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书与我的左派年少
作者：杨渡
“如果你好好在图书馆走一走，幸运的话，你就会发现他借过的书。借书上单写着‘李敖
’两个字，这时候，你不要怀疑，赶快借出来，不要管它是什么书，先借了再说，因为，
你可以在他借过的书下面，签上你的名字。想想看，你的签名在李敖的后面，多有学问！
你可以对别人说，你和他看同一本书啦！像我，就已经签过好几本了。”
买下第一本禁书
那是一九七三年，我十五岁。进入台中一中的第一学期，一个爱吹嘘的地理老师就用一种
非常神秘的口吻，在课堂上这样讲著。许多同学互相打听李敖是谁，许多人在追问李敖到
那里去了？
后来我们才知道，传说中的李敖，在就读台中一中的时候，就翻遍了图书馆的藏书，后来
去读了台大历史系，一个被一中师长誉为“最有才华的人”，因为“思想有问题”，写了
一些批判当政的文字，被关进监狱。他的妈妈还在台中一中任职，好像在教务处或者什么
地方。
神秘的李敖，成为我们的偶像。许多人走遍图书馆，寻找他看过的书。
然而我们很快就听说在第二市场附近的一家书店，可以找到他的盗印书：《没有窗，那有
窗外》、《传统下的独白》。
这书店我们平时就在这里买参考书，所以还算熟。但要去问禁书，我还是非常担心，不知
道自己会不会因为看禁书，思想有问题，被抓起来。
去买书的那一天，我站在书店里东看看，西翻翻，徘徊了一个多小时，等到老板旁边的人
少了，才趋上前低声问：“老板，有，有没有《传统下的独白》？”
书店的老板是一个身材高大的中年人，外省人口音，面容白白净净，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
，坐在高高的柜台后面，用一种陌生的眼睛打量着我。一个穿卡其色高中制服的男生，没
有买参考书，居然要买李敖，似乎有点奇怪。他停了片刻，面无表情的说：“是你要看的
吗？”
“嗯。”我点点头，装得像一个好学生。心里只觉得非常害怕，像在被盘问。
“你知道这是禁书吗？”他的口吻转为温和一点，虽然不像在盘查，但语气冷淡。
“我知道。”我老实说。
“那，还有另外一本，你要不要？”他依然面无表情。
我心底跳了一下，算算口袋里的钱，就说：“好。”
他没有回话，起身走到书店后面的仓库里，拿了两本书，用白报纸包起来，再用橡皮筋套
上，面无表情，但先观望了四周，才塞给我，眼神透过厚厚的镜片盯着我看，低声说：“
两百元。”相较于当时的书，这价格简直贵了一倍。但我连想都没想，立即从口袋里掏出
钱，迅速付了。像生怕被发觉似的，立即收到书包里，藏到最厚的一堆参考书后面，书包
上还写着“台中一中”的字样。走出书店，我才发觉自己心跳得非常厉害。
即使坐在公共汽车上，我还不敢打开。回到家里，背着父母，我才悄悄的打开。粗糙的纸面黄
色封皮，黑色的一行书名，没有写作者，内文一样是简陋的纸张和印刷，有些字体的油墨
，还会印在手上。但我却用加速的心跳，一个晚上看完了一本。
这是我第一次买禁书。第一次看禁书的感觉，和第一次跟女生幽会没有两样。心跳加速，
向禁忌的地方，不断摸索前行。
陈映真和《将军族》
买禁书变成我们的乐趣。只要有人说：那是一本禁书，立即大家抢购，怕买晚了，书就绝
版。陈映真的《将军族》，就是这样买来的。
那时候，陈映真出狱不久，小说集《将军族》与《第一件差事》刚刚出版，《将军族》就
被查禁了。朋友阿豊知道以后，赶紧通知朋友，大家分头去书店找。台中市的一些大书店
都没有了，后来在一家卖参考书为主的书店里，竟找到两本，当然一口气全买了。书后来
果然绝版，直到多年后才解禁。
那小说集的封面是吴耀忠画的“少年补鞋匠”，暗绿色封面，一个少年眼神专注，衣服褴
褛，补著一双旧旧的，仿佛走过许多路的鞋子。幽暗而忧伤的油画。
小说最让我震动的是《我的弟弟康雄》，描写家道中落后，一个理想主义青年的虚无与沈
沦，最终走上了绝路。或许因我也曾遭遇到家道中落的悲哀，母亲为了违反票据法而入狱
数月，我在绝望中压抑著，不让同学知道。那压抑的深深的虚无与悲哀的调子，让我耽读
再三。
朋友间讨论最多的，还是陈映真的小说为什么被查禁。有人说是因为里面描写了向日葵，
而这是中共的国花；还有人读得更细，认为是因为一篇小说内容描写了一个青年为了不让
鸽子停下来，向空中挥舞著红色的旗帜。但没有人说得出确切的原因。查禁，是不必问原
因的。然而我终究把他的小说读了又读。
大学时代，我们又陆续看了陈映真的小说“华盛顿大楼”以及他在蒋勋主编的《雄狮美术
》上，看到他以许南村为笔名所作的画家吴耀忠专访。我才知道，他们曾一起“为思想坐
牢”。于是连同画家吴耀忠那写实笔法下的“少年补鞋匠”封面，也成了一个时代的传奇
。
多年后，当三、四十年代的文学作品偷偷出版，我第一次看到了鲁迅的小说《呐喊》、《
徬徨》，才恍然发现：“啊！原来陈映真的老师是鲁迅。”
大四那一年的秋天，因为和诗人施善继结识的关系，有幸认识了陈映真，他的温厚与人道
襟怀，仿佛让我见识到了鲁迅当年的风范。
一九八二年左右，党外杂志在海外的策动下，发起了“台湾意识／中国意识”、批判陈映
真的运动。这是由于台独不能公开说，于是以“台湾意识”为名，批判“大中国意识”。
论战过程中，陈映真不免被戴上“大中国”的帽子，但他却以为台独与党外都是被当政者
所压迫，所以不愿意批判，更不耻于扣对方的帽子，反而从阶级分析的方法，在理论上，
和海外（美国、日本）的台独论战。但对手却非如此，也不管戴陈映真的红帽子会不会致
他于死地，反而以为他的中国意识为标的，死命的打。对手中，最主要是名为“陈嘉农”
者，后来才知道，他就是以流亡为标榜的陈芳明。
我不知道别人如何看待这一场论战。但在我自己心底，却怎么样也无法认同对坐过牢的陈
映真挥舞红帽子，因为那是和独裁者使用同一种逻辑，同一种语意，同一种法西斯意识形
态的杀伐。更不相信那个在《我的弟弟康雄》里，充满人道主义襟怀、虚无而忧伤的的作
家，会是所谓“霸权”、“大汉沙文主义者”。
有时候我不禁想：十七岁在禁书中看见陈映真，会不会是一个决定的瞬间？
暗娼街的罗曼．罗兰
台中一中附近还有一个可以买到禁书的旧书摊，位在靠近福音街的路边。老板也是一个退
伍老兵。那年代，似乎有特别多的退伍老兵，散落在校园附近的角落里。不是卖豆浆烧饼
，就是绿豆稀饭，要不就开一个旧书店。他们可能原来是读书人，只因战乱，跟了国民党
的军队来到台湾。退伍下来，不知怎么谋生，就在街道边上开起旧书摊。
福音街是台中著名的暗娼街，街上有放十六厘米黄色小电影的（那年代还没有录放影机）
，也有招揽嫖客的三七仔，当然，那些暗娼会在黄昏的时候，坐在卖阳春面的摊子前，跷
起雪白雪白的大腿，点两三道小菜，呼呼的吸著面条，一双化了浓厚脂粉的眼睛，无神也
无惧的望着街道的过往行人，仿佛张望，也像是揽客。
我站在那旧书摊前找书，却往往被那些暗娼的身影所惑，忍不住瞇了眼睛偷偷去瞧。旧书
店的老板似乎也了解这个现象，卖的多是黄色小说，或者花花公子旧杂志。那时的黄色小
说印刷非常粗糙，与李敖的书没什么两样。内容多是嗯嗯啊啊，占了两三页，看一本就够
了。我在国中三年级的时候己看过，兴趣不大。反而柏杨的书，在这里有卖。此外还有邓
克保（即柏杨）的《异域》，郭良蕙的《心锁》，李宗吾的《厚黑学》，Ｄ.Ｈ.劳伦斯的
《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以及据说是全本的《金瓶梅》。
有趣的是，这老板不知道怎么进的书，竟有许多旧俄文学作品，从屠格涅夫、杜斯妥也夫
斯基，到托尔斯泰、契诃夫。有一次，我竟在角落里，找到罗曼．罗兰著的两册精装本《
约翰克利斯朵夫》以及《巨人三传》。
这些翻译书都没写翻译者，但《约翰克利斯朵夫》与《巨人三传》译笔之优美，仍旧令人
爱不释手。后来我才知道，在那禁忌的年代，无论是作者还是译者，如果一九四九年之后
留在大陆，没随国民政府一起撤退，他们的书一律查禁。而罗曼．罗兰的译者傅雷，正是
那年代最好的译笔。
那旧书摊老板特别有趣，黄色书应是营生之用，卖得特别贵，而这些世界文学经典反而非
常便宜。我有时候不免好奇，他到底懂不懂文学，为什么会进这些书？为什么这么便宜的
卖？但我不敢问。因为每一次我拿书去问他，他总是一副你要就拿去看的酷模样。
而在那禁忌年代里，不仅是傅雷，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达史》，郑振铎的《中国文学史
》，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都一样，不管是那一家出版，都不敢写上作者的名字，要不
就是改名。例如郑振铎改为郑西缔，而巴金所翻译的克鲁泡特金的作品，如《面包与自由
》、《我底自传》，翻译者都写“巴克”。只因巴金是因崇拜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与克鲁
泡特金而取笔名为巴金，既然有禁忌，变成了“巴克”。
被查禁的金庸
旧书摊寻禁书还不满足，我们就进了台中省立图书馆。不知道为什么，那里还保留许多已
经查禁的书。而早期的《文学季刊》、《现代文学》、《文星》、《自由中国》等，也可
以找到，只是某一些期刊可能已被查禁，就找不到了。
多年后在叶荣钟的杂文里才读到，一九五○年代白色恐怖时期，他曾在图书馆工作，工作
的内容就是把图书馆里关于三、四十年代未来台作家的作品、出版物、杂志等等，以及日
据时期有社会主义、社会运动、左倾色彩的书，全部找出来销毁。他一本一本的查，一本
一本的向那些平装精装的、饱含了思想和文学内涵的书告别。一个读书人啊，还有什么比
这个工作更痛苦的呢？
然而台中省立图书馆终究保留了某一种开明的风气。因为像李敖、柏杨的书，并非每一本
都查禁。他们人已入狱，一般的图书馆都全面禁了。唯有台中省立图书馆，只拿下禁了的
书，其它还保留着。比起我后来在其它图书馆所见的模样，简直好太多了。
台中省立图书馆对面是一排老眷村，眷村外的路边，搭著违建的矮小平房（后来我才听闻
，孙立人被软禁在台中一中附近的一幢平房里，有一批专门看管、侍候他的特务和军队，
为了便于监视和轮班，因而搭建了这一批眷村）。聚集的老兵卖一些馒头、大鲁面、小米
稀饭之类的，中间有一家武侠小说出租店，老板五十开外，东北大汉，个性有一种大兵的
直爽。
有一日，我听说金庸的小说亦是禁书，平日从来不看武侠的自己，也忍不住去租。一看非
同小可，竟连续租了好几部，看了一个月。当时的武侠小说是用报纸的纸张印刷，分成小
本小本装订。一套《神雕》，竟有二十多本。碍于押金太高，我得分两次租，才能看完。
但武侠看到一半，如同幽会中断，心痒难当，如何停止？于是往往半夜熬到天明，一早就
去续租。
因为查禁，金庸的许多武侠小说都是用了别名。《射雕英雄传》改名为《大漠英雄传》，
最有有趣的是《鹿鼎记》被改名为《小白龙》，韦小宝被改名“小白龙任大同”，作者还
写了司马翎。
殷海光和文星
因为李敖，我们认识了文星杂志、萧孟能这个名字，以及文星文库所出的书。
那时，文星版的书是三十二开本，出版了几本李敖的书，和余光中、王文兴、白先勇等年
轻作家的诗、小说集。
从李敖的书，我们打开了“中西文化论战”的历史之门。为了了解那一场论战，我们到图
书馆找遍了相关的书，也了解了殷海光、徐复观、雷震、《自由中国》的历史。
高我一年级的翁志宗，在他就读的三年三班带起了读书的风气，后来竟发动班上同学来讨
论“中西文化论战”。和以往一样，同学分成几派，有“全盘西化”、“中学为体西学为
用派”，以及中国文化派等等。并非每一个同学都感到兴趣。但他却有办法让所有同学卷
入一种文化的大讨论里。
为了辩论，我们窝在图书馆狂读当年论战的文字。包括讲自由主义的殷海光的书、海耶克
的书、逻辑实证论、以及胡适文存、旧本的《自由中国》、《文星》、徐复观的文化著作
等等。总之，应该准备联考的时间，都给了自己所营造出来的模仿的论战。
但那也是吸收最快的时候。因为论战，许多观点互相批判，反而学习到清晰的思考与表达
方法；为了批判孔子，在联考要准备的论孟课本上写满批判文字，儒家的观念更清楚。
那是美军协防台湾的年代，许多美军不要的旧军服，被卖出来，在台中市柳川西街一带的
旧货商场里出售。
我们总是把书放在美军的旧军大衣里。带上诗集、小说集，去东海大学的相思林里散步，
去五权路上的ＰＵＢ里喝啤酒、打台球。或者，到一间新开的摇滚音乐餐厅，听那种音乐
超大，震得地板都会跳动的狂烈摇滚。
我们开始听约翰．蓝侬的歌，Bob Dylan、Joan Baez 的反战歌曲。反抗学校，反抗联考
，反抗权威。Bob Dylan 有说过，去他的老人家，这个世界正在改变，人一旦年过三十，
他说的话都不能信，因为我们正年轻......。
我们也去东海大学对面，靠近示范公墓旁边的东海花园，去访问作家杨逵。听他谈日据时
代的文学往事。他一贯只抽新乐园香菸，那香菸没滤嘴，菸丝常常沾在嘴唇上，于是我们
学着他，一边抽，一边呸呸的吐出菸丝，“装着成人的风景”。
我们穿着破旧的军大衣，两个月都没有洗的破牛仔裤，上面泛一层油光，口袋里装着诗集
、禁书，嘴里唱着《 Blowing in The Wind》。就这样渡过了高中时代。直到联考落榜，
才想到该开始读课本了，为了上大学，为了离开这个闷局中的小镇，更为了可以去台北看
更大的世界，看更多的禁书。
角落里的马克思
禁书是一种知识的垄断。已经查禁，你硬是找不到。拥有者如同拥有武林秘笈“九阴真经
”，他引以为傲，自己在家苦练，出来炫耀武技，三不五时引用两句。你却看不到，心痒
难耐，痛苦难当。恨不能去他家偷出来看看。而愈是不传，愈是让人好奇。
上台北读书后，某一天，大家在讨论近代史。那时近代史都是禁忌，中共党史不知道，连
国民政府自己的历史也是改写的居多，真实的少。愈禁愈好奇，大家一起研究。但历史是
要比资料的，没资料，就没有学问。
有一天，一个朋友忽然用炫耀的语气说：事实上，中共不是这样的，某某书曾这样写过
......。大家听到书名，心头一惊，暗呼：那书我为什么没见过？
果然是一本禁书。于是赶紧的追问：那书可否借阅？拥有者答曰：“不行，那是人家借我
看的。”
又问：“那是谁的？可否我自己去借？”
答曰：“这太敏感，不方便说。”
唉！算了，人家拥有武林秘笈，你硬是没办法。
后来才知道，牯岭街可以寻找到一些被卖出来的禁书；那些书大多老旧，可能因为某个人
过世了，被后代不知情的人给卖出来了。有些书，尤其是中共研究之类的，则是要透过特
别管道，有些特权，例如政大国际关系研究中心才能找到的。
这种书籍管制、思想控制的现象，延续非常之久。我记得一九八六年在《时报新闻周刊》
工作时，因恰逢丁玲过世，我必须写一篇报导，就想到时报的“大陆资料室”找。不料，
该资料室以“这是匪情资料，属于国家机密，不得外借”为由，竟不让进去查阅。后来只
得请他们自己写了。这种情形，要直到开放大陆探亲，我们直接到大陆买了书，自己带回
来，就行了。虽然，刚刚开放大陆探亲的时候，机场入境处还是有认真在查看你是否带了
禁书（如毛泽东思想之类的），但因带的人太多，而我当时已经在报社工作，就有理由带
多一点书了。
然而在七、八○年代，禁书只能自己找了。
除了图书馆、旧书店，重庆南路也是另一个管道。有一家书店位在地下室，表面卖学术书
，但在柜台后面另有一个书柜子，藏着一些国外进口的新左派书籍。马库塞、鲁卡其、阿
杜塞、托洛斯基等人的著作，就是在那里找到的。
所幸，科技进步迅速，影印机的时代来临了。朋友间不断互相借阅，影印，竟成为知识传
播最快的方法，谁都禁止不了。
有一次，我在辅大图书馆逛呀逛的，实在没什么书可借，忽然在一处极低的角落里，看到
“CAPITAL”的大字。三大册的精装本，书非常老旧，仿佛被摆在角落里一百年了。我心
想，不会是他吧？拿出来一看，竟真的是马克思的三大卷《资本论》！心中狂喜，实在无
法言喻。但又担心，这书，是不是情治单位留下的陷阱？我这是不是自投罗网？
然而反复观看了很久，我还是无法放下。再看这书确实无人借阅，而且看起来像是有人把
自己的藏书，全部送给了图书馆，图书馆不小心，或者不知敏感，才放进来的。当下，就
借了出来。然而我还是非常担心图书馆会因为我借阅，而发觉了这本书。为此我决定立即
拿去影印。
为了怕在学校附近影印会被发觉，我还特地跑去台大附近，东逛西找，才找到巷子里一家
不起眼的店，看店的小姐还年轻，似乎不是读书人，我希望她不会注意到这一本书是马克
思的著作，最好她根本不知道马克思。
当时还没有双面影印，资本论第一卷印起来，竟成了五册，有如连载武侠小说。我不管三
七二十一，决定当它是“九阴真经”，回家好好练功。于是一字一字的查字典，逐句逐句
的努力啃。然而，无论英文单字怎么查，文字似乎可以通了，但内容还是不了解。第一卷
的第一册就卡住了。这《资本论》果然是“九阴真经”，没有一点内力和武学根基，真的
行不通。
开始印禁书
在那禁忌的年代，马克思、列宁等名字是禁忌，连许多姓马的都遭殃。传说陈映真被逮捕
的时候，侦讯人员就问他：你家里为什么有马克吐温的书？
“啊？”被问者茫然了。
“那马克吐温不是马克思的弟弟，不然是什么？都是马克什么的。这代表你思想根本左倾
。还不赶快招认？”
此外，还有人从国外带回来马克思．韦伯的书，在机场也被查扣了。原因是：他怎么也叫
马克思？
机场当然是一个进口书的管道。英文书还好，有些新左派的书，负责把关的人不求知，当
然不知道。于是陆续有些新书带进来。但中文书，尤其是三、四十年代的文学书，就很难
带了。于是我们有朋友想了不少怪招，让香港的侨生带回来。例如，把原书的封面给撕下
来，再买一本琼瑶的书盖上去当封面。机场不查内容，就这样朦混过关。那时，曹禺的剧
本、艾青的诗集、沈从文的自传，都是这样“表里不一”给带进来的。
我手头上有一本封面是“死亡与童女之舞”，还是詹宏志翻译的，内容却是曹禺的剧本。
詹宏志大约没料到，当年他的封面也被我们“利用”过。
因为是禁忌，得来特别困难，我们也读得特别起劲，有如在练功。仿佛拥有秘笈，再加上
苦练，终有一天要练就一身绝技。
看禁书与玩禁忌的爱情一样，是会上瘾的。你愈是要查禁，我愈是要看。而且愈
禁愈要偷偷摸摸，愈偷偷摸摸，愈是有趣。
现在回想，才知道影响自己最多的，可能不是那些学校规定的书，也不是正经八百的书，
而是禁书。没办法，禁忌之爱，永远有致命的吸引力。
由于大学生爱看禁书，买的人多起来，于是就有人开始偷偷翻印禁书。最初是台大附近传
出有人翻印外文书，后来政大那边也传出三○年代的文学选集，如鲁迅小说选、冰心、丁
玲等作品。那年代的学生较贫穷，在学校卖书可以赚一点外快，许多学生本来是帮正常出
版社卖一些上课参考书，后来就干脆卖起了禁书，而利润似乎更大。
朋友之中有脑筋灵光的，动起了翻印好书，兼赚外快的想法。最初是找了一家名不见经传
的小出版社“全国出版社”，老板是一个面貌忠厚的人，知识上不是太灵光，但人很好相
处。至于出什么书，大家一片热血、热烈讨论后，决定以思想经典为主，第一批翻印的是
大陆时期出版的书，张佛泉的《自由与人权》，以及卡西勒的《国家论》，还有一本是新
书，林毓生的英文著作《儒学的危机》。
我只记得大家拿到新书的刹那，兴奋莫名，有一种干“地下革命”的快感。后来还有人建
议海耶克的书，但似乎是老板对我们要出的某些书有意见，大家失望之余，就少见面了。
至于书卖得怎么样，谁也不知道。
朋友中还有比较大胆的，就动起了自己印书的念头。反正印三、四十年代的书，不必版权
，而且似乎政大那边印了也没事，何不自己来。至于出版社也不必管了，随便挂一个“中
国现代文学史资料”之类的，书就自己在校园发行，各校的学生朋友互相帮忙卖一卖就是
了。
那时，路寒袖首先印了钱钟书的《谈艺录》，后来又印《鲁迅小说选》，为了怕敏感，改
名为《树人小说选》。此外，李疾有一阵子据说在学校赌博，输了许多钱，他想赚一点钱
还赌债，就去找诗人施善继借了《新诗三十年》。那书本是香港出版的，道林纸张印刷，
精美无比。李疾拿去直接制版印刷，换个封面，以平装本出现，倒也有模有样。但他本不
是善于经营的人，对朋友又慷慨，朋友大家都收到了书，但钱似乎没收回来。他赔了不少
。蒋勋知道以后，还非常义气的拿了一笔钱给他。我们都笑说：“蒋勋是用助印善书的心
情，来助印哩！”
台静农与鲁迅
由于看了不少三、四十年代的禁书，我才知道白色恐怖时期，政府是如何用查禁书刊来进
行思想控制。台中省立图书馆里清查书籍只是一个部份。对民间阅读的控制，也毫不放松
。连读禁书，都可能犯罪。
我的长辈李明儒先生，是在一九四六年的时候，政府为了平抚二二八事件后民众的不满情
绪，想改变政府只有派大兵来欺压民众的形象，而招募来台的年轻知识份子。他先是到花
莲教书，后来回台北。一九五○年代，他因为爱好文学，向一位台湾的年轻人推荐了三、
四十年代的文学作品，还借给他阅读。不料这个家伙在白色恐怖时期，竟将借书一事，当
成思想有问题，向当局密告。
李明儒被逮捕，却怎么样也查不出他和共产党组织有什么牵连，没有判罪的名义，最后竟
送绿岛感训三年。三年后，他还是没有“悔悟”，又继续感训。三年过去之后，还是没有
“悔悟”，继续感训。直到两年后遇到特赦，才给释放了。他坐了八年的牢，竟没有任何
一个罪名。
大约一九八三年左右，《现代文学》复刊，因为朋友的推荐，我和白先勇见了面之后，成
为它的执行编辑。当时白先勇想做一期鲁迅百年专辑，而台大教授台静农先生早年与鲁迅
有过交往，被鲁迅视为入室弟子，因而由我去采访他。
从许多人的口中，我大约知道了台静农与许寿裳都曾是鲁迅的得意门生。当年他们先是到
厦门谋教职，但似乎不顺利。台湾光复后，又一起来台湾大学教书。却不料许寿裳先死非
命（公布的资料是被暴徒所杀，但知识界的许多人认为是极右翼的特务所为），台静农先
生就沉默下来了。一九五○年之后，台静农老师几乎绝口不再谈三、四十年代的文学，也
从不谈和鲁迅的交往，只是以古文、书法自遣情怀，于中国文学史、书法一事，卓然自成
一家。
我的任务是：让这一位老先生愿意开口说话，重新说一说和鲁迅的交往。许多人都说不可
能，因为他已沉默了一生。但我总想试一试。
见面之前，我准备了翻印的鲁迅小说《呐喊》和《徬徨》，灰色的封面上是鲁迅面容的木
刻版画。简单的线条，刚毅的面容，坚定而悲悯的眼神，往往让我想起鲁迅写小说当时，
那个无知、荒谬、悲哀而又战乱的家国。
那是一个秋天的下午。台静农老师住温州街台大教授宿舍，前有小小的院子，日式的平房
，他起身迎了客人，就坐回他堆满书籍、画册、字画、毛笔与墨香的书桌前，一张大大的
，有些破旧的老藤椅上。秋天的阳光从窗外射落下来，光影错落，映着泛黄的墨香。
我看着他灰白的头发，壮硕而微微龙钟的躯体，想到这个生命的青春时代，曾和鲁迅在四
十年代的中国文坛，一起奋战，写下那些写实而动人的小说，让鲁迅怀抱了多大的期望，
如今却坐在这里，用大寂寞和大孤独的心，在古老的书道艺术中，一个字一个字，书写无
人可以了解的心事。
他用眼角的余光看着我，温厚的微笑着。我从书包里拿出鲁迅的两本小说，说：“这是台
湾新出来的鲁迅小说。台湾查禁很久了，现在是一些人偷偷翻印出来，不知道您有没有看
过？”
“没看过。看看吧！”
我递上了书。他默默戴上眼镜，拿著书，微微倾斜身体，就著下午的日光，无声的端详著
。然而，他并不翻动书本，也不动身体，只是看着封面上的木刻版画，鲁迅的像。
许久许久，他没有作声。我不敢惊动，只是默默陪他坐着。不知道是不是下午的光慢慢的
斜了，透过树影，照在书桌、地板的书籍上，反光映着他的脸，光线竟有点明亮起来。他
的眼神，片刻也未曾移动，只老花眼镜上的余光，在反光中，微微发亮。
不知过了多久，他恍惚转头看我一眼，又回头看着书，半晌，才仿佛自语的慢慢说：“有
点像，但也不是很像，似乎胖了点。他比较瘦。眼睛更有神......。”
然后他又沉默了。
我问他，有多久没看过鲁迅的小说集了？
“很久了。”他说。
不知道是不是被他记忆的深远给镇住了，我没能请动他写鲁迅的回忆，也没能请他谈一谈
和鲁迅的交往。我仿佛怕打扰他自己和鲁迅的对话一般，慢慢沈静下来。
多年后，我在鲁迅的日记中，读到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鲁迅致王志之的信里，写
著：“静农事，殊出意外，不知何故？其妇孺今在何处？倘有所知希示知。此间报载有教
授及学生多人被捕，但无姓名。”
当时王志之是北京第一师范大学国文系的学生，《文学杂志》的编辑。台静农是于十二月
十二日被捕的，当时的报纸是指上海《申报》，报导了“北平警探非法逮捕监禁各教授学
生许德珩等多人，至今未释。”
鲁迅不只为台静农忧，更为他的妇孺忧。
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营救下，台静农等教授学生不久获释。一个多月后，鲁迅致台
静农一信：
云封高岫护将军，霆击寒村灭下民，依旧不如租界好，打牌声里又新春。
申年元旦开笔大吉并祝
静农兄无咎
迅 顿首（一月二十六日）
诗中写的是当时军阀拥护在上的大将军（似乎暗喻蒋介石），军阀如雷霆般荼毒学生教授
，灭亡下民；唯有租界，竟如无事一般，依旧打牌过日子，仿佛两个世界。鲁迅用他特有
的反讽与悲愤，比喻台静农被逮捕一事，却又淡然的说：“开笔大吉”并祝他“无咎”，
言下不无勉励他要继续好好写作的意思。只是他出之以淡淡的口吻，两人间的情谊和默契
，信任和期许，尽在不言中。
后来，台静农南下厦门谋教职，几度碰到困难，曾和鲁迅讨论过。鲁迅也是同意的。之后
，鲁迅有意提倡版画，大量收集中国传统的拓片，台静农也尽心的各处收集，寄给他。两
人间的交往，只是这样一种知识的，信念的相通。
直到翻遍了鲁迅全集中，给台静农的信，我才了解台静农先生对我说的，他和鲁迅的交往
没有什么故事可以说的，只是一种“淡淡的君子之交”。当时我还半信半疑，总以为他是
有意的沉默，不愿意重回记忆的痛处。然而，读了鲁迅的信，我终于体会，这世界确实存
在这样的君子，这样的深情，这样的重义。
那时我才想起很遥远的那个下午，当台静农先生看着鲁迅小说集上的版画，恒久恒久的沈
默著，眼神定格，缓慢说出：“有点像，但也不是很像，似乎胖了点。他比较瘦。眼睛更
有神......。”
我无法遗忘那个下午，台静农老师沈静的眼睛，那儿曾闪动着我一生中见过的最遥远而动
人的光。
自己写禁书
或许是禁书看多了，终于有一天，自己也参与了写禁书的行列。
一九八一年，大学毕业不久，刚上研究所一年级，一个朋友参与了当时一本刚刚出刊就被
查禁的《进步》杂志。随后，林正杰、谢长廷、陈水扁、蓝妙龄四人首度以“党外新生代
”为标榜，参与了台北市议员选举。我们都参与了助选。
助选中，我认识了陈庭茂。当时旅美学人陈文成因曾资助过美丽岛杂志，回台湾被警总约
谈，后来竟陈尸台大校园的事件，轰动一时。陈文成的父亲陈庭茂也出来助选，控诉他儿
子死于谋杀。选举结束后，《深耕》杂志准备出一本陈文成记念集，总编辑林世昱找我写
陈文成的弟弟对哥哥被约谈前的回忆。
访谈过程相当长，我详细的记录了当时陈文成并无警总所谓的自杀倾向，而是充满希望，
而且警总在约谈前，已经跟监很久了。显然这是一次有预谋的行动，只是在约谈过程中，
很可能陈文成不合作，被警总刑求致死。我写了约八千字左右的稿子。文章当然署名他弟
弟的名字。
交稿那一天，林世昱看了许久，抽著菸，摸著额头，仿佛头痛无比，良久，才笑着说：“
稿子是写得很好。真的很好看。只是，嘿嘿，我得找他们一起看一看，要不要为这篇稿子
，和警总打一架。”
“他们”指的是许荣淑、尤清、林正杰等民意代表。开会那一天，林世昱把稿子影印多份
，发给他们当场看，以避免外流，并当场决定要不要删节，以避开敏感的情节。我坐在编
辑部外面，有如等候审判。
会议结束，林世昱出来了，他用一种男子汉的口气说：“好啦！大家决定为了你这一篇去
打一架了。”
为什么说“打一架”？因为当时的警总并无查扣“未出刊书本”的权利。依照出版法，得
等到杂志、书籍印刷装订好了，才算正式出版，如此才有查禁的权利。于是杂志、书籍出
刊时，他们往往守在印刷厂的门口，书根本还未出厂发行，就被查扣了。为了取回书，杂
志的工作人员就得守候在印刷厂，万一他们出现，就两边冲突起来，一起来抢书。甚至连
制好的版，都一起被查扣带走。而抢回来的少数几本书，就变成海内外的孤本。印刷厂门
口因此变成打一架的地方。问题是：谁去打比较可以让警总客气一点，不敢太嚣张。
《陈文成纪念文集》出来的时候，许荣淑、尤清、林正杰等人全部跑到印刷厂门口，严阵
以待，准备和警总抢书，并且通知了报社记者。但或许是因为陈文成的事件太敏感，引起
美国的注意，又或者大家的动作太大，准备冲突的行动太明显，警总没来，架没有打成，
但书还是查禁了。
当时许多党外杂志常被查禁，就演变出新的对应办法。总之，警总的人要的无非是向上级
交差，所以明的是在某一个印刷厂印刷，警总也照例大张旗鼓的去查扣。但私底下还有其
它印刷厂正秘密的印着。最后，杂志即使被查禁，但市面上还是可以看到。像重庆南路、
台大、政大、中南部等都有据点。卖禁书的书摊有一个习惯，记住常常来买禁书的熟面孔
，只要是熟人，都会拿出禁书，说：“今天有一本新来的，要不要？”然后从一大叠杂志
下面，抽出一本，偷偷秀给你看。如果你要，就立即迅速包起来。你根本还来不及看内容
，就买了。
由于市场需求太大，党外杂志销路大好。即使警总在印刷厂查扣了一批书，还是大有利润
。党外杂志与各种禁书应运而生。
从翻译的《宋家王朝》，到彭明敏的回忆录《自由的滋味》，从郭廷以《中国现代思想史
》，到三、四十年代的文学书，甚至连简明本的《资本论》都换一个名字如《政治经济学
》出现。台大新生南路上还有专门卖三、四十年代，或大陆翻印书的地点。那时候还没有
版权问题，翻印一本算一本。影响当时一代人的思想之深远，实难以估计。
而它所突破的思想禁忌，以及对戒严体制的冲击破坏，更是远在党外运动之上。应该说，
它是为党外运动作了思想上的准备。然而，情势非常明显，影印机、传真机的出现已经让
科技突破思想控制的硬件设备，而地下印刷厂、市场的需求、社会的需要、开放的讨论风
气、中产阶级的兴起等等，已经为这个思想的开放，准备好社会条件。当时的开放，其实
是整体台湾社会转变的开端。
禁书时代的约稿与编辑
写完陈文成的故事之后，林世昱曾希望我进去《深耕》当编辑。然而这时我暑假完成的报
导文学作品《矿坑里的黑灵魂》被另一个党外杂志《大地生活》采用，他们希望我进去当
编辑。
虽然《深耕》的薪水要比《大地生活》优渥很多，但我终于觉得写作报导文学比较适合自
己的兴趣，决定进入《大地生活》。
一九八○年代初，党外杂志一共有三个，康宁祥《八十年代》，由司马文武担任总编辑，
许荣淑的《深耕》，由林世昱总编辑；和《大地生活》杂志，由汪立峡任总编辑。每一本
杂志的编辑都不多，写作者也有限，主要是靠外面约来的稿子。
由于司马文武出身中国时报，有不少记者的人脉，《八十年代》的文章有不少是记者匿名
写的。戒严时期有一个特色，是记者知道许多内幕，但报纸上管制太严，无法刊登，于是
就有不少记者在外面写稿子。某些政府人事、权力斗争内幕、警总准备发动围剿某文化人
的内幕等等，都是靠着记者透露出来的。
《深耕》也有一些记者来写稿，但主要是由一些年轻人写的批判文字。《大地生活》则以
报导为主，当时正在如火如荼的搞老鼠会的调查报导，受害人的电话不断涌入。政府也被
迫展开调查。而它的作者以文化界的人居多。包括小说家陈映真、历史研究者王晓波等，
也是长期支持的作者。只是陈映真碍于自己曾是政治犯，名字太敏感，警总派有专人在监
视他，所以一律以笔名发表，每一期都要换一个笔名。
说起来很有趣，这些杂志当时都是被监听的，所以大家就养成一个习惯：约作者见面的时
候，都不说什么事，而只是说出来喝一杯咖啡。而记者更是敏感，一些有默契的记者如果
有稿子要交，会从公共电话打进来，也不说名字，你得从声音判断他是谁。他也不说什么
事，只是说：“你要吃的东西做好了。”
“啊？煮熟了吗？”有时候我会故意说著玩。
“是啊。你可以吃了。”对方笑起来。
“好啊。那我下午过去吃吧。”
这种游戏玩久了，似乎没出什么事，就会有疏忽的时候，一不小心把名字给讲出来了。如
果是这样，大家就开始聊些无谓的事，以示没有什么内情。但是如果碰到敏感的题目，写
作者一定会要求保密，以避免被追查。如果碰面，一定左顾右看，寻找有没有“抓扒仔”
（特务）在旁边跟监。
当然，周瑜开的紫藤庐是大家最常见面的地方，那里最安全。那时周瑜正着迷于茶叶，喜
欢和老龚（龚于尧）拼茶。二人分别往鹿谷、庐山一带，去寻找自己认为最好的茶。而有
些茶，山上的农民做得还不够精细，就带回来自己再加工一番，好让它的本质更好的发挥
出来。再把各自认为的好茶，泡出来拼一拼，看谁的好。
总之，从鼻子的香气、舌尖的气味、停留口中的温润、到喉韵如何，都非常讲究，一一品
评。我记得有一个下午，二人拼得不分胜负（大部份是不分胜负，谁也不服谁），连泡了
五、六种茶。我跟着品头论足，用尽各种文学形容词去描述口中的感官。他们拚命泡，我
拚命喝，最后竟喝到胃部虚空，两鬓发酸，全身无力，手部微麻，全身无法控制，身体有
如醉酒，意识竟清醒无比。他们说，这叫“茶醉”。是日，直到半夜，整个人都处于亢奋
状态，无法成眠。后来才知，“茶醉”唯有以酒来解，让极端敏感的神经放松下来。
当时办党外杂志既紧张压抑，大家偶而会喝酒取乐，放松一下。党外杂志也只有三个，都
是月刊，有时这个杂志出刊被禁，就请另一家庆祝，第三家作陪。三家轮流，倒也其乐融
融。有一段时间，大家喜欢上故宫对面山边的土鸡城，坐在野外亭子里喝酒吵闹，直喝到
半夜，还兀自闹酒。平时文质彬彬的司马文武有一次喝得大醉，和我各自站在板凳上，手
拿一整瓶啤酒，对着嘴巴直直倒进去，号称当场就干。然而图一时豪气，却喝得腹胀无比
，痛苦不堪。
当时大家皆自认英雄，天不怕地不怕，既已入了党外杂志，警总早已留下纪录，上了梁山
，就大口吃肉，大碗喝酒。众人习惯逞英雄，自称喝啤酒似乎不会醉，只是不断上厕所，
众人笑称那是“荼毒卵鸟”而已。
三十年政治犯的故事
《大地生活》的财务本就困难，办到第十期决定停刊。停刊前，立法委员苏秋镇第一个在
质询中指出：台湾现在还有二二八的政治犯，他们已经关了三十几年，该付出的代价也付
了，人也老了，政府为什么不释放他们？
当时政府的答复是：监狱里面没有二二八的政治犯，更没有关三十几年的政治犯。苏委员
搞错了。
这时，我们认识的作者中有一个徐代德先生，他是白色恐怖时期的老政治犯，客家人，平
日非常热心，大量阅读日文书刊，写作政治经济学的书，对我们这些后生晚辈特别照顾，
过年过节，就会和我们聚餐。他很快来见面，表示台湾确实没有二二八的政治犯，但有许
多监禁三十几年的政治犯，从青年关到老年，现在都垂垂老矣，他们还在狱中。他表示可
以安排一个人和我见面，接受采访。这个人在里面关了二十四年，对绿岛老政治犯的情况
非常熟悉，他可以开出有所有关了三十几年政治犯的名单。
那个人就是卢兆麟先生。他一个字一个字写下各每个政治犯的名字，也一一说明他们为什
么入狱，现在身体的状况如何。最后，在我的要求下，他给我一个老政治家属的住址，并
且先打过招呼，好让我去采访。
我还记得那地点在台中“一心豆干”附近的巷子里，一间破旧的平房。政治犯的母亲年纪
都非常大了，却只是用悲伤的口吻说：“啊，那时候，他在读中学，那么年轻，什么事都
不懂，喜欢打‘野球’（日语称棒球为“野球”），也喜欢读书。他只是和朋友一起读书
，就被抓走了。一抓走，就是三十几年啊！”
“我都老了，他也老了，却等不到他回来啊！我每一日都在这里拜拜，希望他早一日回来
......。”
我坐在她家的饭桌前，桌前正上方，供奉神明和祖先牌位。然而，祖先无言，神明无言。
这个政府还不承认的三十年政治犯，是母亲心中那个年轻的、爱读书的孩子。读书，居然
可以变成这样？
《大地生活》决定以这个当封面故事。黑色的封底，吴耀忠画的封面，以反白来呈现。
当时为了怕这一期杂志被查扣，我们特别保守秘密，送印刷厂前，特地影印了一份，送到
《八十年代》司马文武那里，万一我们被查扣，就由他们接力再刊登。
杂志出来后，没有在印刷厂被查扣，但果然被查禁，市面上还是偷偷卖。但拿到书的苏秋
镇公布名单，质询政府证据齐全，怎么会没有三十年政治犯？政府终于无可抵赖了，在往
后的一年多里，陆续分批释放政治犯。
阅读的开放时代
禁书的故事太多了，以后有机会再一一详述。此处打住吧。结束前，先说一段小故事。
古代书生上京赶考，往往寄宿在沿路的寺庙里。寺庙往往有庙会，那一天，附近千金小姐
就会来上香，于是在后花园和书生相遇了。他们只是这样见一面，竟一见钟情，爱得死去
活来。有些情不自禁的，还躲在寺庙的香案底下，当场“嘿咻”。想想看，外有烧香礼佛
，鼎沸人声，香案底下是何等灰尘满布，他们席地而卧，何等不浪漫，却可以身心升天，
当场相爱起来。这姑娘平日不出门，不知道性爱的危险，以为只要相爱就好。回家后，相
思一个多月，才发觉怀孕了。而书生已经上京赶考去了。于是就发生了诸般生离死别、还
魂离魂的故事。
以前读至此处，甚为不解。以为这样不浪漫的爱情，怎么会发生？后来才知道，古代禁忌
太多，千金姑娘未出过家门，所以一看到书生，就惊为天人，一下子爱得死去活来。如果
在开放社会，平日姑娘与书生常常见面，多一些认识和选择，就不会如此。
开放社会的好处就是如此，多了选择，少了禁忌；少了禁忌，就不会为了禁忌而爱。台湾
社会开放后，书多起来了。时报出版公司后来还出版了《资本论》外带导读。出书当时，
出版公司总经理郝明义还被老板要求说：“有事情，你要自己负责。”然而社会已开放，
并未出事，还大张旗鼓的开了新书发表会。这就表明了台湾社会的渐趋成熟。
看到新出版的《资本论》，我真的百感交集。想到当初在图书馆的厚厚灰尘里，找到英文
本《资本论》的时候，内心的喜悦和紧张，比幽会还刺激；我用无限的热情，当场借出来
，并立即骑上“火鸟”（当时机车的牌子）100cc 的摩托车，奔赴台大，东转西找的寻找
小小的影印店；有如向上天借知识、取火种般的秘密之爱，翻开字典，死命吞读起来，有
如欧阳峰偷偷练《九阴真经》......。
啊！那真是阅读的黄金时代。每一个字都是黄金，都是偷来的知识，偷来的火种，都是禁
忌的爱情，让你在午夜梦回时，还暗暗的再三回味。