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董，你又错了！台湾愈是民主自由，愈能吸引外商投资
发表于关键评论网
http://www.thenewslens.com/post/92920/
注：刚出炉的打脸文，分享给大家。
正好在准备资格考，于是就把手边的书单拿来写一写。
鸿海董事长郭台铭于11月15日接受陈文茜访问时表示：
“若我是外商不会投资台湾”，台湾的各家媒体均以此
为题大幅报导。先不论郭董的公司到底还有多少比例的
经济活动是在台湾（例如组装iPhone工厂全都在中国）
、到底为台湾创造多少经济效应，也不论郭董的公司曾
发生过的一连串跳楼事件、名列血汗科技大厂之列，郭
董主要是想告诉大家台湾必须要赶快跟中国大陆签订服
贸和货贸，必须有一个强政府，立法院和民意对经贸谈
判的监督会把投资者吓跑。
郭董说：“民主发展不是最重要，强政府才是最重要，
强政府是指政府有强大的执行力以及法治，而且顺序要
摆对，民主要摆在最后。”
笔者曾经针对郭董鄙视民主政治的发言，整理了一些政
治学研究成果来告诉大家为什么郭董错了（“民主不能
当饭吃”？郭董，你错了！），本文再来整理政治学的
研究告诉我们的事：什么因素影响国外直接投资（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立法机构
对经贸谈判有什么影响呢？
影响国外直接投资的因素
政治学的研究告诉我们，民主政体能够吸引较多的外商
前来投资，原因在于民主政治当中的公民权利、政治权
利，以及对政府权力的限制，才能够保障法治（rule
of law）实行，如此才能够保障个人的财产权、减少
被国家随意乱征收的风险、提供稳定的政治和经济环境
，然后才能吸引更多人放心地前来投资（Goldsmith,
1995、Nieman and Thies, forthcoming、
Li & Resnick 2003、Jensen 2003）。
因此，在绝大多数研究中，学者发现民主国家相较于威
权国家而言，更能够提升国外直接投资，而且民主程度
与FDI呈现正比关系。
Jensen（2003）检视了1970到1997年之间114个国
家的表现，发现民主指标（Polity III 数据库，把
国家从民主到非民主由10分到-10分打分数）与国外直
接投资（占GDP的比例）成正比，也就是说，一个国家
的民主自由程度愈高，吸引到的投资愈多。
Li and Resnick（2003）的研究大致上也得到同样
的结论，他们采用的数据库含盖1982到1995年间的53
个开发中国家，研究结果也显示民主指标（Polity IV
数据库）与国外投资的净流入量是显著正相关（see
also Choi 2009）。
Asiedu and Lien（2011）指出，只要一个国家的经
济活动不是集中在天然矿产、石油输出等容易被大财团
垄断的产业，民主程度（Freedom House自由之家资
料库）与国外直接投资（占GDP的比例）成正比。他们
的样本数含盖1982-2007年间的112个发展中国家。
Busse and Hefeker（2007）的文章很适合为这段
作结。他们用1984到2003年间的国家样本，整理出最
能够吸引国外直接投资的因素：政府稳定程度、没有内
乱或族群冲突、民主程度（公民政治权利）、法治程度
。我们可以说，“民主自由程度愈高，愈能够吸引国外
投资”基本上是学界一个广为接受的共识。
不过，在民主与国外直接投资的相关研究当中，目前仍
然有一个争论：民主程度对大型跨国公司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MNC）的投资
意愿影响为何？Li and Resnick（2003）指出，有
些跨国公司较喜欢到威权国家去投资，因为这样才能规
避民主程序下的各种法治程序，在愈缺乏民主法治的地
方，愈有走后门、靠关系、靠特许权而垄断市场的机会。
Busse（2004）发现，在1970至1980年代间，大型跨
国公司特别喜欢投资那些威权国家，而威权国家也常常
利用这些大型公司的投资当作一种压榨人民的方式。这
个研究与Asiedu and Lien（2011）的研究可以互
相呼应，因为那些被人权团体与NGO所指责的大型公司，
多半是掌握能源开采与出口的石油公司。在Busse论文
中被提到的例子有：Unocal石油公司在缅甸；壳牌石油
公司在尼日利亚，以及BP石油公司在哥伦比亚的各种行
为。Busse同时指出，1990年代以降，这样的现象仍然
存在，但是较少出现。
说到这边就要来“反观”一下郭董大声疾呼的许多想法，
包括台湾太过民主、民主不能当饭吃、我们需要一个强力
政府、立法院及民间团体不要再扯后腿、民主要放在最后
顺位之类的言论，以及动不动就威胁“不要逼我离开”、
“不再投资台湾”、“强力扩展中国市场”的种种发言，
我们可以思考一下，郭董领导的鸿海，比较接近哪种类型
的大型跨国公司呢？
威权政体与国外直接投资
民主的程度与国外直接投资成正比，这似已被学者们广为
接受。最新的研究议程是讨论什么因素影响威权政体的
FDI多寡。
我们可以发现，就算在威权国家当中，也不是让统治者拥
有无上的权力、一个超级“强大”的政府（依照郭董的思
维，应该就是政府官员可以决定一切），就可以吸引投资
。研究结果显示，正好相反。
Gehlbach and Keefer（2012）的研究指出，在威权
国家当中，如果统治者的权力愈受到节制，愈能够吸引国
外投资。独裁者权力受节制的来源包括：制度化的政党政
治（而非一人说的算），存在领导者更替的相关规则，以
及竞争性高的选举。其背后的因果机制是，当独裁者受到
节制的时候，就愈不能恣意妄为，当他要乱来的时候，会
有其他人利用那些集体决策机制来制衡独裁者，这样一来
统治的成果会比较好，治理的效能会提高，政权较稳定，
投资较能获得保障，因此就能吸引到外商投资。
立法机关的参与
政治人物最常告诉我们，谈判要讲究效率、机密，所以总
是拒绝公布资讯，或是不想要做评估报告就要大家相信一
个对外谈判是利大于弊。事实上，政治学的研究告诉我们
的也是完全相反。在对外关系当中，像是“监督条例”这
类的东西，以及国会与民意制度化的参与，都是“人民当
政府后盾”最好的机制（institution）。
Lisa Martin（2000）的研究最能代表这个论点。在一
个正常的民主国家，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本来就是互相监
督制衡的关系。让立法机关参与对外政策的制定过程，行
政机关才会有动机去考量民意，去想办法谈出一个涵盖最
大多数人利益的条约出来，并且去对其结果负责。如果没
有国会的监督、授权、参与，则一来人民不知道行政机关
到底是谈了什么，一来行政机关也没有动机去把条约谈到
最好，对于经贸条约所带来的冲击也不用去认真处理。
政府常说，你要相信我们、我们都很爱台湾。问题在于，
口说无凭，而“制度化的参与管道”是一个政府与人民之
间的可信承诺机制（credible commitment），因为
它提供了有用的资讯：一方面告诉政府官员人民的偏好为
何，一方面政府也可以用这个机制来向人民保证一定会达
成大家的利益，而非随口说说。
在国会的制度化参与之下，对外条约的谈判不只对国内有
承诺，更会具有国际上的可信度（credibility），因
为对方知道你来跟我谈是经过民意认证的，不会随意凭领
导人一句话就修改，而且谈好之后还必须经过国会批准，
如果在谈判过程中两边乱谈一通、或者随意被人占了便宜
，回去肯定是会被国会给拒绝批准、被民意反弹。因此，
只有在具备可信机制的状况下，才能谈出对双方（尤其是
具有行政立法制度化参与的一方）最好的条约。
Martin的书中举了丹麦的例子告诉大家他们怎么谈条约。
而我们政府最喜欢拿来比较的韩国，他们谈FTA就是这样谈
的：“先研究、再沟通，最后才立法，然后才授权谈判代表
上谈判桌。”于是，韩国和中国的FTA谈了十年，最近才完
成谈判，谈完也不是立刻就要大家接受，还要送到国会审议
和批准。韩国跟中国大陆谈经贸条约，并没有像我们政府这
样，没有研究（从头到尾就只有一份中经院的报告，其他国
安报告失业冲击产业调整一概没有），流于形式的赶场公听
会（而且只能听不能改意见），不用授权（目前也没有法律
可以授权），谈好之后就要大家接受“反正就是Z＞B”
“签下去就对了”。
郭董和许多政府官员其实都搞错了，人民是政府的后盾，不是
敌人。制度化的参与（当然也是更高程度的民主），才是让国
家利益最大化的方式。
国会的监督对行政机关的重要性，我们可以再拿另一篇有趣的
研究来讨论。我们都会认为像是对外军事行动必须要保持机密
、不能公布资讯。事实上，学者指出，没有什么“国防布”这
种东西。
Colaresi（2012）的研究采用MID数据库（Militarized
Interstate Dispute），从1970年起算共包括449起的国
际双边冲突。他发现，当一个国家的民主程度愈高、监督机制
愈完善（定义：新闻自由程度高，国会拥有对国安法案与政策
的监督权，存在政府资讯揭露的法案），与他国发生纷争时，
取得优势（也就是赢得战争）的机率更高、在战争当中发挥的
战力（伤敌总数）会更强。
结论
民主与自由程度愈高的国家，愈能够吸引国外直接投资，这是
政治学研究中一个接受度很高的结论。而立法机关的实质参与
、制度化参与，更是让谈判结果最佳化的关键。我们可以思考
的是，在台湾，破坏民主与法治的人到底是谁呢？我在前一篇
谈〈民主不能当饭吃？〉的文章当中随意列举了几项：
当法律无法保障人们的生命财产，而以依法行政之名进行征收、迫迁；
当行政首长可以用违法监听的方式打击政敌、监控社会；
当立法委员无视朝野共识及会议程序共用30秒就通过审查重大法案；
当立法委员面对罢免的声音还强硬以诽谤官司告发学生、并且不断调高罢免门槛；
当行政体系的官员大声指导司法单位、针对少数人做预防性羁押和严惩社运人士；
当政府官员强力护航大财团及宗教团体的违建，不理会环评和法院判决的结果；
当最该帮劳工讲话的劳动部编列了几千万元来告关厂工人，争讨
被无良大老板所积欠的薪资和退休金，然后事后总统还得意的说帮劳工打赢了诉讼……
在这些罄竹难书的种种事情之下，我们还要去怪台湾“太民主”
吗？还是要去怪这些破坏民主法治的人呢？外商不投资台湾，真
的是因为我们不投资中国？真的是因为我们的立法院拖延监督条
例的审查？
郭董说，“台湾因反中恐中、反商仇富，使得经济议题都无法理
性决策”、“没有思考我们养了多少人、缴了多少税”。对啊我
真的很好奇，鸿海到底缴了多少税给台湾？跟台湾的银行贷款多
少钱？（随意列一笔，“群创”的纾困案就借了上千亿元）投资
了多少钱到中国？请公布出来啊！我们前阵子才知道像顶新这样
子的大企业竟然逃了一大堆营业税不缴，不知道台湾最大的企业
鸿海缴了多少？
前年（2012）大家在讨论证券交易所得税（证所税）议题的时
候，财政部长刘忆如举郭董为例，他一年卖鸿海股票可以赚10亿
，但只缴348万元证交税，然后还跳出来反对课征证所税（即使
课征证所税，他也只要缴7千万元，税率7%，跟最低级距的综合
所得税差不多，这样子超低的证所税都可以跳出来反对）。
郭董说“强大的政府和法治是吸引投资的关键”。但是，以他对
民主政治的鄙视态度来看，他对“法治”的理解恐怕是“以法而
治”（rule by law）而非法治（rule of law）。虽然民主
与法治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唯有民主国家才会有健全的“法治”啊！
再说，法治的主要内涵是政府作为必须依照法律规范，是拿来规
范政府公权力的，不是拿来限制人民的。郭董，你真的完全搞错
了，真正能吸引投资的因素就是民主政治所确立的法治（rule of law），
而不是让政府很强大、不受限制的“以法而治”（rule by law）。
政治学的研究告诉我们，如果依照你说的，把民主放在最后顺位
，那台湾就真的要糟糕了。
台湾人要好好思考的应该是：我们还要继续把那些急着跑到威权
国家去投资、整天嫌弃民主政治、压榨劳工的大老板们的话奉为
圭臬吗？
延伸阅读
吴俊德，“依”法而治还是“以”法而治？ –民主与法治的关系
http://whogovernstw.org/category/jundehwu/
David Chiou，我们要法治！…咦我们说的是同一件事吗？
http://whogovernstw.org/2014/09/09/davidchiou1/
陈方隅，“民主不能当饭吃”？郭董，你错了！
http://www.thenewslens.com/post/40218/
参考文献
Asiedu, Elizabeth, and Donald Lien. 2011. "Democracy,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natural resourc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84.1: 99-111.
Busse, Matthias and Carsten Hefeker. 2007. "Political
Risk, Institutions,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3(2): 397–415.
Busse, Matthias. 2004.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repression of political rights and civil liberties: An
empirical analysis." Kyklos 57(1): 45-65.
Choi, Seung-Whan. 2009. "The Effects of Outliers on
Regression Analysis: Regime Type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Quarterly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2): 153–165.
Colaresi, Michael. 2012. "A boom with review: How
retrospective oversight increases the foreign policy
ability of democracie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56(3): 671-689.
Gehlbach, Scott, and Philip Keefer. 2012. "Private
Investment and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Collective
Action in Autocracies: Ruling Parties and Legislatures."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74(2): 621–635.
Goldsmith, Arthur A. 1995. “Democracy, property
rights and economic growth.”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32(2): 157–174.
Jensen, Nathan M. 2003. "Democratic governance and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Political regimes and
inflow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7(3): 587-616.
Li, Quan, and Adam Resnick. 2003. "Reversal of
Fortunes: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flows to Developing Countri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7(1): 175–211.
Martin, Lisa. 2000. Democratic Commitments: Legislatures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Nieman, M. David and Cameron G. Thies. Forthcoming.
"Democracy, Property Rights,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