社会的大菜里炒,其不能可口也,明矣!所以钱穆
说:
如同砌七巧板,板片并不多,但一片移动,片片都得移,否则搭不成样子。(《中国
文化史导论》页五)
既然这样,我就要奉劝钱先生,不要再想把农业社会的板片朝工业社会上搭了,"搭
不成样子"的!
可是很多老年人硬是这样子,明明搭不成,却偏想搭。他们以媒婆的心肠,做救世的
事业,例如他们总爱说:"在孝的一方面,的确是今不如古了!"我也同意他们的看法。可
是原因何在?原因就在我们正从农业社会往下脱,脱出了家族本位、脱出了五世同堂,钻
进了工业社会、钻进了小家庭。在这种经济形态下,谁也不能为了"防老"就一窝一窝的"
养儿",谁也没工夫守那"寝苫枕块"的三年之丧,"今不如古"是必然的。但是,这又有什
么法子?这种"日下"的世风绝不是提倡固有孝道就挡得住的。如果我们要走向工业化,这
是一颗必须要吞的苦药九,当然我们大家都不愿意,可是除了拿哭丧棒装孝子外,我们今
天究竟能找到多少二十四孝中的人物?
第四个原因是"不了解文化移植的本质"。不肯彻底接受西洋现代文化的人,他们派生
出来的理由五花八门,不过都不太时髦。最时髦的一种理由是——中国"国情"不同,中国
有"空间时间的特殊性"(十教授语),其实这种"特殊性"的论调,早在民国十六年就被常
乃德发挥尽致了。他说。
一切文化是含有地域性和时代性的,今日中国之新文化,在地域上是"中国",在时间
上是"今日"。因为是在中国,所以绝非西洋,绝不能完全承受西洋文化;因为是在今日,
所以绝非旧时代,绝不能完全承受旧中国的文化。在今日的中国,我们的问题不是怎样采
取而是怎样创造,我们依据时代和地域的背景而创造中国的新文化。
(《中国民族与中国新文化之创造》,《东方杂志》二十四卷二十四号)
既然决定创造新文化,于是聪明人的高见又来了,他们想出一个好办法,这个办法可
叫做"王二娘法。"王二娘去衡阳街办货,充分发挥了自由采买的精神,好东西就买,坏东
西就不买;回到家里,收拾房间,好东西就保留,坏东西就往外一丢。王二娘的精神正是
十教授等人的精神:
存其所当有,去其所当去。
取长舍短,择善而从。
总之,在取舍方面,要有一个"标准"。谈到"标准",张君励的劲儿就来了,他捻著胡
子,兴高采烈的提议道:
应将西洋文化在物质上精神上应采取者,一一列举出来;中国文化上应保存者,亦一
一列举出来。(《欧洲文化之危机及中国新文化之趋向》,《东方杂志》十九卷三号)
这种开清单的法子看来实在诱人!可惜他们只会做裁缝,不曾了解文化移植的本质,
他们的通病在对文化本是"完全的整体(integralwhole)"上面没有真正的理解,他们总
想择肥而噬、总想任意剪裁、总想只要好的不要坏的、总想"接受科学知识和工艺技术",
而不"动摇他们基本的价值系统(基本观念)"
(这是徐道邻《转变中的文化观念》一文中参考三种洋书而求到的结论)。
不客气的说,他们对西洋文化,统统打着一个"买椟还珠"
的算盘,他们不知道这种好梦是根本做不成的。在文化移植上,要椟就得要珠,不愿
要珠也休想要椟,椟中没珠也不成其为椟,要要就得全要,不要也得全要,因为全世界的
"时间空间"有"特殊性"了,在南宋时,我们老大帝国可以行"铜不下海"的禁令,可以跟洋
鬼子老死不相往来;到了清初,闭关政策就吃力多了;到了现在,除了死心塌地的买椟买
珠外,别无他法了,人家长进的民族是不允许我们"还君明珠双泪垂"的!
我们面对西方现代文化,就好像面对一个美人,你若想占有她,她的优点和"缺点"就
得一块儿占有,这个美人是任性的、不可塑的,她根本不理你这一套农村文化的"忠告",
她即使有"缺点",即使想在人老珠黄时有所改正,也绝不会用你这一套发了霉的东西。可
是有些死命追她的人却不要脸,他们硬说这美人当前就要改正"缺点",而改正之道,则非
东方文明不为功,他们说:
"吾国固有之文明,正足以救西洋文明之弊,济西洋文明之穷。"——这是民国五年伦
父的"初版"。(《东方杂志》十三卷十号)
"中国自古相传之精神传统……均为现代西方所迫切需要。"一一这是民国五十年顾诩
群的"再版"。(香港《人生》二六八期)
这些妄自尊大的厚颜、不明事理的拼合、荒乎其唐的搭配、冒冒失失的输将,"正足
以"证明他们实在"迫切需要"一点凉水来浇浇。
我的"凉水"很简单,我只劝他们少做"舍身救美"的大梦,少献"野人之芹"丢人,还是
回过头来了解一下文化移植的本质一一Civiiizationissyphilization.我们一方面想要人
家的胡瓜、洋葱、番茄、钟表、眼镜、席梦思、预备军官制度;我们另一方面就得忍受梅
毒、狐臭、酒吧、车祸、离婚、太保、(不知害臊的)大腿舞和摇滚而来的疯狂。
也许西化的结果会带来不可避免的"流弊",可是我们总该认清我们的"大目标"是什么
,为了怕肚痛,难道就不养孩子吗?为了怕噎著,难道就不吃饭吗?我们的"大目标"是建
设现代化的强国,在这个"大目标"下,我们该有"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的决绝与胸襟
。"大目标"是安慰我们补偿我们最好的代价。在这个百年大计中如果真有"损失",也是值
得一干的。
今天最可恶的,莫过于保守者背后的"历史主义"(historism),他们不相信西方玩
意是批发的,但却相信有些"人"
有资格来选购,所谓"统治文化"云者,此之谓也!但白说吧,亿万中国人中,谁也没
有资格来订这个取舍"标准",任何聪明才智之士都不配"制礼作乐"来"规范"这个聪明才智
的民族,死去的黄帝周公固然不配,今天的内政部也不配,唯一配做的只是我们小百姓在
西方文明猛扑下的自动吸收。而在这自动吸收的过程中,我们固有文化中的"无价之宝"和
"国粹"是绝不会"沦亡"的。小姐们的旗袍不就是一个例子吗?这是中西合壁最成功的表演
:三围的注重、衣料的纺织、开权的上移直到"苏茜黄的世界",哪一点不代表
F.S.C.Northrop所希冀的TheMeetingofEastandWest?哪一点不像征"国粹"的"发扬光大"
?我们固有文化中如果真有真金,它一定不怕火炼的,何况还有那么多的惰性和老不死来
卫护它呢?我们青年人大可不必担心"没有了中国"、大可不必怕充分的现代化。我们尽量
学,"惰性"、"老不死"和"国粹"早就在背后打了七折八扣了,所以我们很容易流于"仅得
其中"的结果,所以我们更有"取法乎上"的必要,以"充分"为目标的必要。
西方的真东西新东西还没登上咱们的门来呢,咱们就先怕了;只是过去那点老掉牙的
西方文化的皮毛,咱们就招架不住了,就想先吸收人家的长处,保存固有的精华了,就想
来一次大折衷了,来一次超越前进的大创造了。西方文化的长处若这样容易就被我们吸收
,被我们取巧,被我们"迎头赶上"、"后来居上",被我们套上固有文化的缓绳,那么我们
早在五十年前就领导世界一齐来哼"大道之行"了,又何必等今天呢?
魏晋时代大家拒了一阵佛,可是佛教挤进来了;明清时代大家拒了一阵那,可是那教
钻进来了。狂澜倒下来,凭直觉。
凭感情,当然要挽,可是挽了三百多年了,我们失败了多少次?
让步了多少次?我们挽的成绩在哪里?最后防线又在哪里?
"夷狄"早就进入中国了。时至今日,连最贩卖"历史精神文化"的人士在内,哪个人不
在物质上崇洋媚外?哪个人在精神上真真相信东方的精神文明?封疆大吏们穿了三百六十
四天半的西装,只在每年祭孔的时候,穿起长袍马褂来亮亮相,这正代表我们的可怜——
和"穿孝"一样,这可叫做"穿固有文化"。对固有文化,大家只想"穿"它,对它并没有很真
诚的(inallsincerity)眷恋;固有文化的本身也无法使我们有深深的体感(feel)。大
家只是为了情面、为了随和、为了不招忌、为了"学而时习之"的顺口,只好一齐串假戏、
一齐重采黄花来做锦囊儿!
如果我们肯睁开眼睛,看看我们的"平均公民"——用"大量观察"(mass-
observation)的法子看看他们:年轻一辈的明星狂和爵士乐,中年一辈的奖券迷和轿车
梦,年老一辈的麻将风和强力睾丸片……哪里还有一丝一毫经典中的真精神?
旧经典绝不配解决今天的社会问题,提倡经典救世就等于提倡串假戏,提倡把已经多
边的自我(many-sidedself)搅得更多边。并且,事实上,鼓吹固有文化的人只是耍笔
墨游戏而已,他们的为人作文与日常生活一点也不像安贫守素叔度汪汪的"儒",他们只是
挂羊头卖狗肉的贩子罢了!并且狗肉也只是当作羊肉卖给别人吃,他们自己是不吃的——
他们吃"美援"。
我们被经典害了两千年了,"空洞"、"浮夸"是我们民族的特征,也是我们民族的死症
。这种特征与死症表现在市井小民身上,是可以饶恕的;表现在好说大话的官儿身上,也
是不必见怪的;可是若表现在新时代的知识分子身上,我们就不能不叹气了!这些知识分
子的最大心愿是把固有文化往新世界的头上套,又拿儒家经典往固有文化头上套,他们的
失败是必然的。
儒家经典本是些空泛的大道理,除了《论语》、《孟子》和《礼记》的一部分外,其
他只不过是一些治古史用的獭祭材料。
《论语》只不过是一万一千七百零五个字的空疏东西,而古代宰相竟想用半部论语治
天下,这未免把"治天下"看得大容易了。即使加上三万四千六百八十五个字的《孟子》、
九万九千零一十个字的《礼记》,一共还不到十五万言。想凭这点两千年前的"精华"来包
罗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万象,用来应付二十世纪七十
年代种种繁复困难的新问题,天下哪有这等便宜事!我们总相信有个包医百病的万灵丹,
总喜欢有个"简单的确定"(simplecertainty),用来"放之四海而皆准,俟诸百世而不惑
"。老实说吧,凡是有着这种"万古纲常"头脑的人,绝不配谈如何使中国走向现代化!
我们不肯睁开眼睛看看,看看人家在辛辛苦苦夜以继日的做什么?人家已经迈向理智
的爱国主义(patriotismofreflection)了,我们却还在"事君以忠"观念上兜圈子;人家
已经对社会人类学(socialanthropology)都不满意了,我们却还在"天理"、"气运"、"
太极图"上翻觔头;人家论自由与权利的大书已经出了几百本了,我们却还高谈大学中的"
絜矩之道"!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我们两千年来做了些什么?我们喊了两千年"选贤与能
"了,可是我们没有研究出来一种合理的投票法;我们喊了两千年"幼有所长"了,可是我
们没有一所像样的育幼院;我们喊了两千年"不必藏于己"了,可是我们屯积居奇的好商比
谁都多;我们祭了两千年的孔子,可是孔子的后人却变成了问题儿童与考试专家。这些数
不尽的冰冷事实难道还不能使我们醒醒吗?难道我们还要喊口号过日子吗?
固有文化本身不但成事不足,并且败事有余。传统派认为西方文明不能完全行于中国
,并且视为"逾淮之枳",转而大骂西化派。殊不知橘之所以变成枳,正是固有文化捣的鬼

……(略一一一编者)
民国二十八年,钱穆写《国史大纲》引论,他说:"未有民族文化已衰息断绝,而其
国家之生命犹得长存者。"可是隔了两年,这位新时代的朱子把他所说的话全忘了,他写
《中国文化史导论》,却说若不解决"吸收融合西方文化而使中国传统文化更光大与更充
实"这一问题,那么"中国国家民族虽得存在,而中国传统文化则仍将失其存在"。(页一
六二)
两年前,他说民族文化不存在国家就完蛋了;两年后,他说民族文化不存在国家还可
以不完蛋。民族文化与国家兴亡在钱穆手里竟变成了这么好笑的一对宝,一会儿生死攸关
,一会儿并不相下。这种推理,怎么能教我们适从呢?钱穆为了强调民族文化的重要,竟
不惜拿"国家之生命"来开玩笑、来吓人,这种作风,气是满壮的,可惜理不太直。夫子这
样乱变,"虽欲从之,未由也已!…夫子圣者钦?何其多变也!"
但钱穆是爱进步的人,我们细读他的书,自当以后出的著作为凭,我们宁愿相信他告
诉我们的传统文化不存在并不会使我们国家民族不存在,这实在是一个极端重要的前提。
有了这个前提,当我们遇到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如何选择了!
我们的难弟——"近东病夫"是个好例子。土耳其盛衰的历史跟我们太像了。他们的祖
宗也有过类似汉唐的雄风;他们签的丧权辱国的条约在量上虽不如我们,可是在质上却更
精采!但是凯未尔当政以后,他不惜抛弃"固有文化"来大力西化:固有的国教不要了、固
有的法典不要了、固有的服装不要了、固有的历法不要了,固有的姨太太也不要了。他们
太笨了,不会耍"土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花枪来陶醉,也不知道融合"土"西文化以创造新
文化,更不知道什么"超越前进"。
他们只知道,以他们当时那副德行,除了死心塌地学洋鬼子外,其他一切都是不实际
的。他们何尝愿意一古脑儿抛弃固有文化?他们何尝不知道固有文化中有许多"宝贝"?他
们何尝不愿以"创造"代替"学习"?但是他们为什么忍痛不弹这些空调?为什么没有耐心去
研究"穆罕默德与世界文化新生?"
话说破了,无非为了"使土耳其现代化"一个大目标而已。在这唯一的大目标之下,他
们不但知道爱国,并且知道"爱国必以其道"!他们知道要想使自己国家现代化,最快的办
法莫过于干脆向那些现代化国家来学,直接的学、亦步亦趋的学、维妙维肖的学。他们不
推诿什么"国情"不同,他们有勇气,不同也要学同!他们没有工夫去挖掘固有文化的"精
华,列强足够他们学了,足可以使他们变成现代化而有余了。他们没有工夫去挑西方强国
的眼,找这个强国身上的疮疤和臭虫。他们知道自己是个叫化了,即使捧著金碗,可是碗
里是空的,得向人家讨饭吃。在讨饭过程中,他们只是专心致志的找碗饭,并不"一心以
穆罕默德将至",也不因为人家瓷碗中有只大苍蝇就大叫:"饭酸了!饭臭了!西方文化没
落了!"当然啦,这些人是鲁莽灭裂的、非圣无法的,他们竟用并州的快剪,一剪剪掉传
统的脐带。但是,朋友们,这又算得什么呢?土耳其已经是现代化的进步国家。这个伟大
的收获,难道还不能弥补他们"感情"上的"损失"吗?
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六日
《文星》第五十二期一九六二年二月一日
作者: Miule (Miule)   2016-10-19 12:49:00
宗教式的输不起,跟KMT还有基督教死信圣经的那派很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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