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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人口数目之多和领土面积之大，巴西在世界上都是位列第五位。但立国近二百年，巴西
在经济、科学、文化等的地位都不算一个“大国”。唯有足球才令到巴西扬威国际，让世
人尊敬。此外，足球也是仅有能将这个世界上其中一个贫富悬殊最严重的国家的人民连系
起来的工具。因此，当国际足协在二○○七年正式宣布巴西会主办二○一四年世界杯时，
大概没有人想到巴西会出现连串反世界杯的抗争。
反世界杯的大型群众示威在去年洲际国家杯开幕前夕爆发。即使近月的抗争规模不如去年
，但罢工和街头抗议在巴西仍然此起彼落。六年前，民意调查显示只得约一成巴西人反对
主办世界杯。但最近的民调却证明了巴西出现了民意大逆转：过半数巴西国民认为主办世
界杯对巴西而言是坏事。要了解为何反对世界杯竟然成为了足球王国的主流民意，我们要
由新自由主义说起。
新自由主义下的巴西
简单来说，新自由主义的原则是限制政府权力，将分配资源的决定交予市场。而实践起来
，新自由主义往往是劫贫济富的。藉小政府的名义，政府要削减公共开支和社会福利，令
低下层的生活质素难以提升。同样藉小政府的名义，政府将国营企业以至公共服务私有／
私营化，予大资本得到更多开拓利润的机会。
自一九七○年代中后期开始，新自由主义取代倾向国家干预和提升社会福利的凯恩斯主义
，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统治精英之间的共识。不论是西方大国还是拉丁美洲国家，大部分都
走上了新自由主义的道路。在巴西，二十多年的军人统治终在八十年代末结束。然而，民
主化并没有改善巴西人民的生活条件。由一九八九年到二○○二年，巴西都由民选的右翼
总统执政，奉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在这段期间，巴西经济不但没有起色，甚至要两度靠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出手解决债务危机。IMF借款予巴西和其他国家都是有附带条件，
就是要借贷国紧缩限支和减少政府干预经济活动的权力。换言之，巴西要更彻底地执行新
自由主义政策。
左翼上台未扭转新自由主义
尝到新自由主义恶果的不只有巴西人，也包括拉丁美洲的各国人民。对新自由主义的不满
造就了拉美左翼的冒起。本世纪初，拉美人民纷纷在普选中将选票投予左翼总统候选人。
其中一个受惠于拉美左翼抬头的就是巴西工人党的卢拉（Lula）。这位前工运领袖在二○
○二年的总统大选中胜出，成为军人统治结束后巴西首名左翼总统。
不过，卢拉上台后并没有扬弃新自由主义政策。与委内瑞拉的查维斯（Chavez）和玻利维
亚的莫拉莱斯（Morales）不同，卢拉没有推动国有化政策或者是大搞土地改革。事实上
，卢拉在上台之前已向IMF示好，在上台后则积极吸引外国资金流入，又跟不少原本支持
工人党的工会和左翼社运组织渐行渐远。
卢拉就任总统时，世界经济开始走出一九九○年代末的低谷。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亦为巴西
提供大量出口机会，现在中国已是巴西最大的贸易伙伴。再加上卢拉在职时发现了新的油
田，致令卢拉治下的巴西，其经济表现远比一九九○年代好。在财富增长的同时，卢拉也
推动一些温和的均富政策。除了大幅提升最低工资案，卢拉亦推行了有名的家庭津贴计划
（Bolsa Familia）。该计划为贫穷家庭提供现金津贴。经济急速发展加上这些均富措施
，巴西的贫穷率由二○○四年的约34%下跌至二○○九年约22%。换言之，不论是什么阶层
，大部分巴西国民在卢拉的任期内都尝到生活质素改善的滋味。这也解释了为何卢拉在做
完八年两届任期卸任时，他的支持率高达九成。受惠于卢拉的支持率，他在工人党内的继
任人罗塞夫（Dilma Rousseff）也顺利赢得二○一○年的总统大选。
但这种讨好各阶层并且掩盖阶级矛盾的发展方向只在经济高速增长时能争得民意支持。罗
塞夫上任后不久，巴西的经济发展就开始放缓，同时通胀回升。罗塞夫政府的应对方法就
是继续执行新自由主义：控制公共开支增长和推行更多的私营化项目。这些措施对改善民
生当然是没有帮助。此外，由于卢拉任内只有温和的财富再分配政策，政府投放在教育和
医疗的资源根本追不上中下层民众愈来愈高的期望。终于，在去年六月，几个大城市宣布
增加公共交通费就成为了抗争出现的爆发点。
谁的世界杯？
值得我们留意的是，世界各地的抗争者都会思考如何利用大型运动会作为争取媒体报道以
至是累积更多谈判筹码的契机。但在过去一年巴西的抗争中，世界杯，以至是二○一六年
的里约热内卢奥运会，本身也是激发示威的因素。事实上，当代的世界杯和奥运都体现着
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模式。以今届世界杯为例，巴西一共要兴建或在原址重建六个场馆，另
外要翻新六个旧场馆。再加上相关的基建工程，世界杯和奥运为巴西政坛中的最大金主—
—建筑商——提供了不少商机。但这些往往要由公帑埋单的场馆是否当地人民需要的呢？
单是十二个世界杯场馆，其中有四个几乎肯定会是彻头彻尾的大白象工程。值“盛事”之
名缔造商机，牺牲普罗民众的权益（不少工程都牵涉到逼迁）和耗用公帑造就大资本家的
利润，就是这些大型运动会在巴西和世界各地与新自由主义结合的方法。
与此同时，在巴西享有免税优惠的国际足协（这是国际足协要主办国给予它的地位）要求
世界杯场馆都有世界的一流水平。在世界杯期间，这些已令建筑商赚得盘满钵满的球场就
是国际足协累积利润和跨国品牌宣传自己的平台。当巴西人民看见自己的资源被用来成就
企业和国际足协，却没有被用在提升巴西国内的医疗和教育服务时，又怎能叫他们服气？
不少示威者强调教育和医疗都要国际足协标准（FIFA Standard），就是要突出这一点。
出路在何方？
近一年巴西的反世界杯抗争，其实象征了只为富人服务的新自由主义，即使是由左翼实践
且稍经微调的温和新自由主义路线，根本就不可能持续下去。因此，巴西人对世界杯态度
的逆转其实与近年世界各地（包括香港和中国大陆）的反对金融霸权、反对政府紧缩开支
、反对强征土地、反对大白象工程等一脉相承。这些抗争都是人民对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
的反弹。
然而，纵使新自由主义是抗争出现的结构性原因，却不代表大规模的抗争能促使既得利益
者向中下层妥协。在伦敦大学任教的巴西籍左翼经济学者Alfredo Saad Filho曾提醒大家
，去年在巴西的抗争也有右翼反扑的元素。对巴西的传统精英来说，工人党始终不是他们
的政党。即使工人党继续搞新自由主义，巴西的精英对工人党那些温和的均富政策也看不
过眼。于是，当警察一如既往地用过分的武力对待示威者以至是记者时，资本家把持的主
流媒体即乘势狙击，将社会问题的矛头指向工人党和罗塞夫。
今年十月，巴西将举行总统大选。虽然现时罗塞夫在民调中依然领先，但她已无四年前那
样的稳胜把握。如果年底的总统出现的是右翼回朝，那么收割抗争果实的将会是大资本家
。
原文刊于二零一四年六月八日《明报》星期日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