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得：主场新闻突然停刊背后所隐藏的压力究竟为何？
跟那个"不能说出口的名字"有关吗？
是否类似余杰半夜被带走折断手指的事件？
没有民主的经济发展是否对人民带来幸福？
也许莫名消失的主场新闻可以告诉我们答案。
from：http://www.thinkingtaiwan.com/articles/view/2283
网站上，只剩下一篇停刊宣言。所有的报导、文章、图片、留言在下午五点瞬间消失。香
港《主场新闻》，这两年最重要的新媒体之一，用一种很绝决的姿态向读者告别。
谈《主场新闻》可以从它的命名说起：二零一二年特首选举的一场电视政见辩论会。当梁
振英质询另一位候选人唐英年时，被唐抢白了两句，梁振英举手向主持人申诉时说了一句
：“这是我主场”。“我主场”从此在香港成为一个被年轻族群或政治人物拿来嘻笑怒骂
的一句流行语。
但“我主场”有一层更深的含意：当北京政府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不断深入、
意图控制香港时，主场新闻的创办人希望办出一个能够呈现“香港观点”的媒体。“我城
‧我观点‧我主场”的口号，代表着这样的企图心。
然而抱持这样的立场，在香港这样的地方，以“当一盘正常生意来做”的心态经营新媒体
，面临着两大挑战：第一是经济，第二是政治。
《主场新闻》的四个创办人以“策展人”（curator）心态创办这份媒体。
图片来源：网络
先说经济面：《主场新闻》的形式几乎是照搬美国《赫芬顿邮报》（The Huffington
Post ），也就是以新闻加部落客的评论构成网站主体。它提供的新闻并不出于自家记者
的采访，而是内勤编辑综合各媒体的报导加以改写。
《主场新闻》的编缉改写新闻要诀在于博采各方来源，并且完整交待始末，必要时配上图
片和表格，让读者不读这则新闻则已，要读就能完整了解事件。为了让这样的理念更加清
晰，主场新闻用“curator”（策展人）这个字来取代传统的“新闻编辑”，它的意思是
编辑面对一套新闻，不只是要改改错字，顺顺句子，而是要像设计一场展览一样，带领阅
听人“看懂”这套新闻。
用这样的概念做新闻，一则是可以和力求速度快，但有时讯息非常零碎庞杂的传统媒体网
站新闻做出区隔。二则传统媒体可以说是种“劳力密集”的行业，必须在可能发生新闻的
路线上密集部署记者，光这一部分要投入的成本就十分惊人。但相反地，如果不求原创材
料，仅仅“改写”新闻，耗费的人力成本就低得多。
《主场新闻》创办人蔡东豪在告别信中提到的“主场新闻小本经营”，必须在这样的背景
下理解，事实上他所言不假。
因此可以这样说，在人力物力有限，必须“小本经营”的前提下，《主场新闻》在经济上
并没有选错新媒体的发展模型。更何况《赫芬顿邮报》在二零一一年被美国线上以超过三
亿美元的价格收购，这是在主场新闻在创刊之初就摆在前头的例子。
关键仍然在政治。
《主场新闻》的脸书帐号在二零一二年七月六日开通。这个时候香港正陷入“反国民教育
”的风潮里，这是香港当时最大的新闻事件，也是香港民主派人士极力诉求“捍卫香港价
值”、“反对中国同化”的重要议题。这样的主张，正暗合主场新闻“我城‧我观点‧我
主场”的创刊方针，《主场新闻》的网站也选在这时正式开通。
没有能力和别的媒体拼独家，《主场新闻》的成败，关键在“curator”的眼光和方向。
《主场新闻》的操盘者，一开始旗帜鲜明地走民主派路线，在政治、社会新闻上锁定改革
议题。从开站之初的“反国民教育”、当年九月的立法会选举，再到香港政治改革的论争
，最后到特首选举、占领中环等事件。《主场新闻》提供了民主派观点充分的发表园地。
很快就在香港媒体中聚集了一批忠实读者。一般相信这也使它成为北京政府去之而后快的
对象。
就在七月六日，香港记者协会发表了年度言论自由报告，在这份名为〈新闻自由危城告急
──香港表达自由面对严重威胁〉的文件中里，香港记协形容香港新闻自由陷入数十年来
最黑暗的一年。事实上类似的措辞在一三、一二年都曾经出现，只能说香港的新闻自由度
正在无量下跌，没有最坏，只有愈来愈坏。
过去两年，随着香港人民在公共政策乃至于政治体制上自主意识愈来愈高，中共政权也相
应发展出箝制香港言论自由的多种手段。这其中最不落痕迹的一种，就是经济制裁。
今年年中，香港传出反共旗立场鲜明的《苹果日报》和立场较为中立的免费报“am730”
遭到中资企业抽广告。这样的怀疑，对于已经进入主流的媒体，可以通过和过去的比较而
确认。如果在报纸发行量和言论路线没有巨大改变的情况下，特定背景的企业投放的广告
量突然大减，这就相当程度可以认定背后有一种出于政治目的的经济制裁。
但对《主场新闻》这样的新生媒体而言，就如同蔡东豪在告别信中所写，他被人问到《主
场新闻》有没有被抽广告时的答案：“从未落（下广告），何来抽？”经济制裁完全可以
不落痕迹地进行，而表现在外的，也只有“广告收入跟它的影响力，不成比例”。这也让
一部分讲求严谨证据的香港分析家认为，《主场新闻》的结束，也可能出于自身的经营和
定位问题。这样的分析，不能说全错，但要认定像《主场新闻》这样的“一盘生意”在香
港完全可以“在商言商”地讨论，就实在是故意装作看不见屋子里的那头大象了。
回看台湾，《主场新闻》事件带给我们的启示在于：台湾反对两岸服贸协议的组织、团体
对于开放陆资经营“广告代理业”的疑虑绝非空穴来风。然而原本反对者设想的情况，是
陆资广告代理业可能以广告做为筹码，对持中立或反中立场的主流媒体进行收买或打击。
但《主场新闻》新闻事件让我们警惕到，除了主流媒体外，当陆资控制广告源之后，更大
的伤害可能是让一个有潜力跻身主流的媒体在将成气候之际就被扼杀。
站在媒体经营的角度，尽管《主场新闻》已经想尽办法将成本降到最低，却仍然连在正常
的市场机制下存活的机会都没有。怎么能不说在中、港、澳，甚或台湾要想办媒体，政治
才是最沈重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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