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一些冰桶挑战来台湾就变了调的批评，我认为根本的原因在于
我们的社会与公民教育里，缺乏公共事务的参与及公民德行的培养。
引述一下自由主义学者江宜桦的说法：
“透过亲自参与公共事务，人们或者可以从别人的意见学习到自己看不到的地方，
或者可以说服别人接受自己更具有理性的看法，因此参与兼有“教育”及“转化”
的作用，可以让一个人领悟到沟通、协调、讲理、容忍等等公民德行。”　
公民德行是指公民对公共利益付出关心，甚至愿意为此牺牲私利，维护公益。
但这个社会却教导我们追求私利，把满足自我、实现成就当作目标，
将社会福利与弱势关怀的责任与政策权力交托给政府。
然而，在每个人追求私人利益放弃参与公共事务的同时，我们却让这个社
会却付出了让公众能够了解这些罕见疾病、了解这些弱势族群的机会成本。
如果说这个社会的成员本身就缺乏对他们的了解，
怎会有什么同理心，更罔论发自内心的认同与维护。
台湾存在的公民德行并非跟西方各国一样建立在民主文化与人权价值之上，
而是从“好心有好报，举头三呎有神明”的宗教道德所延伸出来的。这些
作公益、作功德的出发点未必存在对弱势者的认同，而是制约在一个隐形的规范上。
在太阳花运动后的第一次立法院院会上，国民党籍立法委员杨玉欣质询
行政院长江宜桦现今中央政府对于生命尊严与罕见疾病的忽视与怠惰。
江宜桦那时在“我们有在作、我们理解、我们会改进”的几个词之间呼拢跳针打哈哈。
我也是很不以为然的想着：“服贸黑箱这么大的事，江宜桦在国际记者会上说谎，
妳还在这边谈生命尊严与罕见疾病做什么？”
我现在或许可以明白她在做什么……他们从来就没有被平视著的关注过。
他们面对的是施舍与偶为之的怜悯，而不是人人平等的尊严与感同身受。
太阳花至少被政府正视著的对付攻击过，而这些弱势者别说上街头表达意见争取权利，
甚至在未来的某一天，他们投票盖章的手都可能再也不能动。
当郭台铭点名林志玲冰桶挑战说“我希望她穿暴露一点”，
或政治人物一个个点名接受冰桶挑战却讲不出弱势的认同或政策论述的时候。
其实对他们来讲，或许还打从心里觉得自己做的是一件很有道德，关公会欢喜发炉的事。
我其实不觉得这些作秀的行为有那么罪大恶极，毕竟他们的道德观就只是如此，
威权体制下的世代缺乏公众德行的事实并不是一下就能改变的。
但是我认为只要民主自由还存在，更多人能继续的关切著公共事务，
这个社会总会把那些缺乏人性道德的世代淘汰，
慢慢的传递在捐款与作秀之外的那一份平等的尊重。
另外，政治人物、县市首长、县市首长参选人虽然必需对人民负责，
但是当我们认为他们应该主动对罕见疾病议题提出看法时，
是不是落入了一个期待出现大有为领导者的集权思想。
或许，公民和舆论也有责任要去要求这些民选首长、民意代表、政党应该要提出对
这个议题的看法，而不是期待他们主动来告诉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